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2年的马萨诸塞殖民地小镇塞勒姆，发生了著名的“塞勒姆猎巫案”。

事件的起因似乎很清楚：塞勒姆牧师塞缪尔·帕里斯家里发生了一件怪事，他9岁的女儿贝蒂和11岁的侄女阿比盖尔突然歇斯底里发作，大喊大叫，身体僵硬，胡言乱语。当地医生找不到病因，给出了“超自然”的诊断，宣称女孩们是“被恶魔之手”控制，即中了巫术。

而两个女孩经常听家里的一位黑人女奴提图巴讲故事，在一众有知识有文化的精英的“循循善诱”下，俩姑娘“回忆”起了不存在的事情、并且越来越坚信事情是真的，那就是：提图巴是女巫，是魔鬼的化身，给他们施加了魔法。

看过“拔叔”麦斯·米科尔森的电影《狩猎》的人，对这种状况会有更深的理解：一方面，人的记忆可以被修改，能将莫须有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亲身经历并确信无疑；另一方面，小孩子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单纯和简单。

在女孩们的指控下，提图巴很快被捕。在各种威逼之下，她承认自己是魔鬼撒旦的仆人。当地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这个特别法庭不同于一般的法庭，它必须找出罪犯，并证明巫术的存在，并将魔鬼绳之以法。

就这样，一场以“幽灵证据”判案的迫害运动开始了。在大约一年时间里，塞勒姆小镇被恐怖的乌云笼罩，超过200人被指控使用巫术，监狱里人满为患，有些人未来得及审判就已经死在了里面。其中19人被处以绞刑，1人被以英格兰古老的刑罚以巨石压死。这些被处死的人，都没有任何不良记录。

引发这场猎巫行动的深层原因很多——历史事件总是复杂因素的结果——例如清教徒专制主义、马萨诸塞两大家族的斗争、英王当时收回特许状、塞勒姆镇处于与印第安人战斗的最前沿，以及农作物歉收等等因素导致的民众心态的变化。

这些因素到底哪一个占到多大的权重，自然是众说纷纭；两个小女孩的歇斯底里症，经后世历史考证，还可能与食物中毒有关。

但是这些复杂因素，民众是不会深入思考和分析的，他们相信知识分子的判断，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愿意相信知识分子关于事件的归因。知识分子掌握了历史事件的解释权。

有时候大众可能并不完全相信知识分子对某事的因果分析，但是在恐慌心态下，有时候甚至真相都不重要，只需要找到一个为此负责的替罪羊，简单粗暴的因果关系，让公众的怒火有明确的指向即可。

很不幸的，提图巴这个可怜的黑人女仆被选中了。

我们活在一个因果关系的世界里。门格尔的旷世巨著《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一句话就是：一切事物都受因果律的支配。

归因至关重要。归因正确，就能够有的放矢，使用正确的手段；归因错误，就会南辕北辙，产生灾难性后果。宣传机器和知识阶层告诉朝鲜人，他们的苦难都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所以“安全”就排在了他们价值表的顶端，就可以忍受饥饿一致对外；物价上涨，到底是货币增发的结果，还是黑心资本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两种不同的归因会导致完全不同的行动策略。

假若长着金色头发的村里人，都认为那个红发男孩是一系列病痛和诡异事件的幕后真凶，有人就会去寻找红发男孩的诸多不寻常之处，然后强行建立因果关系，那么，杀掉红发男孩能保平安，就是下一步的动作。

塞勒姆猎巫事件，同样有一套因果关系：存在魔鬼，魔鬼的化身和仆人是女巫，女巫对女孩施加了魔法，杀掉女巫就天下太平、信仰就会回归。这套因果链，大众很支持。

发明这套因果链的人，名字叫科顿·马瑟。

他就是塞勒姆审判背后的人。

科顿·马瑟是热心的巫术迫害者。他发表了一本小册子《无形世界的奇迹》，用他的“科学”知识，“证明”了巫术的存在以及与魔鬼的关系。在特别法庭以幽灵证据对女巫进行审判和迫害期间，他是积极的支持者、鼓吹者、背书者。

当人们纷纷鸣冤、而诡异事件不断发生的时候，科顿·马瑟认为：是因为那些审判执行得不够有力，如果执行得足够有力，就会逐步揭示出巫术的全部手段，以及魔鬼的操作，就不会再有女巫的兴风作浪，一个清教徒美好社会就会由此建成。

他在晚年有所反思和忏悔，但是不能掩盖他就是猎巫事件的始作俑者，他为猎巫事件提供了“智力支持”。

不要以为他是傻子疯子或一介武夫，他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他是波士顿科顿家族与马瑟家族两大主要知识分子家族的后代；他的父亲英克里斯·马瑟，是哈佛大学的校长；他12岁就进入哈佛大学读书；懂得七种语言，写了450本书，没有发表的更多；他是英国皇家学院的院士，格拉斯哥大学荣誉神学博士，接受过医学训练，是天花种痘的先驱倡导者。晚年想要继承父亲的衣钵，担任哈佛校长，落选后被邀请担任耶鲁大学的校长，被他拒绝。

用哈耶克的话说，他就是“科学的反革命”。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偏好、价值观为基础，把自己的立场和情绪代入研究之中，先入为主地先下结论，再选择性地找“证据”，背离科学精神，却为自己的研究披上科学的外衣，充当了错误思想的发明者、错误政策的背书者、权力扩张的马前卒的可耻角色。他们要为人类历史上的诸多灾难负责。

因为终究是思想观念在统治世界，是观念在指挥枪炮，而不是相反。那些权势煊赫的统治者，其实也不过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俘虏。

现在，让我们从历史回到现实。

你会发现，时代在变，但是猎巫的剧本并没有变，只不过换了角色而已。

把科顿·马瑟换成老马，把提图巴换成资本家， 剧情是一样的。老马是比科顿·马瑟更牛逼的知识分子，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就是女巫一样的背锅侠。

故事的结局要惨烈千万倍：塞勒姆猎巫，200多人被污为魔鬼，20人被处死；对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的猎巫，导致的则是千千万万人死于非命、被饿死冻死，社会大众生活水平降低，以及，千百万应该出生的人口没有出生，或者夭折，以及普遍的短寿。

他们的核心叙事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资本主义，让劳苦大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主义造成的是一幅幅末日的悲惨景象。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劳动大军，没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都被资本控制了；悲惨的无产阶级昼夜无休地在工厂流水线上作业，劳动者被异化了，血汗工厂暗无天日，丧心病狂的资本家甚至将少年儿童投进工厂劳作。由此，资本家剥削压榨剩余价值，劳苦大众生活在动物状态的“工资铁律”之下。人们的一切苦难，都是资本家造成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消灭私有财产，让生产资料公有化；消灭资产阶级，让无产阶级掌握权力，实行平均分配。到那时，人们劳动，是因为劳动让他快乐，每个人都能发挥出最大的潜能。甚至，能让每个人都实现智力上的飞跃，人人达到亚里士多德的水平。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劳动者才能真正做回自己，他们可以早上当教授、中午做医生、下午去喂马钓鱼自得其乐。这才是告别异化，才是真正的自由，以及“自由人的联合”。一个物质极大丰裕、按需分配的理想天国就会形成。

他们描绘了一个人人向往的天堂，却唯独对这样的社会经济体制到底如何运作语焉不详。没有逻辑分析、没有理论推演，有的只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一句话：你只需要信，就是了。

大众真的就信了，而且入脑入心了。几百年来，大众的一切苦难，都是私有财产和资本的过错——它们接过了女巫的衣钵。

可是，工业革命之前古代世界，真的如他们想象的那般岁月静好田园牧歌吗？没有。古代世界是一个充满恶臭、缺衣少食、缺医少药、婴儿夭折、平均寿命30岁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杀戮、把战争和掠夺当成生存手段的动物世界。若不是资本主义创造的空前经济成就，那些写书的知识分子早就饿死了。若不是自由的精神对权力的限制，他们也不会有写书的表达自由。他们在利用资本主义的成果反对资本主义。

是资本家剥削劳动大众，让他们变成了无产阶级吗？不。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是因为资产阶级通过降低时间偏好创造了资本，兴办了产业，由此将大量过去游走在社会边缘的人群，以及濒临饿死的人群，吸纳进了产业工人的大军中，成为了无产阶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产阶级，本来就不会有无产阶级，因为他们都将成为“过剩人口”而被无情淘汰。资产阶级拯救了他们。

暗无天日的血汗工厂，不是资本家的过错，情况恰恰相反，那是因为资本积累有限，资本太少，所以在给定的资本存量下只能达到这样的水平。那些在工厂里劳作的劳动者，不是资本家绑架过去的，而是他们挤破头想要进去的。因为正是这些工厂，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所，让他们拥有了生存物资，他们可以离开工厂，但那意味着饿死。童工的父母和我们一样爱自己的孩子，他们之所以让孩子去工厂做工，原因很简单，即便那样很辛苦，也好过让孩子死去。

正是资本主义的工厂，和资本积累下的技术进步，让劳动生产率几何式提升，让那些并无一技之长的人也可以分享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的好处，提升了生活水准。历史上第一次，人类开始逃脱马尔萨斯陷阱，在人口迅猛增长的情况下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知道，流水线提升的生产力，造福最大的，恰恰就是劳苦大众，因为工厂里的工人，正是他们生产的产品的最大消费者——他们可以在生产力提升的情况下，实现实际工资率的提升。

老马反复渲染的剥削、剩余价值、工资铁律，如果是真的，那么工人将永远在最低的生存水准下生活，因为只要有剩余价值，资本家就必然剥削，不会为劳动者留下一分一文，这是“铁律”，与资本家有没有良心没关系。可是劳动阶层生活水平节节攀升，远远超过维持生存的水平，早已否定了这个理论。

现在，人们把就业难、生活水平下降、工作时间长而辛苦、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环境污染等一切问题，统统归结为资本作恶和资本逐利。可是自由市场中的资本，其作用恰恰就是增加优质就业岗位、提升工资率和减少劳动时间以增加休闲。资本就是为劳动“赋能”的，没有资本，劳动必然效率低下，劳动者必然终日劳作并受穷。如果说当今劳动大众的工资率、生活水平还不够高，恰恰是因为资本积累还不够，无法将更好的技术手段运用到生产实践中。而导致生活水平低、工作时间长的根本原因，不是资本这个女巫在兴风作浪，而是因为管制和干预政策提升了时间偏好，减少了资本积累。

商品质量、食品安全、环境等问题，是同样的道理，资本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恰相反，资本就是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质量和安全标准，需要什么样的环境，自由市场中的资本就会被企业家调用过来满足这些标准。资本有限，才是最应当关注的问题，人们必须在有限的资本可以实现的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种种监管措施不是提升质量安全和环境的正确手段，是自由市场提供的丰裕资本，为安全和环境的提升创造了条件，并且不会影响更加重要的满足。监管的结果是让企业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因为只要达到武断的国家标准即可。种种监管措施，正在让资本不断损耗，让商品质量降低，让食品变得更加不安全。一刀切的环保标准，就是替所有人做选择，把环境目标置于生存目标之上，它的最终结果是环境可能很优美，人却饿死了，并且将未来用于改善环境的资本消耗殆尽，到那时，环境只会更糟。

所以，自由市场中的资本，是造福人类的手段。自由市场也会出现种种问题，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是市场却绝对有效。况且，自由市场出现的问题，总是个案的、暂时的，是可以优胜劣汰的；恰恰是监管，造成的问题是大规模的、系统性的、长期性的。

人们批评资本家哄抬物价，可是物价不是资本家哄抬起来的，如果他能够任意提价，何必等到某一时刻去哄抬，而遭受大众的指责？物价是消费者哄抬起来的，他们的竞相购买抬高了物价。这不过是基本的供求规律。

人们又同时指责资本家压低对上游要素的出价和劳动者的工资。可是首先应当清楚，资本家不过是消费者的代理人，是消费者的出价决定了资本家雇佣各类要素的价格；在劳动市场的任何状态下，任何工种或劳动类别的薪酬都趋向于与其为雇主创造的服务价值相符，而该价值最终由终端消费者为产品支付的价格决定。消费者才是决定上游要素价格和劳动者收入的终极力量。那么为什么不怪罪消费者不愿意以原来的偏好和价格购买商品了呢？

弗兰克·费特讲道：如果产品价格下跌，企业家第一个蒙受损失，他可能通过减少对材料和劳动力的支付来避免进一步亏损，工薪族视其凶神恶煞，指责他们降低工资，而不是责备公众拒绝以此前的价格购买商品。如果雇主表现得像一个狠人，他的处置方式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软弱的慷慨无法持续。

人们还说，是资本逐利造成了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可是逐利这件事，没啥好批判的，人人都在逐利，逐利也没什么不好，在自由市场中，资本除了造福于人，赢得消费者的金钱投票之外，没有保值增值的办法，更没有剥削压榨的办法，这正是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的过程。在自由市场中，逐利与道德，并行不悖。

如果大众道德高尚，对恶习产业说不，不给它付费，资本是无论如何也没法通过损害道德而逐利的。正如米塞斯所说：**让战争发生的，不是军火商的道德败坏，而是大众黩武的意识形态；大众喜欢烈酒而不是莎士比亚，企业家就多生产烈酒而不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这不是企业家的过错，而是消费者的过错。**资本家只有迎合消费者，才是生存的唯一途径。单个资本家可以对消费者的愚蠢与恶习说不，但只要消费者的偏好不变，那也只有道德宣示意义而不会解决社会道德问题。**须知教育消费者，**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道德的、是情趣健康的，不是资本家的任务，而是哲学家的任务。

人们对资本另一个最严厉的指责，是它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公。

当前世界上的收入分配存在不公，这是事实。许多企业通过勾结权力取得垄断地位和特殊照顾，取得通胀利益、罪恶租金，获得了滚滚利润，其资本化价值很高，但是却损害民众福祉。还有许多人，依靠福利和食税生活，是寄生阶层，退休金高过在职劳动者。正如弗兰克·费特的教导：资本繁荣不一定等于经济繁荣，价值法则不代表正义法则和伦理法则。

但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资本的过错，而是权力的过错。

正是由于权力的介入，让那些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那些低效的生产者、那些只能依靠强制力保护才能存续的企业，那些脱离市场的人得以存活。这是权力剥夺了消费者主权，让消费者无法通过经济民主和金钱投票的手段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它让权力的分配规则代替了市场的分配规则。

那么这个时候，应当反对的是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而不是资本。资本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就像枪支，既可以用来自卫，也可以用来抢劫杀人。反对枪支本身，是莫名其妙的。

如果社会大众热爱市场而反对干预，热爱自由而反对权力，热爱自由贸易而反对重商主义，热爱诚实货币而不是通货膨胀，热爱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那么这样的权力干预和依靠权力而分配的现象就不会出现。因此，这些问题，仍然要从大众观念上找原因，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归结为资本。

把一切问题都归罪为资本，不过是掩盖权力之恶、转移视线的伎俩，是新时代的塞勒姆猎巫。知识阶层热衷于对资本的猎巫，不过是因为维持一个干预主义的世界对他们有利，而把一切罪孽归咎于资本，是释放他们的嫉妒心、维持国家全能神形象、为干预主义寻找正当性的方便办法。

社会大众不会思考经济运行和资本理论的长逻辑链条推理，但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处境不佳寻找宣泄的通道和安慰自己的借口，知识分子为他们寻找到了资本这个女巫。这些知识分子，才是真正为民众下蛊的人。

将自己不理解的事物，统统归结为资本，是智力低下和思维懒惰的表现。就像把一切罪恶都归结为犹太人一样。凡是好的、喜欢的，就是非犹太人的，凡是不好的、罪孽的，就是犹太人的。其实，纳粹的种种做法，与犹太与否无关，而是经济国家主义的结果。

大众应当清楚一个简单的常识，烧死女巫不会解决问题，因为那些问题根本就不是女巫造成的。同样，只要社会出现问题，那就烧几个女巫——资本家了事，不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好，而是在摧毁自己赖以生存和提升福祉的手段。须知是资本在创造价值，在生产商品，在雇佣劳动者，在改善民众的生活。

如果大众像科顿·马瑟那样认为，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烧死的女巫还不够多，对他们的惩罚还不够；或者像社民派那样认为，之所以经济出现种种问题，是因为公有化的还不够，管制和干预不够严格。那么，女巫的确会被烧死的，但是同时烧死的，还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