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聊一个天底下可能最重要，也最让我们每个人焦虑的问题——工资。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工资，到底是谁发的？

你可能会觉得这问题有点傻。

当然是我老板、我公司发的啊。

没错，每个月给你打钱的是公司账户。

但这只是最表层的答案。

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么简单的答案。

我们得顺着钱的来路，一层层往上追，直到找到那个最终决定你银行卡上数字大小的“幕后黑手”。

为什么非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脑子里被植入了一个非常强大、非常流行，但可能完全错误的“故事版本”。

这个故事版本你肯定不陌生，它大概是这样的：世界分为两个阵营，一边是勤劳的工人，一边是贪婪的资本家。

资本家为了利润最大化，会想尽一切办法压低工人的工资。

能给你多少钱呢？只给到你饿不死、还能继续给他干活、还能生下小工人继续被他剥削的最低水平。

这套理论，有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工资铁律”。

就像地心引力一样，工人的工资天然就得往“勉强糊口”这个地平线上掉。

你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从资本家牙缝里挤出来的。

你想要多拿一点？那就得斗争，得反抗。

你看，这个故事是不是特别有煽动性？它简单、清晰，还能瞬间帮你找到“敌人”，让你所有的不如意都有了一个发泄的出口。

这个故事太流行了，以至于我们很多人，不管嘴上说不说，心里都默认了这个设定。

我们看到老板开豪车，心里会嘀咕一句：“哼，还不是剥削我们来的。

”我们觉得工作辛苦，收入不高，会下意识地觉得：“这个社会制度不公平。”

今天把这个流行的“神话”给解剖开，看看里面的构造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你的工资，并不由老板的“良心”决定

我们先来看“工资铁律”这个说法的漏洞。

它假设老板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定价。

今天他心情好，多给你点；明天他想换游艇了，就从你工资里扣。

这可能吗？

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里，这绝无可能。

为什么？因为老板们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是竞争关系。

打个比方。

假设现在市场上，一个熟练的程序员，他的“市场价”是每个月2万块。

什么叫市场价？就是他跳槽到任何一家差不多的公司，都能拿到这个数。

这时候，有个“黑心”老板，就想实践“工资铁律”，说：“我只给你8千，只够你付房租、吃饱饭，爱干不干！”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这个程序员，只要脑子没进水，他会立马打开招聘软件，不出三天，就会被另一个老板用2万的薪水挖走。

那个“黑心”老板，最后的结果就是根本招不到人，或者只能招到市场上水平只值8千的人。

他的公司，因为缺少人才，产品越做越差，最后被那些愿意出市场价招揽人才的公司给活活挤死。

亚当·斯密也曾说过，雇主之间好像有一种“永恒的合谋”来压低工资。

但这种“合谋”要想成功，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彻底封闭新玩家进入的通道。

也就是说，只有我们这几个老家伙能当老板，你们谁也别想进来开公司。

但这在现代市场经济里，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要开公司不需要什么“特许经营权”，那么，一旦现有工资水平低于了它应有的市场价值，就一定会有一个“聪明人”发现这里的套利机会。

他会想：“嘿，张三只给程序员8千，但这个程序员明明能创造2万的价值。

我把他用1.8万挖过来，我还能赚2千的差价！”于是，他开了一家新公司，高高兴兴地去“搅局”了。

这种“搅局者”一多，所谓“压低工资的合谋”就土崩瓦解了。

工资水平，就会被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回到它应有的高度。

所以，第一个认知来了：决定你工资下限的，不是老板的“黑心”，而是市场上其他老板的“挖墙脚”。

你的老板之所以不敢给你太低的工资，不是因为他有多善良，而是因为他害怕你被他的竞争对手用更高的价格给“买”走。

你的安全感，恰恰来自于老板们之间的相互厮杀。

二）工资的“锚”，是你的“边际生产力”

好，既然工资不是老板随便定的，那它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叫“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别被这名词吓着，我给你翻译成大白话。

什么叫“边际生产力”？就是“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里的那个“多”和“少”的价值。

再举个例子。

一个装修队，本来有5个工人，一天能贴100平米的瓷砖。

现在，老板多雇了你一个，你们6个人一天能贴115平米了。

那么，你来了之后，整个团队的产出增加了15平米。

这15平米瓷砖所对应的市场价值（扣掉材料成本），就是你的“边际生产力”。

老板愿意付给你的最高工资，就不会超过这15平米瓷砖的价值。

再高，他就亏本了。

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它颠覆了我们一个常见的误解——我们总觉得，工资应该和“辛苦”程度挂钩。

我天天996，我加班最多，我最累，所以我的工资就应该最高。

但“边际生产力”这个概念告诉我们，对不起，市场不看你的辛苦，只看你的产出。

一个顶级的软件架构师，可能每天就工作6个小时，喝着咖啡就把核心代码写了。

而一个初级程序员，可能天天熬夜到凌晨2点，疯狂“搬砖”。

但前者的工资可能是后者的十倍。

为什么？因为那个架构师的有无，决定了这个项目是值1个亿还是只值1千万；而那个初级程序员的有无，可能只影响项目进度提前或推后了几天。

他们的“边际生产力”，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所以，你看，我们抱怨“干的活最多，拿的钱最少”，这在情感上完全可以理解，但在经济逻辑上，可能就找错了抱怨的对象。

市场是一个冷冰冰的价值评估器，它不管你流了多少汗，只问你创造了多少“边际价值”。

三）提高工资的方法是提高“人均资本”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工资的锚是“边际生产力”。

那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提高所有人的“边际生产力”呢？难道要我们每个人都变成天才吗？这不现实。

决定整个社会工资水平的，不是工人的斗争，也不是企业家的善心，而是这个社会里“人均资本拥有量”的水平。

什么叫“人均资本拥有量”？听着又玄乎了。

别急，我们还是打比方。

想象一下100年前的码头工人，他唯一的“资本”可能就是一副扁担和自己的力气。

他一天能扛多少包货？这个产出是有极限的。

他的“边际生产力”就很低。

再看今天的码头工人。

他可能坐在一个巨大的起重机里，吹着空调，按几个按钮，一分钟就能吊起几十吨的集装箱。

他的产出，是百年前那个工人的几百倍、几千倍。

你说，他的工资能和百年前那个工人一样吗？肯定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是因为今天的工人比百年前的更强壮、更聪明吗？不是。

是因为他能支配的“资本品”——那台巨大的起重机——比一百年前的扁担，威力大太多了。

这台起重机，就是“资本”。

整个社会的工厂、机器、电脑、软件、专利、生产线……所有这些能帮助我们提高生产效率的东西，都是“资本”。

用这些资本的总量，除以这个社会里所有劳动者的数量，得出的就是“人均资本拥有量”。

这个“人均资本拥有量”，就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所有劳动者的“武力放大器”。

人还是那个人，但给他一把菜刀，和给他一挺机关枪，他的“战斗力”（边际生产力）是天壤之别。

所以，一个社会工资水平持续上涨的秘密，不在别处，就在于资本积累的速度，要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

也就是说，我们生产出来的机器、工具、厂房，要比新长出来需要工作的人，增加得更快。

这样，分到每个人头上的“装备”才会越来越好，大家的生产效率才会越来越高，工资的“水位”才会整体上涨。

美国一个制鞋厂的工人和亚洲某个落后国家手工鞋坊的工人，同样的时间，产量可能差几十倍。

这是因为美国工人更优秀吗？不是。

是因为美国工厂的生产设备更先进，也就是资本更密集。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戳破“剥削论”最核心的那个谎言。

它把资本和劳动放在了一个对立的位置，认为是“零和博弈”，资本家多赚一块，工人就少赚一块。

但真相是，资本和劳动，是“正和博弈”的合作关系。

资本家（或者说，企业家、投资者）省吃俭用，把钱存下来，不去消费，而是用来投资建厂、购买机器、研发新技术。

这些新增的“资本”，恰恰是提高所有劳动者“边际生产力”的燃料。

没有资本的积累，劳动者的生产力就只能停留在“扁担”的水平，工资也别想有实质性的增长。

所以，你看，一个讽刺的局面出现了：那些天天骂资本家“剥削”的人，他们之所以能享受到比父辈高得多的工资和生活水平，恰恰是因为他们所痛骂的“资本积累”过程，在过去几十年、上百年里，从未停止。

四）你的终极老板，是“消费者”

我们顺着逻辑链条再往前走一步。

老板为了在竞争中活下来，愿意按照你的“边际生产力”付你工资。

而你的“边际生产力”，又被你所能支配的“资本品”所放大。

那么，又一个终极问题来了：为什么你用这台起重机吊起来的那个集装箱，它就值钱呢？为什么你用那台电脑写出来的代码，它就值钱呢？

答案是：因为有“消费者”愿意为它买单。

企业家投资建厂、雇佣你来生产，这本质上是一场赌博。

他在赌什么？他在赌，他预估未来消费者会喜欢这个产品，并且愿意用一个比他的总成本（包括你的工资）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它。

如果他赌对了，消费者疯狂购买，他赚到了利润。

他会扩大生产，雇更多的人，甚至给你涨工资，因为你的劳动被证明是“有效”的，是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

如果他赌错了，产品造出来，没人买，堆在仓库里。

那他就会亏损，甚至破产。

你的工资可能就发不出来了，你也得另谋高就。

所以，你看，企业家和工人，其实是坐在一条船上的。

他们共同面对的，是汪洋大海上那个喜怒无常的“皇帝”——消费者。

消费者的每一次购买，都是在投票。

他们在用钱投票，告诉市场：“这个产品我喜欢，继续生产！”或者“这个东西是垃圾，赶紧倒闭！”

你的老板，充其量只是一个“二传手”。

他把消费者的需求，翻译成生产任务，再把消费者的付款，扣除各种成本后，以工资的形式，转发给你。

你真正的、终极的老板，是那千千万万个用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购买你参与生产的最终产品的陌生人。

这个视角，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心态转变。

我们不再会觉得，工作是在“伺候”老板，而是在“服务”消费者。

你的价值，最终是由广大的消费者来定义的。

所以，与其揣摩老板的心思，不如去理解市场的需求，理解消费者的痛点。

谁能更好地服务消费者，谁的“边际生产力”就越高，谁的工资自然就水涨船高。

五）总结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从“你的工资是谁给的”这个问题出发，层层递进，打破了四个关于工资的流行谬误：

第一，我们以为工资是老板定的，是基于“剥削”的。

但实际上，在一个竞争市场里，你的工资下限是由其他老板的“挖角”决定的，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第二，我们以为工资应该和辛苦程度挂钩。

但实际上，工资的锚是你为社会创造的“边际价值”，而不是你流了多少汗。

第三，我们以为提高工资要靠斗争。

但实际上，一个社会工资水平持续、普遍上涨的根本动力，是“人均资本拥有量”的提升。

资本积累不是劳动者的敌人，而是劳动者最好的朋友。

第四，我们以为是在为老板打工。

但实际上，你和老板都在为“消费者”这个终极裁判打工。

你的价值，最终由市场上的消费者用货币来投票确认。

理解了这四点，我们关于“工作”和“工资”的世界观，可能就要重新建立起来了。

我们不会再简单地陷入“剥削”与“被剥削”的二元对立情绪中，而是会从一个更宏大、更真实的市场协作网络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那么，接下来你可能会问：既然市场这么有效，那为什么历史上工人的工作条件那么差？那些一天工作16个小时的童工是怎么回事？工业革命难道不是一场灾难吗？还有，工会和政府的那些劳动法，难道一点用都没有吗？

你理解了决定工资的底层逻辑了吗。

被骗了二百年！工业革命下工人的悲惨，是真相吗？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市场经济里，是资本的积累和消费者的选择，共同推高了我们的工资水平。

这时候，肯定有朋友会举手反对了。

他会说：你说的这套理论，听起来很自洽，但解释不了历史啊！你去看看历史书，尤其是狄更斯的小说，恩格斯的调查，工业革命那会儿，英国的工人有多惨？住在贫民窟，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几岁的孩子都要去矿井里当童工。那样的生活，比被‘剥削’还惨吧？都说工业革命前是‘田园牧歌’，男耕女织，虽然不富裕，但至少有尊严、有自由。难道不是残酷的工厂制度，把这一切都毁了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它直接戳到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伤疤”。

我们今天对资本主义、对现代工业的很多负面看法，源头都来自于对“工业革命”那段历史的描绘。

甚至当代中国人，也经历过秦格斯（秦晖）的血汗工厂观点洗礼，将在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里打工的人，视为最为悲惨的一群人。

这个描绘的版本，我们太熟悉了：一群快乐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被邪恶的“圈地运动”和轰鸣的机器，赶进了如同地狱般的工厂，变成了工资的奴隶。

这个故事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我们今天一提到“资本”，脑子里浮现的还是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那个被机器异化、不停拧螺丝的小人物形象。

但是，关于工业革命，我们长期以来接受的那个“悲惨世界”的故事版本，根本不是事实的全貌，甚至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

今天，我们穿越回18、19世纪的英国，看看那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工业革命，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一个谜题：所谓“田园牧歌”的真相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工业革命“前夜”，那个被无数文人墨客描绘成“黄金时代”的英国乡村，到底是什么样子。

真的像我们想象中那样，人人有地种，有屋住，生活宁静而美好吗？我要用冰冷的事实告诉你们：完全不是。

工业革命前，英国的社会结构是僵化的。

最好的土地被贵族和地主占有，生产方式是几百年不变的传统农业。

城市的工商业呢？则被各种“行会”牢牢把持。你想当个木匠？对不起，得行会师傅点头，而且名额有限。

你想开个小作坊？对不起，可能需要国王的“特许状”。

整个社会，就像一潭死水，几乎没有给新人留下任何空间。

这时候，一个巨大的、无解的难题出现了——人口在不断增长。

这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标志，死亡率在下降，新生儿存活率在提高。

但是，对于那个僵化的社会来说，这简直是场灾难。

多出来的人口去哪里？土地没有增加，行会的岗位没有增加。

这些“多余”的人，就成了社会的“弃儿”。

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那些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一无所有的人。

他们无法进入农业，也无法进入手工业，只能在社会的边缘游荡。在丰收季节，他们能去农场打打短工，赚点糊口的钱。

一到冬天，就只能靠私人慈善和教会的救济过活，吃了上顿没下顿。

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皇家海军，战死的士兵有1512人，而同期病死或失踪的，高达13万多人！

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当时的年轻人，即便去参军，更大的可能性也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于军营里恶劣的卫生条件、残酷的惩罚和各种瘟疫。

所以，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根本不是什么“田园牧歌”。

它是一个被人口爆炸的压力绷到极限，内部充满着贫困、饥饿和绝望的社会。

大量的“过剩人口”像幽灵一样漂浮着，他们是潜在的乞丐、小偷、土匪和妓女。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

这就是我们故事的起点。记住这个背景，我们才能理解后面发生的一切。

第二个谜题：是谁把妇女和儿童“赶”进了工厂？

就在这个社会即将被“过剩人口”压垮的时候，一个“怪物”出现了——工厂。

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新技术，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

企业家们开始建立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

于是，那个流行的故事版本就登场了：无情的工厂主，像抓奴隶一样，把自由的农民、幸福的家庭主妇和天真烂漫的儿童，都抓进了暗无天日的工厂。

但我们要反问：工厂主有这个权力吗？他们是警察还是军队？能强迫任何人去工作吗？

答案是：不能。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出工资，雇佣那些“自愿”来工作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第一批进厂的工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自愿”走进那个在后世看来如同“地狱”的地方？

答案你可能已经猜到了。

他们，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过剩人口”。

是那些在传统社会结构里，已经无路可走，在饥饿边缘挣扎的人。

米塞斯说“如果说是工厂把家庭主妇们从育儿室和厨房，把儿童从他们的游戏中强拉出来，这是对事实的歪曲。此前，这些妇女实际上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因此难以填饱其稚子。这些儿童是在饥馑状态下生存的，他们唯一的避难所就是工厂。严格说来，是工厂解救了他们，工厂使他们免于成为饿殍。“

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停下来，默读三遍。

它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们脑子里那幅温情脉脉的“田园画”。

是饥饿，而不是工厂主的鞭子，把妇女和儿童“赶”进了工厂。

他们走进工厂，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活下去。工厂主提供的工资，在今天看来可能低得可怜，但在当时，这笔钱，是他们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赚不到的“救命钱”。

这就引出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一个核心误判：我们总是拿当时工人的生活，和“现在”我们的生活作比较。

一比，当然觉得惨不忍睹。工作14个小时，没有双休，住在拥挤的贫民窟，这日子怎么过？

但是，这种比较是耍流氓。

正确的比较对象，应该是当时的人，如果不进工厂，他们的“另一个选择”是什么。

那个选择，不是回到宁静的乡村继续当快乐的农民——那个世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了。

那个选择，是失业、是乞讨、是犯罪、是活活饿死。

所以，当时人们面临的选择题，不是“进工厂受苦”和“在田园享福”二选一。而是“进工厂虽然很苦但能活命”和“不进工厂就饿死”二选一。

这是一道残酷的单选题。

当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再去看历史，心态就完全不同了。

工厂，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瞬间，它不是一座监狱，而是一艘“诺亚方舟”。

虽然船上拥挤、肮脏、气味难闻，但它至少能让你在洪水滔天的时代，保住一条命。

同样，当时中国有八亿农民，联产承包制实施后，农民的积极性大增，但是土地的产出并不会随着人力的增加而增加，大量的农村人口要提高生活水平，最好的方式就是进城打工。

他们留在农村的状况是，几乎没有多少现金收入，打出来的粮食还要交公粮，没有什么可以与他人进行交换，更买不起工业制成消费品。

他们当时，最多也就是告别了饥饿。

而进入一个劳动密集型工厂，包吃包住，还有工资，可以存下钱，甚至可以有钱在老家改善居住条件，可以有钱给老人治病，给孩子交学费和多吃几块肉。

工厂的辛苦当然是真实的，但另一个选择——留在农村，却是远远不如工厂辛苦的成果的，因此，在当时，进入工厂要排大队，甚至要有同乡介绍。

不能加班的工厂反而被农民们抛弃，因为他们比谁都更渴望更多的收入，来改善家庭的贫困现状。

这样的工厂，对农民来说，是天使降临，而不是恶魔工厂。

秦格斯这种坐在书房里的人，永远不明白农民的另一个选择是更为血汗的农村。

三）第三个谜题：工厂到底在为谁生产？

好，现在我们知道了，工厂吸纳了“过剩人口”，给了他们活下去的机会。但故事到这里还没完。

工厂制度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施舍”了一口饭。它还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此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革。

这个变革就是：大规模生产，是“为大众服务”的。

你琢磨一下这句话的分量。

在工业革命之前，所谓的“工业”，也就是手工业，它主要是为谁服务的？是为少数富人服务的。

一个技艺高超的鞋匠，是给贵族老爷做定制皮靴的。一个顶级的裁缝，是给贵妇人做丝绸长裙的。

他们的生意好坏，完全取决于上流社会的消费能力。

普通老百姓，穿的可能是自己编的草鞋，或者祖传下来打满补丁的粗布衣服。他们，在市场上几乎是“隐形”的。

但是，工厂制度一出现，整个游戏规则就变了。

棉纺厂是工业革命最早期的典型代表。

你要知道，在当时，棉织品是“穷人乐”。

有钱人穿的是什么？是丝绸、是亚麻。

工厂主一开始就没打算和那些给贵族做衣服的裁缝抢生意。他们的目标客户，就是那些以前在市场上“隐形”的普通大众。

工厂的目的，就是用机器，把原来少数人才能享用的东西，变得足够便宜，让所有人都买得起。

这个逻辑一旦开启，就势不可挡。

鞋厂一开始也是为大众生产廉价的鞋子，富人还是去找鞋匠定制。成衣厂生产的，是给“普罗大众”穿的衣服，时髦的绅士淑女，还是会光顾高级裁缝店。

你看，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诞生了。

它的核心，不再是“伺候好少数有钱人”，而是“服务好海量的普通人”。

这个转变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因为它第一次，让“工人”这个阶级，同时拥有了双重身份。

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们辛苦工作生产出来的东西，扭头回到市场上，他们自己就是最主要的购买者。

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工厂主为了赚钱，就必须想办法把东西做得更便宜、更好，来满足大众的需求。

而工人们作为消费者，他们的每一次购买，都在为自己想要的生活投票。

当大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水涨船高时，那些原本只为富人生产的奢侈品，也慢慢开始被纳入大规模生产的轨道。

今天，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一切——汽车、手机、空调、满大街的快时尚品牌——本质上都是这个逻辑的产物。

是大规模生产，把曾经帝王将相才能享受的便利，变成了我们普通人的日常。

所以，第三个认知：工业革命最伟大的地方，不在于那些轰鸣的机器，而在于它从根本上扭转了生产的目的。

生产，第一次真正开始为“大众”服务。

而劳动者，也第一次从一个纯粹的“被支配者”，变成了手握货币选票、可以决定企业生死的“消费者主权”的拥有者。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也是如此。在大规模的农民进入工厂之前，中国的国营工厂生产的东西，是农民能买得起的么？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国营酒厂，这个酒是为大众生产的么？在七十年代，农民哪有钱喝酒？

而农民进入的所谓血汗工厂是什么厂？是电子厂，是服装厂，是鞋厂，这些产品不都是当时中国民众需要的产品吗？

农民工们，其实是在为自己生产。你生产了服装，他生产了鞋子，我们每一个平民才告别了补丁时代，告别了过年才能穿新衣服的时代。

电子产品成为无比廉价的东西，人人家里都有几件。一家配齐全屋家电也不过夫妻二人一两个月工资的事。

而在八十年代末，一台彩电能花费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

正是大规模的为平民生产，才开启了一个每一人生活水平突飞猛进的时代。

第四个谜题：是谁在妖魔化“工业革命”？

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更困惑了。既然工业革命是“救命的方舟”，又是“为大众服务”的开端，那为什么它在历史上的名声这么差？为什么我们听到的故事，都是负面的、悲惨的？是谁在刻意描绘那个“悲惨世界”？

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宫斗戏”——是旧势力，对新势力的反扑。

你想啊，工业革命催生的这批工厂主，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大部分，都不是传统的贵族。

他们可能是磨坊主的儿子，可能是小商人，甚至是原来很底层的工匠。

他们靠着自己的精明、勤奋和冒险精神，抓住了时代的机遇，一跃成为了新的富豪。

这帮“暴发户”的出现，让谁最不爽？

是那些传统的统治阶级——世袭的贵族和大地主。

在他们眼里，这帮满身铜臭的工厂主，简直是斯文扫地。

他们原本稳固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工厂开出的工资，开始从农村虹吸劳动力，地主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招到便宜的农工了。

旧贵族们，在经济上竞争不过这些新锐的企业家，怎么办呢？他们选择了一个经典的招数——从“道德”上抹黑你。

他们开始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姿态，去“关心”工人的疾苦。

他们组织各种调查委员会，去工厂里搜集各种骇人听闻的材料，然后写成报告，到处宣传，说工厂是“人间地狱”，工厂主是“吸血鬼”。

他们利用自己在议会里的势力，推动各种“工厂法”，来限制工厂的经营。

你看，历史是不是很吊诡？

第一批站出来“为工人说话”，推动劳工立法的，恰恰是那些快要被时代淘汰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

他们的动机，可能并非真的出于对工人的同情，而更多是出于对“暴发户”的嫉妒和憎恨。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人全是坏人。

他们当中肯定有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们的声音，和那些怀着私心的旧贵族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潮流。

再加上一些作家，比如狄更斯，用他们生动的文笔，把工厂工人的悲惨境遇艺术化、戏剧化，就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个“工业革命神话”。

这个神话的本质，就是用前资本主义的、贵族式的浪漫情怀，去评判一个新兴的、属于大众的工业时代。

它的视角，从一开始就是偏的。

所以，我们今天去读那些关于工业革命的历史，一定要多长个心眼。

要去分辨，写下这些文字的，到底是谁？他站在谁的立场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否则，我们很容易就会被带进别人精心构造的故事陷阱里。

历史的教训，今天的镜子

好了，讲到这里，我们把工业革命的真相，基本还原了。

它不是田园牧歌的毁灭，而是一场把几千万“过剩人口”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自救运动。它的核心，是为大众生产。

而它之所以名声不佳，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当时新旧势力斗争的“舆论战”。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篇幅去澄清这段历史？难道只是为了“翻案”吗？

不是。因为，不理解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在今天，犯下同样的错误。

今天，在亚洲、在非洲、在拉丁美洲，还有很多不发达国家，他们正处在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夜。他们同样面临着大量的人口，传统的农业和小作坊无法吸纳。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资本，是企业家，是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工厂。

但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从小接受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套“妖魔化工业革命”的西方叙事。他们觉得，我们不能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剥削后改善”的老路了。我们一开始，就要有高标准的劳工法，要有强大的工会，要给工人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

你看，这出发点是不是特别好？特别“人道”？

但结果呢？结果是灾难性的。

一个刚刚起步的、脆弱的本国工业，根本无力承担如此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一个企业家，算了算账，发现按照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和福利标准，他一开工厂就得赔本。

那他干脆就不开了。结果，就是大量的资本不敢投资，大量的工厂无法建立。

而那些嗷嗷待哺的“过剩人口”，他们本来有机会像19世纪的英国工人一样，走进工厂，先拿到一份能糊口的工资，再慢慢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提高自己的收入。

但现在，因为这些“好心”的政策，他们连进工厂的机会都没有了。他们只能继续停留在更悲惨的失业和贫困状态里。

这就是误读历史的代价。那些善意的、高尚的理念，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会变成通往地狱的铺路石。它剥夺了穷人“用低工资换取生存机会”的权利，以“人道”的名义，把他们永远困在了不人道的贫穷之中。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戳破了关于工业革命的四个流行神话：

第一，所谓“田园牧歌”的时代，真相是人口爆炸、社会僵化，充满了饥饿和绝望。

第二，把工人“赶”进工厂的，不是资本家的贪婪，而是饥饿的威胁。工厂是那个时代穷人唯一的“救生艇”。

第三，工厂制度的革命性，在于它开启了“为大众生产”的时代，让工人自己，成为了生产成果的主要消费者。

第四，对工业革命的妖魔化，很大程度上源于被时代淘汰的旧精英，对“暴发户”企业家的嫉妒和舆论攻击。

理解了这些，我们再回头看今天这个世界，就会多一分清醒，少一分廉价的道德评判。

当然，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又来了。难道说，政府的干预，工会的力量，就真的一无是处吗？难道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这些因素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没有工会去斗争，没有政府去立法，资本家难道会自动给工人涨工资、缩短工时吗？

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也更加贴近我们今天的现实。它正是我们下一讲要攻克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