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几天，美国纽约，这个被誉为“世界之都”、资本主义的心脏、全球金融的神经中枢，发生了一件极其魔幻的事情。

一个年仅33岁，名叫祖赫兰•马姆达尼的年轻人，一个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素人，在当下的选举民调中遥遥领先，很有可能击败民主党建制派大佬、前州长安德鲁•科莫，赢得了纽约市长的宝座。

你没听错。这座拥有华尔街、时代广场、第五大道的城市，它的下一任掌舵者，很有可能是一位穆斯林、印度裔、前说唱歌手、现任“革命青年”。

他的竞选纲领是什么？我念给你听听：

政府开办杂货店，提供免费食物。

用社区心理咨询师，取代警察。

冻结全城房租，推动房产公有化。

全面实现免费住房、免费交通、免费教育。

对富人和大企业，征收高额的“道德税”。

这个选举主张，还是他本人观点的缩水，他本人曾经高调地大呼，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出现亿万富豪，他们的财产应该被没收。

这一系列操作，已经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左派”或者“进步主义”了。这套组合拳，招招打向市场的咽喉，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彻底颠覆这座城市赖以运转百年的基本逻辑。

如果这一结果出来，我相信，全世界都要炸了锅。

左翼青年们欢欣鼓舞，觉得“新时代的曙光”终于照进了帝国主义的心脏。

而主流社会和精英阶层，则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和困惑。民主党内部更是乱成一锅粥，那些年迈的领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匹脱缰的红色野马，载着他们冲向悬崖，却谁也拉不住缰绳。

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美国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这套在我们看来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失败的乌托邦叙事，会在21世纪的今天，在最繁华的都市里，赢得如此多年轻人的狂热追随？

我先要说，这群以马姆达尼为代表的、愤怒的美国年轻人，他们感受到的痛苦是真实的，他们看到的贫富差距是真实的，他们的愤怒也是真实的。

但他们从一开始，就找错了敌人。

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社会种种弊病——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中产阶级被掏空——它不是“资本主义”这个系统本身的结果，恰恰是“反资本主义”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干预主义”所结出的恶果。

马姆达尼和他的追随者们，是这个时代最悲剧的一群人。他们是病得最重的人，却开出了最毒的药方。

1、2008，到底是谁的罪？

要理解马姆达尼，就必须理解他背后那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梦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对于他们来说，2008年，是一场信仰的“蓝屏死机”。

有一位叫吉娜维芙•兰德的女孩，她的故事就是最好的切片。

她在一个中产家庭长大，但金融危机后，家里突然没钱了，音乐课、体育活动都被取消，最后连房子都得卖掉，搬到乡下。她回忆说，“那段时间充满动荡，让人非常困惑。”

另一个叫盖布•托比亚斯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去做社区工作，亲眼目睹无数家庭，被银行用欺骗性的“可变利率贷款”夺走了家园。他当时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行业就是为了从劳动阶层身上榨取金钱。”

这个结论，成为了这一代人对“资本主义”的全部理解。

在他们看来，2008年的危机，就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贪婪本性的总爆发。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为了利润，肆无忌惮地冒险，最终引爆了整个体系。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完美，很符合直觉。但它忽略了犯罪现场最重要的几个“物证”。

第一个被忽略的物证，叫“美联储”。

在危机爆发前的很多年里，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一直在干一件事：人为地把利率压得极低。利率是什么？利率是钱的价格，是整个经济最重要的信号灯。当利率被人为压低到远低于自然水平时，就等于给整个市场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快来借钱！钱几乎是免费的！快去投资！”

于是，巨量的、廉价的信贷，像洪水一样涌入市场。这些钱流向哪里？很大一部分就流向了房地产。因为在政府的各种宣传和政策倾斜下，房子被认为是最稳妥的投资。

请注意，这不是自由市场，这是中央银行在扮演“上帝”，在扭曲最重要的价格信号。一个错误的信号，必然导致整个经济的“系统性误判”和巨大的泡沫。

第二个被忽略的物證，叫“两房”。

也就是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机构，是美国政府创建的，或者说有政府隐性担保的。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听起来很高尚：“居者有其屋”。为了这个目标，它们不断地从银行手里收购抵押贷款，为银行的冒险行为兜底。这等于告诉银行：“放心去放贷吧，哪怕是贷给那些没有稳定收入、信用记录很差的人，出了事有政府罩着！”

你看，一边是央行拧开信貸的水龙头，一边是政府机构承诺为你兜底。

这哪里是“自由的”资本主义？这分明是“政府指导下的”狂欢。

所以，2008年的那场大崩盘，它根本不是市场失灵。它是一个由干预主义吹起的、巨大的、不可持续的泡沫，最终的破裂。

而接下来的“救市”，更是将干预主义的本质暴露无遗。

年轻人愤怒地看到，制造烂摊子的银行家们被救助了，而像兰德家这样的普通人却失去了家园。他们把这理解为“资本主义在保护自己人”。

又错了。

在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市场里，犯错的企业，唯一的下场就是破产。

雷曼兄弟的倒掉，那才是资本主义。

而对其他大银行的救助，那是什么？那是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或者直接开动印钞机，去拯救那些和自己关系密切的“内部人”。

这叫“利润私有化，亏损社会化”。

这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典型的干预主义，甚至是裙带资本主义。

所以，这代年轻人的悲剧就在于，他们亲眼目睹了一场由“干预主义”导演的灾难，以及后续的分赃。但他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让他们把这一切，都错误地归因到了那个叫“资本主义”的替罪羊身上。

他们找错了凶手，这就为后面所有的错误，埋下了伏笔。

2、无声的抢劫

2008年的救市，开启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那就是，每当经济遇到问题，政府和央行的唯一解药，就是印更多的钱。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无一例外。

这就引出了我们这个故事里，那个最核心，也最隐蔽的“作案工具”——通货膨胀。

马姆达尼和他的追随者们，天天都在抨击“贫富差距”，抨击“1%的富人”。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问过一个问题：这个巨大的贫富差距，主要是怎么来的？

答案就藏在印钞机里。

很多人对通货膨胀的理解，还停留在“物价上涨”。但它的本质，远比这个深刻。通货膨胀，是一种系统的、合法的财富转移。它是一场针对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无声的抢劫。

这场抢劫，通过两个机制来完成。

第一个机制：惩罚储蓄者，奖励负债者。

想象一下兰德的家庭。在金融危机后，他们节衣缩食，可能好不容易在银行里存下了几千美元的应急储蓄。但只要印钞机在转动，他们银行账户里的钱，它的购买力，就在一天天地缩水。今年能买一辆二手车的钱，明年可能就只够买四个轮子了。

通货膨胀，是对所有持有现金和储蓄的人，征收的一种“隐形税”。

那么，谁会从通货膨胀中受益呢？是那些欠了一屁股债的人。

你想想，一个富人，或者一家大公司，他向银行借了10亿美元，去购买矿山、土地、股票。然后，央行开动印钞机，让美元的价值在十年里贬值了一半。这意味着，他当年借的10亿美元，现在只需要用相当于5亿美元购买力的钱就能还清了。

他的债务，被通货膨胀悄悄地“稀释”掉了。而他用债务买来的那些优质资产，价格却随着通货膨胀水涨船高。

你看，一个简单的印钞动作，就完成了财富的转移。它从兰德那样辛辛苦苦存钱的普通人手里，转移到了那些能够大规模负债的富豪和企业手里。

第二个机制，也是更隐蔽的机制，叫“坎蒂隆效应”。

这是18世纪一位经济学家发现的规律。他说，新印出来的钱，并不会像上帝的雨露一样，均匀地洒向人间。它更像一滴墨水，滴进一碗清水里，它有一个扩散的过程。

谁离“墨水瓶”最近，谁就最先受益。

在今天，谁离印钞机这个“墨水瓶”最近？

是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是那些能拿到政府大订单的军工企业、科技巨头，是那些能够直接从央行获得低息贷款的大银行。

他们是第一批拿到新钱的人。当他们拿着这些新钱，去市场上购买股票、房产、原材料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物价，还没有涨起来。他们相当于用“昨天的价格”，买到了宝贵的资产。

然后，这笔钱经过他们的手，支付给员工、供应商，再慢慢地流向整个经济的毛细血管。等到兰德那样的普通人，拿到她那份涨了5%的工资时，她会绝望地发现，她每天要买的食物、她要付的房租、她想买的所有东西，价格已经涨了10%。

她的工资名义上是涨了，但她的实际购买力，反而下降了。

这就是坎蒂隆效应的残酷本质：它让离权力中心和金融中心最近的一小撮人，能够合法地、在时间差的掩护下，掠夺整个社会，特别是那些离印钞机最远的普通人的财富。

我们天天说的“1% vs 99%”，它的核心制造机制，就在这里。这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这是赤裸裸的“货币权力的掠夺”。

三、当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潮牌”

理解了上面这两点，你才能理解，为什么Z世代（1997年后出生的年轻人）会成为马姆达尼最狂热的支持者。

这代人，从未亲历过冷战，不知道计划经济在全球失败的历史。他们成长于社交媒体、身份政治和“免费经济”的浸染中。他们的青春期，恰好就是2008年危机后，那个靠印钞续命、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的时代。

在他们眼中，他们所经历的这个“现实”，就等于“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这个词，就等同于压迫、气候灾难、贫富不均和“老板剥削”。

而马姆达尼提出的那些“免费住房”、“政府杂货店”、“取消警察”的政策，对他们来说，构成了一种心理上极具吸引力的“正义乌托邦”：一个人人平等、不用奋斗、没有焦虑、没有竞争的理想国。

这些主张，尽管在现实中代价巨大，甚至会摧毁经济本身，但在TikTok、Instagram上，却被包装成了视觉化的、充满道德优越感的理想社会样本。

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种需要严谨论证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一种社交身份，一种“政治潮牌”，一种反叛姿态。

他们不再关心GDP、就业率和治理成本，他们要的是“态度”、“价值”和“愿景”。马姆达尼正是这一时代情绪的完美代言人。他没有经验，但有态度；没有方案，但会发声；没有治理能力，但善于制造希望。

他的竞选团队，高度数字化，语言极其精致。

在社交平台上，他不讲政策细节，而讲“不正义的愤怒”；不讲治理方案，而讲“我与你同在”。这套“情绪政治”，恰好迎合了当代青年对代入感、共鸣与叛逆的渴求。

四、开错的药方

现在，我们再回来看马姆达尼这位新市长开出的“药方”。

他们的痛苦是真实的，观察到的症状也是真实的。但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找错了“病因”，所以他们开出的“药方”，不仅治不了病，反而会让病情加重。

药方一：价格管制。 比如，“冻结租金”。

听起来是不是很解气？让万恶的房东不能再涨房租了！

但经济规律是无情的。当你强行管制租金时，会发生什么？房东们会发现，出租房子无利可图，甚至会亏本。于是，他们会停止投资新的公寓建设，甚至连现有的房子也懒得维修了。结果就是，市场上的出租房源越来越少，房屋质量越来越差。

最终，想租房子的年轻人会发现，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更加糟糕的局面：房子更难找了，黑市交易开始盛行。

你看，住房问题的根源，是通货膨胀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以及政府的土地用途管制。他们不去解决根源，反而用价格管制这种更激进的干预手段，去扭曲市场信号，最终只会让问题雪上加霜。

药方二：政府包办一切。 比如，“政府开办杂货店”、“免费公共交通”。

这些听起来都很美好。但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只有三个来源：加税、借债、印钞。

加税，特别是对企业和富人加征“道德税”，会严重打击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导致企业逃离、工作岗位减少，让整个纽约经济的蛋糕变得更小。

借债，就是发行市政债券。纽约市的债务，最终还是要靠未来的税收或者向联邦政府求助来偿还。

所以，你看，所有路径的尽头，都指向了那个最终极的、也是最便捷的解决方案：要求联邦政府印更多的钞来买单。

于是，一个可怕的死亡循环形成了：

1.政府和央行通过印钞和干预，制造了通货膨胀和贫富差距。

2.年轻人感受到了痛苦，将其错误归因为“资本主义”。

3.他们选举出像马姆达尼这样的激进社会主义者。

4.马姆达尼推行更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和福利。

5.为了给这些政策买单，只能要求印更多的钞。

6.这又导致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贫富差距，以及经济的衰退。

7.年轻人感到更痛苦，更愤怒，要求更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

他们就像一个口渴的人，却在不停地喝盐水。他们越努力，离真正的目标就越远。

5、真正的敌人，是那个看不见的“第三者”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的崛起，是一出美国的时代悲剧。

它的核心，是一场大规模的“认知错配”。

他们以为自己在反抗“资本主义”，但他们真正应该反抗的，是那个寄生在市场经济之上，不断扭曲它、吸食它的“干预主义”利维坦。

这个利维坦，由中央银行和庞大的政府官僚体系构成。它通过操纵货币，制造了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它通过通货膨胀，完成了财富的隐蔽转移；它通过复杂的法规和许诺，保护了内部人，限制了竞争。

它才是那个真正的“1%”，是坎蒂隆效应最大的受益者。

而自由市场，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恰恰是这个利维坦的对立面。它要求的是稳定的产权、诚实的货币、自由的竞争和最小化的政府。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有通过更好地服务消费者，而不是通过靠近权力，才能获得成功。

所以，当我看到像兰德这样的年轻人，把她的个人经历归结为“资本主义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糟，而社会主义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时，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惋惜。

她所憎恨的那个“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干预主义扭曲和污染的“伪资本主义”。而她所向往的那个“社会主义”，那种同志般的温暖和团结，如果最终要通过一个更强大、更全能的政府来实现，那只会把她引向一个更深重的、无法逃脱的奴役之中。因为那个印钞和管制的权力怪兽，将变得更加无可匹敌。

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找对问题，比找到答案更重要。

这个现象发生在很多国家，不少国家明明市场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个国家的民众，却认为市场经济毁了他们的生活，主张更多的干预和管制。

如果这种认知不改变，干预主义横行，那么，后果一定是通向计划经济的灾难。

这群美国年轻人，他们有热情，有理想，有行动力。他们唯一欠缺的，是一副能够帮助他们看清因果、识别出真正敌人的科学思维。

而这个敌人，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市场”，而是那个看不见的、却无处不在的、以“为你好”的名义不断扩张权力的“第三者”。

马姆达尼的胜利，对民主党而言，是一场灾难，因为它被自己最激进的部分绑架了。但对共和党而言，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可以借此警醒所有中间选民。

但是，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它的货币被持续地、系统性地摧毁，那么，它离选出一个马姆达尼式的领袖，就永远只有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