在立法听证会、政府的政策报告乃至法庭的判决理由中，我们法律人常常会遇到一个熟悉的幽灵。

它以各种面目示人：“公共利益”、“社会整体福祉”、“国家安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幽灵，便是“功利主义”。

它的核心思想，由边沁、密尔等思想家精炼而成，听起来极其简单，甚至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温情：一个行为、一项法律或一种制度，其道德上的正当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为其影响范围内的所有人，带来最大化的幸福或效用总和。

简而言之，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这种思维方式，对现代社会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

它将法律从对抽象权利的形而上学思辨，拉回到了对现实社会后果的经验性考量。

一项政策好不好？

不要问它是否符合什么“天赋人权”，而去计算它给社会带来的利弊得失。

修建一条高速公路，虽然会征用少数人的土地，但如果它能极大地便利成千上万人的出行，促进经济发展，那么从“社会总效用”的角度看，这便是正当的。

禁止某种被认为“有害”的言论，虽然侵犯了个别人的表达自由，但如果它能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更大的福祉，那么这种限制也是可以接受的。

功利主义似乎为公共决策提供了一套科学、理性、可操作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

它将复杂的伦理问题，转化为一个看似可以计算的数学问题，从而为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强有力的“效率”与“民意”辩护。

然而，作为法律人，我们必须对这种看似科学的“幸福计算学”保持最深刻的警惕。

因为在这个精巧的计算公式背后，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理论缺陷和一个危险的伦理滑坡。

它不仅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更在实践中，为以“集体”之名侵犯“个人”权利，打开了最方便的大门。

幸福的度量衡：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功利主义的整个大厦，建立在一个脆弱不堪的基石之上，那就是：幸福（或效用）是可以被量化、可以进行人际比较，并且可以加总的。

让我们来审视这个前提。

幸福，是一种极其主观的、内在的个人体验。

我此刻的幸福感，来自于聆听一首巴赫的赋格；而你的幸福感，可能来自于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

我们能说我的幸福比你的幸福“多”2.3个单位吗？

我们能找到一个客观的“幸福度量衡”，来精确地测量和比较我们两人内心的感受吗？

答案是否定的。

经济学的“主观价值论”早已深刻地揭示，价值是主观的，不存在一个外在于行动者内心的客观价值尺度。

我愿意为一杯咖啡支付30元，而你只愿意支付10元，这仅仅反映了我们各自的偏好排序，我们无法从中得出“我从这杯咖啡中获得的效用是你的三倍”这样的结论。

“效用”仅仅是一个用于描述个人选择偏好顺序的序数概念，而非一个可以进行加减乘除的基数概念。

既然个人的幸福无法被精确量化，那么，将不同的人的幸福感进行“人际比较”，就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智识任务。

张三因拆迁获得100万补偿款所增加的幸福感，与李四因失去祖宅所减少的幸福感，这两者之间如何通约？

谁能说前者一定大于后者？

任何声称能够进行这种比较的人，实际上都只是将他自己的价值判断，伪装成了一次客观的计算。

如果人际比较尚且不可能，那么，将所有人的幸福值“加总”，得出一个所谓的“社会总效用”，就更是纯粹的理论幻觉了。

这个“社会总效用”的数字，就像皇帝的新衣，除了那些自欺欺人的“社会工程师”们，它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对应的实体。

因此，功利主义所承诺的那套“科学决策”框架，从其根基上就是不成立的。

所谓的“成本——收益”分析，在涉及不同个体的主观价值时，必然会蜕变为决策者（立法者或法官）个人偏好的专断。

他认为“经济发展”比“家园安宁”更重要，于是，前者的“效用”就被赋予了更高的权重。

他认为“社会稳定”比“表达自由”更重要，于是，后者的“损失”就可以被忽略不计。

最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悄然置换成了“最大权力者的最大偏好”。

权利的**“防火墙”：为何个人不能被牺牲****？**

功利主义在逻辑上的破产，还不是它最危险的地方。

它最危险之处，在于其内在的伦理结构，为牺牲少数、成全多数提供了理论上的通行证。

在功利主义的计算公式中，个体，不再是拥有神圣不可侵犯权利的主体，而仅仅是承载“效用”的容器。

每个人，都只是“社会总效用”这个大分母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分子。

只要能够让总和最大化，牺牲掉任何一个分子，在道德上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这个逻辑推演下去，会得出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

如果杀死一个健康的无辜者，用他的器官去拯救五个濒死的病人，能够带来“社会总效用”的净增加，那么，这种行为在功利主义的框架下，就是道德上“正确”的。

如果严刑拷打一个恐怖分子嫌疑人（哪怕他有可能是无辜的），能够获得防止一场大规模恐怖袭击的情报，从而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那么，酷刑就是正当的。

如果一个社会中，90%的人通过奴役另外10%的人，能够获得巨大的幸福感提升，且其总和超过了那10%的人的痛苦总和，那么，奴隶制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这些结论，与我们内心最基本的正义直觉——即罗尔斯所说的“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这正是“权利”理论的伟大之处。

它在功利主义的幸福计算面前，竖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火墙”。

它宣告，无论“社会总利益”有多大，都不能以侵犯个体的基本权利为代价。

权利，是功利计算的“边界”，而非其“变量”。

我的生命权、我的身体所有权、我的财产权，之所以不可侵犯，不是因为保护它们能够带来“好的社会后果”（虽然通常确实如此），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正义的构成性要素，是人之为人的逻辑前提。

它们是绝对的、边际的约束，任何试图以“集体”或“多数”之名来突破这道边界的行为，无论其动机多么高尚，都是不正义的。

一个法官，在审理一起案件时，他的首要职责，是查明事实，并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利。

他不是一个社会效益的计算者。

他不能因为判决被告赔偿会“导致其工厂破产，影响数百人就业”，就减免其侵权责任。

因为原告的财产权，不能为了“保就业”这个功利目标而被牺牲。

结语：法律人的抉择

在今天的法律实践中，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无处不在。

它常常以一种温和的、理性的、注重实效的面目出现，诱使我们将法律视为一种实现特定社会政策目标的管理工具。

这种倾向，在行政法、经济法、环境法等领域尤为明显。

我们当然不能完全无视法律的社会后果。

一个好的法律体系，客观上必然会促进社会的繁荣与合作。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一种本末倒置的危险：将“好的后果”作为评判法律正当性的最终标准，而不是将“尊重权利”作为法律不可动摇的根本前提。

因为一旦我们接受了前者，我们就等于默认了，权利是可以被权衡、被计算、被牺牲的。

我们就将自己从一个正义原则的守护者，降格为了一个社会利益的精算师。

而当多数人的喧嚣与当权者的意志，汇聚成不可抗拒的“公共利益”洪流时，我们手中将再也没有任何坚实的法理武器，去捍卫那个孤独的、可能不被理解的、但其权利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少数派”。

作为法律人，我们每天都在与“权利”打交道。

我们必须在内心深处，为这个我们赖以为生的核心概念，找到一个最坚实的锚点。

这个锚点，不应是浮动不定的“幸福总和”，而应是每一个个体那不容计算、不容牺牲的尊严与边界。

功利主义的幸福计算，是一个危险的幻觉。

它承诺给我们一个科学的决策天堂，最终却可能将我们引向一条以集体之名奴役个人的通途。

而我们法律人的使命，恰恰是站在那条道路的入口，手持个人权利的盾牌，对每一个试图用“最大多数人”的名义来碾压“每一个人”的企图，勇敢地说“不”。

因为法律的最高智慧，不在于如何计算幸福，而在于如何守护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