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携程因所谓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罚没51.79亿元。

此前，市场监管总局又起草了《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准备在重要商品现货交易场所、行业协会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文件说，这是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力抓手，要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紧接着，又有强化电子计价秤监管的征求意见稿。与此同时，价格执法、产能调控、平台补贴、超低价竞标、低价竞争，也越来越频繁地进入监管话语。

价格高了，要防止企业损害消费者。

价格低了，要整治“内卷式”竞争。

平台补贴多了，要防止恶性价格战。

企业规模大了，要防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企业要是合并，又要经过经营者集中审查。

如果高价不对，低价也不对；独立经营有问题，合并经营也有问题；赚钱太多值得怀疑，亏本抢市场同样值得怀疑，那么企业到底应该怎么做？

答案似乎只剩下一个：不要先猜消费者喜欢什么，要先猜监管者认为多少价格才算“合理”。

监管总局，你的动作真的有点多了。

01、价格不是监管者批准出来的

很多人把价格理解成商家贴在商品上的一个数字。既然只是一个数字，当然可以由专家研究、行业协会协商，再由监管者纠正。

但价格根本不是这样形成的。

价格是交易的结果。消费者认为一件商品带来的满足，大于自己付出去的钱，才会购买；经营者认为收到的钱，比继续持有商品更有价值，才会出售。双方对同一件商品的价值判断并不相同，交易才会发生。

因此，价格首先来自人的主观判断。

不存在一个脱离具体消费者、具体时间和具体环境的“合理价格”。

监管者可以收集成本、利润率和行业均价，却无法进入消费者的大脑，知道每个人此刻愿意为一件商品放弃什么。会计报表可以记录过去花了多少钱，却不能决定消费者今天应该出多少钱。

哈耶克解释价格机制时，强调的正是分散知识。供给发生变化，需求突然增加，某种原料变得稀缺，这些信息不需要先汇总到一个中心。价格变化会把信息传递给每一个参与者。

高价告诉消费者：这种东西更稀缺，请节约使用，或者寻找替代品。它也告诉生产者：这里可能存在利润，可以增加供给。

低价告诉消费者：这种东西更充足了。它也告诉生产者：原来的生产方式可能效率太低，应当降低成本、调整方向，或者退出市场。

价格不是需要被监管的噪声。价格就是市场协调亿万人行动的语言。

监管者一旦认为自己有权决定什么叫“优质优价”，实际上就是在说：消费者的判断不够好，我替你判断什么质量值得什么价格。

可如果消费者喜欢便宜货呢？如果有人愿意牺牲包装、品牌和服务，只换取更低价格呢？如果一个刚进入市场的小企业，只能靠低价获得第一批客户呢？

难道这些选择也需要批准？

02、高价和低价，都是不可缺少的信号

人们通常能够理解限制高价的问题，却很少警惕限制低价。

最高限价会制造短缺。价格被压在市场出清水平以下，消费者愿意买得更多，生产者却不愿意提供那么多。排队、配给、搭售、质量下降和黑市价格随之出现。

但现在更值得警惕的，是对低价的敌意。

一说低价，马上就有人想到“内卷”“恶性竞争”“扰乱市场秩序”。好像企业之间不应该拼价格，而应该保持体面利润，一起走向所谓“优质优价”。

问题是，谁最不喜欢低价竞争？

通常不是消费者，而是现有企业。

对消费者来说，同样的商品从一百元降到八十元，就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对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来说，这却意味着利润下降，甚至被迫退出。

企业当然会把自己的困难描述成行业困难，把自己的利润描述成产业安全，把竞争对手的低价描述成恶性竞争。它们最希望出现一个外部力量，要求大家不要再降了。

于是，维护竞争的监管，很容易变成维护竞争者。

竞争与竞争者不是一回事。

竞争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不保证任何一家企业活下去。谁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谁就获得收入；谁判断错误、成本太高，谁就承担亏损。企业退出不是竞争失败，而是竞争发挥作用。

有人会说，低于成本销售怎么办？

先别急着把“低于成本”当成一个简单事实。企业降价可能是为了获得用户、清理库存、形成网络效应，也可能因为停产成本更高。成本不是监管者看一眼报表就能确定的常数，今天的亏损也可能是企业家对未来收益的下注。

只要没有使用税收补贴、行政特权和强制取得的廉价信贷，只要亏损由投资者自己的资本承担，企业愿意降价到多少，是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事情。

判断正确，企业获得未来利润；判断错误，投资者损失资本。责任非常清楚。

监管者禁止它降价，判断错误却不会破产。成本由消费者承担，责任却无人承担。

03、价格监督员，最可能监督谁

这次征求意见提出，要探索在重要商品现货交易场所和行业协会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

听上去很有社会参与感。

但行业协会是什么？它主要由行业里的现有经营者组成。让现有经营者参与监督价格竞争，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企业乱降价，而是竞争者借监管之手阻止竞争。

一家企业发现了更便宜的原料、更高效的工艺，或者愿意暂时牺牲利润开拓市场。消费者很高兴，同行却不高兴。过去，同行只能降低成本、改进产品或者退出。现在，它多了一个选择：举报对方价格不合理，要求调查成本，质疑低价竞争。

这会把企业家的注意力从消费者身上移开。

过去，企业每天研究的是：怎样让客户愿意付钱？

以后，企业可能先研究：什么价格不会触发监督？怎样证明自己的利润合理？怎样让行业协会认为自己没有破坏秩序？

企业竞争的对象，就从消费者变成了监管规则。

罗斯巴德在分析政府干预时反复指出，许多以限制垄断为名的措施，最后反而会推动卡特尔化。因为真正稳定价格、限制产量、阻止后来者进入的力量，往往不是自由市场，而是行政规则。

自由市场上的价格联盟很不稳定。任何成员都想偷偷降价，多卖一点；任何外部企业都可能用更低价格进入。只有当强制力帮助现有企业维持所谓合理价格时，卡特尔才真正获得稳定。

所以，价格监督员制度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多了几个工作人员，而是给了既有企业一种新武器：把竞争失败翻译成监管问题。

04、真正的降价，来自储蓄和资本积累

很多人希望商品便宜，却不知道商品为什么能够越来越便宜。

低价不是开会开出来的，也不是监管文件规定出来的。

真正可持续的降价，来自生产效率提高。而生产效率提高，依赖资本积累。

什么是资本积累？

一个人生产出来以后，没有把全部收入立即消费掉，而是储蓄一部分。储蓄释放出土地、原料、劳动和时间，使企业能够建设厂房、购买机器、研发技术、培训员工、建立仓储和物流系统。

庞巴维克把这称为更迂回的生产方式。

一个人徒手捕鱼，当天就能吃到鱼，却只能抓到很少。另一个人忍住当天的消费，先花时间制作渔网和渔船，以后每天能够捕到更多鱼。渔网和渔船，就是资本品。

现代生产当然复杂得多，但逻辑完全一样。

一辆汽车价格下降，不是因为有人命令车企降价，而是因为背后有更高效的冲压设备、更成熟的电池工艺、更精细的供应链和更大规模的生产体系。

商品能够次日送达，也不是监管者提高了配送效率，而是企业提前投入仓库、车辆、信息系统和分拣设备。

资本越丰富，每个劳动者能够配合使用的工具越多，单位时间产量越高，平均成本才可能下降。企业之间再通过竞争，把成本下降转化成更低价格、更高质量和更好的服务。

这里的顺序非常重要。

先有生产，才有消费。

先有储蓄，才有投资。

先有资本积累，才有劳动生产率提高。

先有竞争，生产效率提高的成果才会让渡给消费者。

跳过储蓄和资本积累，只靠行政力量要求“优质优价”，无非是希望还没有制作渔网，就先分到更多的鱼。

这不叫经济发展。这叫把愿望当成生产。

05、监管越多，资本积累越慢

监管文件不会直接从工厂里搬走一台机器，但它会改变企业家的行动。

罚款、税收、合规成本和政策不确定性，都会减少企业可支配的留存收益，也会降低企业长期投资的意愿。

携程被罚没51.79亿元，这笔钱并没有在物理意义上消失。它发生了转移。但对携程以及观察这件事的其他企业家来说，信号非常明确：企业做大以后，过去赖以成功的交易安排，可能在事后被重新认定；销售额越大，处罚基数越高。

企业会如何反应？

它会增加法务、合规和公共关系支出，减少无法预测政策风险的长期投资；会更谨慎地推出补贴和新商业模式；会把更多时间用于研究文件，而不是研究消费者。

这些支出没有增加商品和服务供给。更多合规人员不会让酒店多一间客房，更多价格检查也不会让工厂多生产一块电池。

更严重的是时间偏好变化。

资本积累需要长期稳定的产权预期。投资人必须相信，今天放弃消费、投入企业的资本，未来获得收益时仍然由自己支配。如果成功越大，受到干预和罚没的概率越高，企业家就会提高时间偏好：少做长期投资，早点分配利润，减少冒险，控制规模。

资本积累速度由此下降。

资本积累慢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慢，商品降价自然也更慢。监管部门口口声声保护消费者，最后却减少了消费者未来能够购买的商品。

米塞斯把这种过程称为干预主义的连锁反应。

一次干预造成新的问题，再以新问题为理由增加下一次干预。先用补贴、信贷和产业政策推动产能扩张，出现过剩以后，不是取消原来的干预，而是开始限制低价、调控产能；限制竞争导致价格上涨，又说消费者权益需要保护，于是增加价格监督；合规成本挤走小企业，行业集中度提高，又开始反垄断。

每一步都声称在纠正上一步的后果，却从来不愿回到起点：把权力退出去。

06、阻止竞争，受损的一定是消费者

所谓消费者权益，经常被用来支持更多监管。

但消费者最重要的权利，不是得到监管者认可的商品，而是选择。

他可以选择便宜但服务少的商品，也可以选择价格更高的品牌；可以使用携程，也可以直接向酒店预订。消费者的主观价值判断，不需要专家纠正。

米塞斯说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者具有主权，不是因为消费者永远聪明，而是因为企业家的收入最终取决于消费者是否购买。消费者每天用手中的货币投票。企业今天成功，不代表明天仍然成功；只要消费者改变选择，资本就会转向。

竞争越充分，消费者的投票越有效。

大型企业服务不好，新企业可以进入；价格太高，竞争者可以降价；质量太差，品牌会失去信誉；平台抽成太多，商家和消费者会寻找替代渠道。

反过来，监管越细，进入市场的固定成本越高。大企业有法务部门、合规团队和行业协会席位，小企业没有。每增加一张表、一项认证、一次成本调查，都是在提高后来者的门槛。

最后，大企业没有被监管消灭，竞争者却先被监管挡在门外。

然后，人们看见行业里只剩几家大公司，又要求加强反垄断。监管制造集中，再以集中证明监管必要。这是一个完美的自我扩张循环。

真正保护消费者的，不是一个永远正确的监管者，而是让消费者拥有足够多的替代选择。

没有选择，投诉电话再多也只是安慰。

有充分竞争，消费者甚至不需要争论。他只要把钱付给另一家企业。

07、欺诈要追责，竞争不要管

有人一定会问：难道缺斤短两也不管？虚假促销也不管？企业违反合同也不管？

当然不是。

缺斤短两是欺诈。标明一公斤却只交付八百克，就是拿走了消费者的财产。隐瞒收费、伪造信息、违反合同，同样侵害了具体权利人的财产。

处理这些问题，依据应当非常清楚：谁受到侵害，谁举证；侵害多少，返还多少；造成损失，赔偿损失。责任指向具体行为和具体受害者。

这叫保护产权。

但防止欺诈，与管理所有价格完全是两回事。

要求电子秤准确，不等于可以规定猪肉卖多少钱；要求平台披露真实费用，不等于可以限制平台补贴；要求企业履行合同，不等于可以替企业和消费者决定交易条件；惩罚暴力和欺诈，也不等于低价竞争需要取得许可。

监管最常见的扩张方式，就是从一个人人赞同的目标出发。

先说要打击缺斤短两，于是建立全链条监管；再说要防止低质低价，于是调查企业成本；再说要维护行业健康，于是限制补贴和价格战；最后，消费者能买什么、企业能卖多少钱，都进入监管范围。

边界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消失的。

因此，判断一项措施是否正当，不能只看它宣称保护谁，而要看它是否在恢复具体产权，还是在替自愿交易的双方作决定。

前者有清楚的受害者、证据和赔偿关系。后者只有“市场秩序”“行业健康”和“合理价格”之类无法验证的宏大概念。

08、把主权还给消费者

监管总局当然可以继续增加规则。

可以给价格配监督员，给企业做成本调查，给平台规定补贴边界，给行业设计“优质优价”。规则会越来越细，会议会越来越多，企业也会越来越合规。

但合规不等于创造价值。

消费者需要的不是一份更厚的监管文件，而是更便宜的商品、更多的选择和不断出现的新企业。

这些东西只能来自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自由竞争。

要真正降低价格，就不要惩罚资本积累，不要用税收和巨额罚没削弱企业的长期投资，不要用产业政策替企业家选择技术路线，也不要用“反内卷”保护高成本的落后产能。

要真正保护消费者，就放开市场准入，取消行政特权，停止限制正常降价和私人资本承担的促销补贴。让愿意冒险的企业自由进入，让判断错误的企业自由亏损，让效率低下的企业自由退出。

还要停止把消费者当成没有判断能力的巨婴。

消费者会犯错，企业家也会犯错。但市场的优势从来不是无人犯错，而是错误由作出判断的人承担，并能通过利润和亏损不断纠正。

监管者同样会犯错。区别在于，监管者判断错误，不会失去自己的资本。成本被分散给企业和消费者，失败却可以被解释成监管力度还不够。

这就是为什么竞争比监管更可靠。

竞争者会被消费者惩罚，监管者不会。

企业必须创造价值才能获得收入，监管部门不需要。

企业的权力止于消费者拒绝付款，监管权力却总想继续扩大自己的边界。

真正的市场秩序，不是所有企业都遵守同一个“合理价格”，而是每一个消费者都能自由选择，每一个企业家都能自由报价，每一个投资人都为自己的判断承担后果。

价格不需要一个主人。

消费者才是市场的主人。

监管总局，你的动作有点多了。

不妨少管一点价格，少替消费者作一点主，少帮助现有企业维持一点体面利润。

把主权还给消费者。

让竞争接管剩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