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学经济学的朋友，想更改左右的分类。

他们说，左应该叫作破坏权利，右应该叫作保护权利。

因为左右在中国有点糊涂，他们希望改变这个分类方式。

但，这是徒劳的。

左与右，只是一个分类方式，他不涉及到经济学，也不涉及到因果关系，他只是一个对于政治的分类方法。

这个分类方法源自于法国大革命时的议会坐席，坐在左边的是革命党，要推翻君权神权，打破旧制度，坐在右边的是保皇党，要保护君权和传统。

自此，延续至今。

这种分类方式，在米塞斯看来，有必要存在，他叫作理念类型，是用于历史研究的一种工具。

历史这门学科，主要讲述的是那些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事件。

这不像物理实验，你今天做一次，明天还能再做一次，而且只要条件相同，结果也会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在描述事件时，总是要告诉你：这事儿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谁参与其中。

举个例子，我们说"X教授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在他的实验室完成了某个实验"，这就是在说一个历史事件。

但物理学家不这么看。他会说：“嗨，管他是谁做的实验，在哪儿做的，什么时候做的，只要告诉我实验条件和步骤，我就能重复出相同的结果。”

物理学家想要的是普遍适用的法则，历史学家想要的是独特事件的细节。

但历史呢？历史研究的对象永远是人的行为。不管是凯撒过卢比孔河，还是拿破仑打滑铁卢，甚至是你昨天在超市买东西，都是人的行为。

历史学家要理解的就是，这些行为对当事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历史学家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总是需要一种方法把它们分门别类。比如我们说"明代官僚"、“工业革命”、“女权运动”，这些都是在做分类。

但历史学家的分类，不像动物学家那样明确（这是哺乳动物，那是爬行动物）。历史学家根据"意义的亲和性"来分类。

什么是意义的亲和性？

打个比方，就像你在朋友圈里，总能看出谁和谁志同道合，谁和谁臭味相投。不是因为他们长得像，而是因为他们的三观相似。历史学家就是这样，把那些在意义上相似的事物归为一类。

这种分类方法产生了"理念类型"。

理念类型是个什么玩意儿？它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特殊概念，用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现象。

这就像你说"渣男"这个词。你能给渣男下个精确定义吗？恐怕不行。你可以列举一些渣男的特征：出尔反尔、同时交往多个女友、借钱不还……但是，并不是所有渣男都必须具备这些特征。

可能有的渣男借女人的钱都按时还了，但在其他方面特别渣。

理念类型就是这样，它不像交换还是抢劫这样的概念那么明确（是否自愿）。

理念类型更像是我们在理解历史时的一个工具，一个帮助我们组织思维进行表达的框架。

想研究历史却不用理念类型？不可能。

就算你只研究拿破仑这一个人，你也得提到"指挥官"、“独裁者”、“革命领袖"这样的理念类型。研究法国大革命，你得提到"革命”、“旧政权解体”、“左右两派"这样的理念类型。

普通人也是如此。当我们讨论过去或未来的事件时，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使用理念类型。比如，当你说"中国新崛起了一批民营企业家"时，你就在使用"民营企业家"这个理念类型。

许多场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经济学用来表示某个行为学概念的名词，历史学家会用来表示某一理念类型。

于是，历史学家用同一个字眼，表示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打个比方，“企业家"这个词在经济学和经济史中的含义是不同的。

经济学中的"企业家"是一个被精确定义的理论概念，代表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特定功能——发现机会、整合资源、承担风险等。

这个概念适用于所有扮演这种角色的人，不管是大企业老板还是街头小贩，还是劳动者。

劳动者也要投入资源、学习技能，面对不确定的市场。

但历史学的"企业家"理念类型所涵盖的范围不同。历史学家在使用"企业家"这个词时，通常不会把擦鞋童、出租车司机、小商人、工人算在内，尽管他们也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

经济学对"企业家"的定理适用于所有企业家，无论时空背景和行业。

而历史学关于"企业家"理念类型的命题，则可能因时代、国家、行业等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

比如很少有人把胡雪岩叫企业家，更多叫他红顶商人。

经济学里一般化的企业家理念类型对历史研究用处不大。

历史学家更关心的是特定类型的企业家：杰佛逊时代的美国企业家、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重工业企业家、一战前的新英格兰纺织业企业家、巴黎的新教银行家、白手起家的企业家等等。

再比如，我们常见的两个理念类型：左翼政党（改革进步论者）和右翼政党（法西斯主义者）。

前者可能包括西方民主政体、某些拉美独裁政体和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政体；后者则包括意大利法西斯政体和德国纳粹政体。

这样的类型化是采用某一特定了解模式的结果。

这就像你可以按国家来分类足球队（巴西队、德国队、阿根廷队），也可以按大洲来分类（欧洲队、南美队、亚洲队）。

理念类型之所以让人头疼，是因为它既不同于科学中的概念，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分类。

自然科学的概念通常有明确的定义和界限。比如，在生物学中，哺乳动物的定义是清晰的：有乳腺、胎生、恒温等特征。如果一个生物符合这些特征，它就是哺乳动物；如果不符合，它就不是。

而理念类型则模糊得多。当我们说某人是"企业家”、“革命家"或"保守派"时，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列出必须具备的所有特征。

有些人可能只具备部分特征，但我们仍然会将他们归入这个类型。

但理念类型还是有必要存在，是因为历史研究需要某种简化的原则来处理繁杂的历史事实。

因此，左与右，只是一个理念类型，他不是经济学理论中的概念工具，他必然是模糊的、不清晰的、但却是有用的，可以用于历史的研究。

试图更改左与右的分类，更是没有必要的。

比如，一个要杀掉或赶走黑人、认为黑人就是低智商物种的政治主张者，这在政治史的分类中，就叫作右翼，而另一个允许黑人零元购、给予黑人种族特权的政治主张者，就叫作左翼。

二者都是错误的，并不是左就叫作对，右就叫作错。

你一定要更改这个分类，你说二者全是左派，那么，左右这一概念的价值就没有了，因为他是方便你去了解历史的分类工具，拿是否普遍侵犯权利的标准去看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派别，那么他们全都是左派。

哪个国家的哪一个政治派别，不主张侵犯普遍人的某一种权利呢？我找不到。

美国的民主党，要求征富人的税，不是侵犯普遍人的权利吗？美国的保守党史，不允许嫖娼赌博堕胎甚至街头饮酒，这不也是侵犯普遍人的权利吗？

如果你一定要建立一个自己的标准，你就废除了左右这一概念，而不是建立了新的左右概念。

在经济学理论上，本来就不需要左右这个概念，但你要研究历史，那么，你只能统率将历史上美国两党归一个类，就无法研究两类政治势力的争斗了。

最后，你还得分类，因为美国明明就是一百年来，两种人在争夺政权。即使你全部将他们归于左派了，你又得在左派里分类A左和B左两类。

更为重要的是，有些朋友，看到川普做了减税裁员去管制的一些行为，就试图将其划分到保护权利这一大类中来，但显然这种分类方式更是错误的。

这样分类，忽略了人的复杂性。对人的行为的分析，只能采取独立判断的方式，也就是关注一个行动，哪怕历史学也需要用这种方法去分析。

一个人完全可以主张减税去除某种管制，又同时主张另一种管制。人完全可以在一个问题上是正确的，但在另一个问题上是错误的。

那么，针对一个人的分类，就无法用对错的方式进行分类。因为他有做的，有做错的，你怎么可能用对错来分类呢？

这就是犯了整体主义的错误了。

我们只能说加关税，是错的，国内减税裁员是对的，美国政府继续增加支出是错的，增加国债是错的，而川普大概率与里根一样，一边减税，一边增加政府国债。

再进一步讲，你在中国或在一个小众领域搞了一个左右分类，只能带来混乱。

你跑去和美国人交流，他说要杀黑人的是左派，希特勒是左派，而对动物都要搞权利保护的也是左派，他们就懵逼了，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那他就要问你了，那要杀黑人的是什么派，要保护黑人的又是什么派？

这两类你怎么分？

为了研究和区分这两种主张的人，你又得分一下类，又得用上南派，北派这类的理念类型，那不是白分了么？

左右只是理念类型，他不是科学概念，他必然是边界较为模糊的。

想为他重新设定一个标准，是徒劳的。

世界范围内，左右两派的区分方式大致如下：

左，激进的、革命的，理性主义、世界的

以此来看马克思主义，当然是要激进革命，同时也理性主义（用资本论这种理性推导的结论指导革命——但理性主义并不必然正确，推理可能错误），也是世界的，比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右，保守的、维护等级，传统主义，国家的

以此来看共和党，维护传统家庭价值，反对堕胎，甚至多年反对同性恋，基于传统社会中勤劳致富传统反对福利反对高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

这也是法国大革命，革命党与保皇党区分的由来。

这时，你再看米莱，有时你分不清他是左右。

除了反对堕胎是接近于右翼，但他是激进的，革命的，是用理性主义思想（奥派无政资思想）来改造阿根廷的，他宣称要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是世界的，他对特权阶层的攻击，和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党并没有什么区别。

当然，国际上依然将他认定为右翼，包括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奥派的罗斯巴德就自认为是左派，因为他是激进的无政资主义者。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左与右》。

这就是左右这一概念模糊之处。

如果一个主张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要求禁止美女直播、管制卖淫嫖娼，不许年轻人玩游戏的人，走到美国去，他一定会被认定为右翼，而不是中国民间分类中的左翼。

左与右，虽然现在在民粹主义政治风潮下，有点混乱，但国际上大致的标准还是清晰的，这一分类标准还是可以用的，但毫无疑问，在中国是混乱的。

一些天天追求福利平等无比激进的民主派，却自称右派，这也是挺混乱的，老外过来绝对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