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一直以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孝道在被称赞为家庭和社会稳定基石的同时，它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深刻而恶劣的，可以说，它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压迫性的核心，同时也是传统文化黑暗面的旗帜。

孝道不仅被古代统治者用来维护专制统治，还在家庭关系中助长了不平等，甚至在现代社会仍然束缚着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这也是为什么鲁迅这代人的新文化运动，首先就是对孝道开炮。

巴金在他的小说中，也不遗余力地批判封建大家长制。但实际上，封建大家长制的思维根本没有从现代中国社会消散，反而在经历变种之后更加根深蒂固。

孝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最初是一种维系家族关系的伦理观念。然而，随着儒家思想的兴起，孝道逐渐演变为一种政治工具，成为古代中央集权统治者控制人民的重要手段。

孔子提倡孝道，并在《论语》中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将家庭伦理和政治秩序紧密结合。这种思想直接导致孝道被用来强化父权和君权。

孟子作为孔子思想的延伸，在《离娄上》中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一思想把家庭伦理扩展到国家治理，使得孝道不仅是子女对父母的服从，更成为臣民对君主的绝对服从。

这句话，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密码。

到了汉朝，孝道被正式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一步利用孝道来巩固统治。《孝经》成为官方教材，而“举孝廉”制度则把孝道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

从此以后，统治者通过强调孝道来培养顺从的子民，使人民习惯于不质疑权威。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愚忠”现象，在民间就是愚孝。

愚忠愚孝的特征是，将忠孝看作是宗教信仰一样的存在，完全不分是非曲直、不分黑白好坏，为了一个愚蠢的忠孝对象，会奉献自己的一切，而从不质疑和抗争。

鲁迅所厌恶的“郭巨埋儿”就是这种变态心理的体现。为了体现对上一辈的孝道，丧失了基本人伦，为了省下粮食给母亲不惜活埋自己的孩子，这跟极端宗教的那种献祭之类已经没有任何区别。

说到底，极端孝道，其实本质上就是愚昧的极端宗教。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封建礼教”，指的就是这一整套的东西。

除了这种极端变态的情况，孝道的危害主要在于无声处和生活细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道不仅是道德准则，更是家庭权力结构的基石。然而，这种结构往往是不平等的，尤其对年轻人和女性来说，孝道成为了一种压迫工具。

孝道的核心要求子女无条件服从父母，即使父母的决定是不合理的。《论语》有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意味着子女的一生都必须围绕父母的需求来安排，而个人自由和追求则被置于次要地位。

父母让子女留在身边能带来什么？其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养老送终？其实还要二三十年才需要考虑。难道就为了那可能的卧病在床几年，让孩子付出一生的等待？

还有的父母认为，孩子“飞远了”，心就不在这里了。所以在本质上，这其实就是无止境的控制欲，什么孝道和亲情，都不过是借口罢了。他们只不过是想囚禁子女，让子女成为自己极度自私的人生工具。

为了留在父母身边，很多人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选择与理想。为了自我安慰，他们又陷入自我感动，把自己标榜为“孝子”。

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常见，许多年轻人即使有机会去发达地区改变命运，也因孝道观念被迫回乡赡养父母，最终被困在保守甚至贫寒的生活状态中。

正是这种拧巴，构成了很多中国人的拧巴人生。

这样的人生，小辈活着就是为了陪在长辈身边等长辈老去和死亡，长辈活着就是为了小辈围着自己转，能给自己送终。

“等死”是中国很多人的价值观，他们不在乎人生的真正幸福和意义，好像只要一家人在一块稀里糊涂活着等死，就是意义。

孝道观念还导致了“父为子纲”的家族制度，即父亲的权威至高无上，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现在很多中国家庭内部，父母依然会决定子女的婚姻、职业甚至人生方向，而子女若反抗，便会被视为“不孝”，遭受道德审判。

我见过太多人，因为不同意父母的决定，被父母拿生病、自杀作为威胁。只要一有不同意见就是“忤逆”，父母心脏病就犯了，或者直接骑在窗子上要跳楼，看你怎么办。

让你考公，你就不能去企业工作；让你相亲，你就不能自由恋爱；让你不能去外地，你在本地吃土都得给我呆着。

讽刺的是，有些父母事后为了面子，又反悔，强迫孩子必须换工作、去外地读研究生，等等，以满足自己新的虚荣心。

这种父母，可以说就是利用孝道来绑架子女、控制子女的恶人，他们的骨子里只有一个词——自私。

如果遇到这种父母，必须要以决裂的态度来反抗，否则你的人生将彻底成为他们的玩物，你的生命就是他们满足自己自私权力欲的工具。你在乎他们的感受，但他们其实根本没把你当人看。

另外，孝道对女性的压迫也尤为明显。在传统社会中，女性不仅要服从父母，还要服从公婆和丈夫。“三纲”当中的“夫为妻纲”，说明女性的孝道不仅限于原生家庭，还必须延续到婚后家庭，成为“贤妻良母”。

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女性往往被迫接受不平等的婚姻关系，甚至在封建社会中，寡妇守节被视为最高的孝行。比如清朝提倡的“贞节牌坊”，表彰那些终身守寡、不改嫁的妇女，而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性别压迫。

所以孝道不仅让男性受到压迫，女性更是被彻底工具化。看看红楼梦就知道，孝道是如何绑架了所有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深受折磨，但无力抗争。

到了现代社会，孝道作为黑暗一面又是如何运作的？

孝道的传统观念要求子女赡养老人，这导致许多父母将生育子女视为投资，而不是平等的亲子关系。

“投资型”亲子关系之下，当你长大以后有所回报，他们才会觉得你值得“爱”，但其实这种所谓的爱里面全是交易；你如果没本事没钱、无法回报，他们只会数落你、埋怨你，这种“爱”一下子就被戳破了。

所以有很多家庭持有“养儿防老”的观念，认为子女的首要责任就是供养父母，而不考虑社会养老体系的发展。

可能有的人会说这是因为中国养老体系不完善，这固然是客观原因。但我们也要看到，有很多人在自己完全有能力养老的情况下，却早早放弃自己的人生，五十多岁就开始摆出老人的姿态，要求子女赡养，这完全就是把孝道当作自己懒惰的借口。

现在年轻人也很难，但这种孝道文化仍然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奉献给父母，甚至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这不仅造成了家庭关系的紧张，也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进一步加剧了人口问题。

孝道文化也还在深深影响中国人的亲子关系。现在，很多父母仍然要求子女“听话”，将孝顺等同于服从，导致许多年轻人难以建立真正平等的亲子关系。

听话就是好孩子，不听话就是坏孩子，这种标签塑造了很多人逆来顺受的性格；服侍父母就是绝对正确、是感恩，让中国家庭喜欢弄虚作假的爱，根本不懂真正的爱为何物。

长大后，许多人即使遭受父母的精神或经济压迫，也不敢反抗，因为害怕被贴上“不孝”的标签。“不孝”这顶帽子，比父母的蛮横无理、自私自利更重要，成了很多人自我压榨的枷锁。

孝道虽然有一些让社会和谐的成分，本文也并非为了全面否定孝道良善的一面，但总体来说，它的负面作用远大于正面，导致全社会一种整体的压抑。尤其是“孝顺=无条件服从=人人不平等”这个逻辑，成了人性的枷锁、社会的桎梏。

孝道造成了古代中国的落后。在欧洲已经开始“天赋人权”思想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大明朝廷却在张居正没有回家守孝的无聊问题上争议长达几十年。

如今，孝道依然如阴魂一般游荡于这个现代化的中国。孝道文化当中的劣质方面一日不除，社会启蒙与文明也将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