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金塞拉是反对知识产权的先锋。他是受过正规训练的法学家，将法学与奥地利经济学、私有财产的伦理学实现了完美的融合，为奥地利经济学派开拓了知识疆界。

经济学与伦理学共享一个基础：稀缺性。按照金塞拉认为的更加严谨的表述为：竞争性。由这一基础出发，他雄辩地对知识产权进行了完整批判，得出了无可辩驳的结论：专利权源自行政垄断，版权源自思想审查；知识产权反产权、反进步、反人类。他将那些知识产权的拥护者称之为“知识产权社会主义者”。

他逻辑一致地对“宗教冲突”问题发表了深刻的洞见：

宗教并不会引发冲突，因为宗教并不稀缺。能够引发冲突的，总是稀缺的真实财货。

这个洞见为我们理解所谓宗教冲突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指引。

仅仅是宗教本身，是不会引发战争的。打着宗教之名进行的战争，总是争夺土地（自然资源）、人口、战利品等稀缺财货的控制权的战争。那些宗教领袖将特定宗教作为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煽动对立、一致对外的工具，宗教信徒是他们实现征服目标的炮灰。当他们说“为了上帝（安拉、真主）而战”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为了我的利益，而牺牲你们的生命。

是领袖需要宗教，而不是宗教需要领袖。

所以，严格意义上，我们反对任何将战争（恐怖主义）与特定宗教、民族、国家直接画等号的观点。例如当今世界主流舆论的脸谱化、污名化的等式“伊斯兰教=中东国家=阿拉伯人=恐怖主义”，是不成立的。

每一次外部的侵扰，都是促进宗教力量进一步强大和团结的动力。伊朗人民对哈梅内伊的宗教统治并非没有意见，城市阶层和年轻人渴望自由的世俗生活，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有效抗争。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干预，伊朗神权政治会慢慢走向衰败，宗教将成为凝聚人们共同的文化心理认同、保障一个民族共同体和睦相处的黏合剂，起到正面的作用；同时，最终成为一种个人的自愿选择——可以信此宗教，可以信彼宗教，可以不信任何宗教——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描述的“宗教信仰自由”。

自由市场，从来不需要价值观的统一，只要人们通过理性认识到分工合作更有利于自身福利增加，即便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人，也可以有效地合作共赢。这就是持久和平之道。

但是，一旦外部势力介入干预，人们的价值表就会被修改。这时，对安全和民族情感的需求，就会压倒对宗教统治的反对；抵抗外来侵略，将占据价值排序的顶端。很明显，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将具有压倒性优势，那些在此时仍然反对哈梅内伊宗教统治的人，将会被舆论扣上不爱国的大帽子而偃旗息鼓。

这本来就会为那些已经苟延残喘的宗教势力留下喘息之机。而当外部干预持续，需要调动民族主义情绪来抵抗时，宗教领袖就会祭出宗教大旗，作为凝聚人心一致对外的工具。这时候，宗教就又具有了强大的号召力，越是极端的、主张坚决反抗而毫不妥协的，反而越是容易引发舆论支持，那些和平的声音会被淹没和打压，无数人在宗教领袖的煽动下慷慨赴死。

所以，每一次外部的打压，都是宗教势力的助攻手。美国人的军事干预，不但不会削弱伊朗的宗教势力，反倒会让伊朗人进一步凝聚在了宗教的旗帜之下，并进一步强化伊朗人的民族主义认同。

而对伊朗、巴勒斯坦等的经济封锁，同样将提升宗教的影响力。自由贸易促进人类物质繁荣，对贸易双方都有利。一旦实施经济封锁，必然导致贫困化。这时候，那些平日里根本无关紧要的物质财货，在匮乏的状态下将边际效用直线上升，一切物质赠予，都将解人燃眉之急，让人感恩戴德。这就为慈善行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而宗教势力，正好就是提供这些福利的——不要以为“恐怖组织”就只会发射火箭弹，他们其实都是“福利国家”，否则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观念认同。哈马斯正是通过为饱受封锁的加沙贫困百姓提供基本的食物、医疗和教育等慈善服务而赢得民心的。因此，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宗教势力的认同，让宗教势力一呼百应。

再说了，穷得都吃不起饭了，对死的恐惧就下降了，而加入哈马斯，至少有吃有喝。横竖都是死，那还不如加入他们。

这算是干预主义恶性螺旋的另一个结果。

以为通过经济封锁就可以让一个民族屈服，是天真的。它只会进一步增强受封锁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他们“拓展生存空间”，发展出侵略性民族主义。德国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当美英封锁北海，连食品药品也不允许进入德国，试图饿死德国人的时候，德国人没有屈服，没有被饿死，反而催生了一场世界大战。

所以，要瓦解恐怖组织和宗教势力，最好的办法不是军事干预和经济封锁，反而恰恰是开放贸易，让人、资本、商品、信息、思想和文化自由流动，促进经济的繁荣和思想的解放，才能彻底根除他们的生存土壤。

自由市场需要一定的文化土壤才能存续和长久。有些宗教中的某些成分，与自由市场与繁荣是相对立的（例如印度种姓制度和不准杀牛），改变它的办法，同样是自由贸易，让人们摒弃这种与自由市场不相符的文化传统，走向世俗化。

我们常说，干预主义适得其反，即便从干预者的出发点看，也事与愿违。这在国内适用，在国际上也适用。

但这是从最良好的愿望、和那些干预者宣称的目的上去评判其手段的。例如他们说，我们想要人人都能买得起某种商品，所以实施价格管制。结局是，价格管制打击供给、刺激需求，结果导致谁都买不到。所以，干预主义事与愿违。但是，如果干预者口是心非，其本身的内心目标并不是他们口头上宣称的那样呢？如果他们本来就是想制造人为稀缺，由此，由他们来掌握所有生产，分配所有财货，让所有人不服从者不得食呢？那么实施价格管制，从干预者的出发点来看，就是合适的手段。

同理，从美国和以色列政客的口中，我们得知，他们是要消灭神权政治和恐怖主义、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事业。由此我们经济学给出答案：实施对外军事干预，不但不会实现这个目标，反而会适得其反。但是，如果他们的真实目标并不是这样呢？如果他们的目标实际上就是，让中东乱起来，我们就有一个敌人，就可以以此为借口插手中东事务，并通过发动永久性战争转移国内矛盾、照顾压力集团、稳固自身统治呢？那么，让中东地区一直乱下去、穷下去、恐怖实力一直存在下去，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后者，才可能更加接近真相。最不希望伊朗神权政治和恐怖主义消失的，恰恰就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这两个人，是当今世界时间偏好最高的政客，他们巴不得战争永远持续下去，他们成为战时总统，权位永固，并逃脱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