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社保缴费基数申报的时间。北京要求用人单位以职工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申报，低于缴费基数下限的，按下限核定。广东茂名的通知也明确，系统会根据各险种的上下限确定缴费基数。江苏今年暂定的缴费工资下限是4952元。

于是，一个很多人熟悉的问题又来了：我的工资没有涨，为什么社保可能会涨？

答案很简单。你以为社保是在自己的工资里按比例存钱，实际上，决定缴费额的并不只是你的工资，还有一个行政确定的缴费基数下限。只要你的实际工资低于这条线，也要按这条线计算。当社保基金不够当下的社保开支时，提高缴纳基数、延迟退休、印多些票子都是选项。

这件事最值得讨论的，不是今年具体多交几十元还是几百元，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人明明没有获得那么多现金收入，为什么可以被要求按照另一个数字缴费？

我以前写过，社会保障从经济效果上看，就是一种工资税。现在回头看，这个判断没有改变。普通保险建立在自愿契约之上。觉得价格贵，可以不买；觉得保障不合适，可以换一家；认为眼下现金更重要，也可以先储蓄。社保没有这些选择。它先规定你必须参加，再规定按什么基数缴纳，最后规定什么时候、以什么条件领取。

有人会说，社保不是税，而是给劳动者的福利。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能不能拒绝，能不能选择，能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所得。如果不能拒绝，那就是强制征收；如果不能选择，那就不是市场中的保险。

还有一种更流行的说法：个人只交一部分，单位还替你交了很大一部分，所以这是一笔占便宜的买卖。

所谓单位缴费，并不是老板从天上拿出一笔钱送给员工。企业雇用一个人，计算的是总用工成本。现金工资、单位社保、公积金以及其他强制费用，都在同一个成本篮子里。单位缴费提高以后，企业能承受的现金工资会下降，新增岗位会减少，外包、自动化和灵活用工会增加。法律可以规定由谁填写缴费单，却不能规定成本最终由谁承担。

因此，最低缴费基数对低收入者尤其不利。月收入较高的人，多交一点，可能只是少储蓄一点。月收入较低的人，眼前需要支付的是房租、吃饭、孩子和交通。他最缺的不是几十年以后的一项制度承诺，而是今天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

但父爱主义者会说：正因为他收入低、不会规划，所以更要强制他缴。这个逻辑听起来很善良，前提却极其傲慢。它假定普通人不知道自己的需要，而制定规则的人知道；它假定个人会犯错，而官僚体系不会犯错；它还假定未来的制度承诺，比个人现在的判断更可靠。

罗斯巴德讨论国家权力时，始终追问一个朴素的问题：如果个人无权强迫邻居交出收入，为什么换成一个组织来做，同样的行为就自动获得了正当性？低收入者也许会作出错误选择，但错误选择的可能性，并不能产生别人支配其工资的权利。自由当然包含犯错的自由，否则只剩下服从。

最低缴费基数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后果。一个人的劳动在市场上可能只值四千多元，制度却要求企业按更高基数承担社保成本。企业不会因为文件提高了基数，就突然发现这个人的劳动创造了更多价值。企业只有三个选择：压低现金工资，不再雇用，或者把岗位转到非正式形式。

被排挤出去的，往往不是高收入者，而是技能较弱的年轻人、年龄偏大的劳动者，以及刚刚进入城市的人。原本想保护弱者的制度，最后提高了他们进入正式就业的门槛。最低工资如此，最低缴费基数也是如此。价格不会服从善意。

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这种安排，是因为相信国家可以替自己解决养老问题。只要账户里不断出现数字，未来似乎就有了保障。

但我在讨论个人养老金时也写过：真正养活老人的，从来不是账户里的数字，而是未来社会能够生产出来的粮食、住房、药品、护理和其他服务。今天多记一笔缴费记录，并不会自动在三十年后多出一名护士、一张病床或一套住房。

无论养老金采用现收现付、统筹账户还是个人账户，老人未来能够消费的真实资源，都只能来自未来的生产。没有储蓄，就没有资本积累；没有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就不会提高；没有自由的企业家发现需求、组织生产，再漂亮的账户数字也只是对未来产品的一项索取权。

所以，**养老问题的根本，不是怎样把更多工资提前集中起来，而是怎样让社会持续积累资本，怎样保护产权，怎样让企业家有信心进行长期投资。**高税费、强制缴费和不断增加的用工成本，恰恰会削弱储蓄、投资和正式就业。这是在用削弱未来生产的方式，承诺保障未来生活。

更深的问题还在于责任。个人原本要为自己的晚年储蓄，家庭原本会在赡养、保险和资产安排之间作出选择。统一而强制的社会保障把这种责任逐步转给一个巨大的官僚体系。人们开始相信，只要按规定缴费，未来就应当由国家兜底。

米塞斯分析官僚制时指出，离开利润与亏损的检验，管理者只能依照规则和预算行事。社会保障同样没有市场价格来检验承诺是否可持续，也没有消费者退出机制来淘汰糟糕的方案。当人口、就业和财政条件变化时，体系面对的激励不是承认判断错误、退出市场，而是扩大缴费范围、提高缴费基数、调整领取条件，或者把成本推给下一代。

这不是说每一个管理者都有恶意。公共选择理论从来不需要这种假设。问题恰恰在于，即使所有人都自称为了公共利益，一个没有利润核算、没有自愿契约、没有退出权的制度，也会本能地维护自身规模，并把风险转给分散而沉默的缴费者。

也不要责怪已经退休的人，更不要责怪正在缴费的人。他们只是在既定制度中行动。真正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养老只能被设计成一套强制、统一、由上而下的安排。为什么个人不能选择把更多收入用于储蓄、商业保险、家庭互助和长期投资？为什么一种方案必须通过强制，才能证明自己值得参加？

改革的方向，不是继续把基数计算得更精细，也不是给强制制度增加更多包装，而是逐步降低强制缴费，允许更多个人选择，让单位缴费透明地回到劳动报酬，让不同保险、储蓄和互助方案相互竞争。对已经形成的承诺，应当明确责任、公开账目；对未来，则应把选择权和责任还给个人。

真正可靠的养老，不是先把一个人的工资拿走，再承诺几十年后照顾他。真正可靠的养老，是让他拥有今天的工资，拥有储蓄和投资的产权，拥有选择保险的自由，也承担为自己和家庭负责的义务。

工资没涨，社保却可能上涨，暴露的正是这一点：在一个强制体系里，劳动者拥有的不是自己的全部劳动所得，而是一笔由别人决定如何使用、何时归还的收入。

一个人若连自己的工资都不能支配，又怎么可能真正为自己的未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