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国骚乱，根源在哪里？

发生在孟加拉国的骚乱，已经造成100多人死亡。假如这种事发生在美国，那么将是全球性的头版头条。但是孟加拉这个国家是没有几个人关注的，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惨剧。

人类的命运并不相同，悲喜有时候并不相通。远在天边的人类命运，每个人都会事不关己。这并不奇怪，没有任何指责的意味。这样说来，道德家们对比如乌克兰人的命运的义愤填膺，就显得很虚娇；同样的遥远，他们似乎给不同的人命划定了不同的价值。

但是，这场骚乱背后的根源，却是相通的；如果要避免这样的惨剧，就要搞清楚背后的原理。

骚乱的起因是孟加拉国的一项就业配额政策。这项政策规定，对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战争老兵的后代，以及其他特定群体，公务员热门职位为他们保留56%，剩余的44%岗位实行择优录用。

随着孟加拉国经济的不断衰退，就业变得越来越困难，工资率不断降低，因此加入公务员队伍成为许多年轻人的首选。配额制让许多年轻人无法报考公务员，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因此，这项政策在2018年终止实施。

但是那些“自由战士”和他们的子孙，强烈反对终止这项政策，认为孟加拉这个国家，就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和自己的子孙当然应当“三代**人”那样持久地享受这个成果。

于是，在今年6月，孟加拉高等法院又恢复了就业配额制度，将30%的政府职位，分配给了特定群体。

先是抗议，后来就爆发了骚乱。

权利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将导致无休止冲突

当孟加拉国政府规定特定群体的就业配额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授予一部分人特权。这已经走向了其职能——平等保护每一个人的产权——的反面，是一种自我否定行为。

这时候就将一部分人的权利置于另一部分人之上，孟加拉政府变成了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工具。权利的不平等必然造成一部分人在经济上受益，以另一部分人的受损为代价，前者是剥削者，后者是被剥削者。

这就是等级制、种姓制度。前者是高级种姓，后者是低级种姓。社会必然处于对抗之中，或者正在酝酿着冲突。按照约翰·洛克，这就是“战争状态”，即前者向后者发动战争。

只要有特权的地方，必定有“战争”，只有程度的不同。

民主制度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实际上就是让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去掠夺另一个人，变成不生产而消费的人，即高级种姓。

在当今美国，黑人、LGBT、肥胖症，就是高级种姓。黑人群体在入学、就业、信贷等各方面都享有高人一等的特权。这就是在不断地酝酿战争，积聚战争能量。黑命贵运动就是小型的战争形式。

美国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乱，是因为其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在为一部分人授予特权后，即便是那些受损者，仍然可以保持就业和较高的工资率，尚可以忍受，因此维持着脆弱的平衡。如果经济下滑，像孟加拉国那样，本身就已经够惨，再因为自己是低级种姓而权利受损，直接威胁自己的生存，那么起来干一仗，就是大概率事件。

特权的授予形式很多，有些很隐秘。推行产业政策，就是将受保护和补贴的行业，变成了高级种姓，这个产业的从业者就是在剥夺其他产业和全体纳税人。通货膨胀政策，就是将那些最靠近新增货币源头、最容易拿到信贷资金的军工企业、华尔街、国有企业等，变成了高级种姓，他们在掠夺没有拿到新增信贷的企业；福利政策，就是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将一部分人变成了食税阶层，另一部分人是纳税阶层，向前者上交贡品。

米莱说：“向特权宣战，重建阿根廷”，意思就是，消灭阿根廷的高级种姓，回归市场经济人人权利平等的状态之中，也就是，从战争状态回归到和平合作的状态之中。

启蒙运动以来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消灭了阶层等级制，实现人人权利平等，每个人都应当自食其力，通过诚实的生产，来获得消费。是保守主义和重商主义的逆流，让等级特权死灰复燃，所以米莱解散阿根廷政府部门、解雇公务员、国企私有化、摧毁央行等一系列操作，其实是一种拨乱反正的伟大回归。

消除等级特权的办法

我们需要知道，向特权宣战的办法，是取消特权，而不是人人都去谋求和享受特权。那将变成一个互害的社会，只看你在某一个议题中到底处于多数还是少数。此时的多数，彼时的少数，最终结果就是人人相互劫掠，所有人受损。

美国和欧洲，为什么看起来名义工资很高，但是实际购买力却有限，也就是生活水平并不一定高呢？原因就在于，各行各业都组成压力集团，纷纷向政府靠拢谋求特权，通过民主投票和立法进程，迫使少数人就范。但是一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以生产者身份获得特权的利益，将在以消费者身份购买商品时加倍偿还。

汽车工会谋求产业特权，将汽车卖出高价；但是医生也会组成压力集团成立医生工会，采取同样的排斥竞争和限制准入的方式抬高价格。结果就是，医生在买汽车的时候更贵了，而汽车工人在看病时也更贵了。以此类推，收入的数额倒是很高，倒是那是虚的，因为所有物价都很高，名义上的高工资，可以购买的财货很有限。

那么，正确的、终极的办法当然是，谁都不能享受特权，人人平等，公平竞争，通过服务消费者取胜。

一部分人享受免费医疗，办法是取消免费医疗。而不是说，每个人都去享受免费医疗。因为并没有免费这回事，必定是有人通过纳税在支付。

到底谁是“免费”特权的享受者，对于权利的伤害和经济的戕害，结果是同样的。这部分人享受特权，换一拨人上来享受，后者并不比前者正义。

减少这种特权，才是一种边际上的改善。

如果特权一时无法消除，办法是让最少的人享受特权，将它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这样的特权就无法长久。如果将更多人、所有人都加入特权者行列，那么这个特权就难以消除，因为他们将变成同盟。

所以，与大众通常的认知不同，那些特权享受者为了防止自己被暴露得充分，办法并不是弹压反对者，而是扩大特权者的范围，让反对者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这样他们才能免于被责难和反抗。你都跟我一样了，你还反对什么？

但是算盘是很精的，比如通胀中享受了巨额利益的人，会主张给底层一些福利，其实那就是他们吃剩下的面包屑，让人们因蝇头小利而放弃反对。

由此我们可以给孟加拉国的抗议一个定性，那些抗议者其实并非天然的正义。

因为他们并不是反对特权本身，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成为特权的一份子。他们反对孟加拉政府吗？不，他们只是想分享政府的权力，成为“政府”。如果他们如愿以偿，只不过是将他们自己变成高级种姓，对于普通孟加拉低级种姓来说，谁是高级种姓，对他们没有区别，都是压迫。

阿根廷在米莱改革中上街的人，并不是在反对米莱政府，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要挟政府为他们的特权撑腰，保留他们的既得利益，即高级种姓的特权。他们跟正义毫无关系。

“三代**人”，本来就是不对的。但即便你把那个“孙子”，换成一个“第一代”，这个第一代人，仍然是特权享受者，只不过换了人而已，性质有变化吗？没有。

所以正确的办法，是减少这种特权，直至谁都不能享受这个特权。像阿根廷那样，不要国企了，没有税金源源不断地供养了，就当然没有特权了。当一个企业是私有的时候，哪怕是八代十代，七大姑八大姨，有什么关系呢？他自负盈亏自我负责即可。

孟加拉持久和平的路径

孟加拉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这些灾难的根源，都在于人为划定的权利不平等，实行了等级制度和种姓制度。

英国人殖民印度，在1947年实行印巴分治。孟加拉地区也被一分为二，西孟加拉成为印度的一个邦，东孟加拉则加入巴基斯坦，成为巴基斯坦在印度边上的一个飞地，也就是东巴基斯坦。东巴基斯坦面积只占到15%，但人口稠密，达到了54%。

好景不长，巴基斯坦的建国者，几乎都是巴西北部人，由此，东巴基斯坦人根本没有话语权。一方面，西巴基斯坦将国语定为他们的乌尔都语；另一方面，东巴基斯坦的经济收入和税收，绝大多数被用于西巴基斯坦的建设。

民族就是语言族群。在一个自由社会，语言会自然地走向同化，一部分人到底采用什么语言，并不取决于其种族和宗谱，而是出于政治和经济考虑。什么样的交流工具更有利于自己参与社会合作，增进自己的利益，人们就会采用什么语言。

但是一旦人为地划定法定语言，在一个多民族地区，那些说另一种语言的人，实际上就成了“二等公民”，他们会视这种行为为“民族强奸”，就会生出分离主义倾向。

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当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将乌克兰语定为法定语言，要求顿巴斯地区的民众也必须说乌克兰语，而放弃他们的俄语，同时要求学校、媒体都必须使用乌语，或者必须由原来的俄乌变为俄乌双语的时候，乌东地区的人民是什么感受。

这种情况并不会因为所谓的“民主安排”而变得可以容忍。因为很清楚，多数人的决定将照样把他们变成备受屈辱的二等公民。

这就是少数族群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会拥抱君主专制和寡头政治的原因。因为那至少意味着，他们还能享受相对平等的地位，甚至以少数而成为主流。

一战期间，哈布斯堡帝国东部的居民之所以拥护君主制，就是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他们至少还能保持自己的语言和习俗，而一旦走向民主共和，他们必将沦为被征服者，丧失一切平等的权利。

在经济上也是同样。

当多数人决定如何征税，如何分配的时候，东巴基斯坦的人民就成了西巴基斯坦人的奴隶，他们成了低级种姓。

由此，必然的结果就是“战争状态”——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现在的孟加拉国。但是代价极其惨烈。

米塞斯告诉我们：在多语言通行的领土上引入一部民主宪法，与引入民主自治完全不是一回事。他所理解和定义的民主，就是“自决、自治和自律”。

那么，要使孟加拉持久和平，终极的办法就是消灭一切特权和高级种姓，走向权利平等。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应当允许一部分人走向自治。只要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国家的疆域大小，人口的多少，国境线划在哪里，就无关紧要。“民族作为一个有机体，不会随着各个国家发生的变化增加或者减少；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中既不会赢得什么也不会失去什么”。

这时候要做的就是，限制国家的权力，除了不分族群和阶层，平等保护每个人产权之外，它没有其他权力。不能强迫任何人离开孟加拉国，也不能强迫任何人加入。任何希望民族和平相处的人，都必须反对国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