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从短缺到过剩：中国问题的转换

1997年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香港回归，邓小平辞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其实，这一年还有一件极为重要但却悄无声息的重大事情发生，这就是中国告别短缺经济时代，而正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这件事情因为是以一个逐步的过程发生的，当时人们很难明确意识到，但其实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脑子一时还转不过弯来。记得大约是在1998年，有一次在中国经济时报开会，讨论经济形势问题。那时，经济学家都在讨论产权改革问题，国企改革是最热门的话题。在会上我讲到一个现象：现在的问题是，生产什么什么卖不出去。我这话的意思是，当时面对的问题，可能已经不完全是产权问题。

会上，我们就在那里争论，中国面临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有点轻描淡写地说，这主要是花色品种不对路。我说不对，即使花色品种对路，也卖不出去。而且，不但国有企业的卖不出去，民营企业的也卖不出去。这说明，产权改革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面临的就是生产过剩的问题。

这是过剩问题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现。但当时，我们的脑子里没有讨论那些问题的思路，甚至连合适的语言都没有。因为短缺与匮乏时代留在我们脑子里的痕迹太重了。

在此之后，生产过剩就开始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大问题。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行业，开工率均不足30%。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了家电下乡，有了三座大山，有了中国加入WTO。最终实际是通过融入国际市场，为中国过剩的产能找到了出路，也由此带来中国新一波的超常规发展。但10年不到，又遇到了问题。

我不知道人们注意到一个逻辑没有：在过去这20多年的时间里，每过一段时间，所谓消费疲软和内需不足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于是，整个社会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头号重要的问题来解决；而每次在这个问题似乎得到解决的同时，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又会造成新一轮的甚至是更严重的消费疲软和内需不足。循环往复，不断重复。

在上个世纪5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写过一本书，叫《富裕社会》。他的意思是，到那个时候，美国社会已经永远告别了贫困，而进入一个丰裕社会。这不是说，今后这个社会没有问题了，但这些问题不再是贫困时代的问题，而是由丰裕时代派生出来的。因此，经济学必须转变观念，必须超越贫困时代形成的传统智慧。

其实，我们今天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尤其是思维的转变。

我知道，这时候也许有人会说，孙老师，您太有点食洋不化了吧，我们现在的事情怎么好与当时的美国相比，怎么能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用丰裕社会的概念来套？您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多少人的月收入不到多少多少元吗？您不知道我们还有不少人处于物质匮乏状态？怎么能说我们是过剩呢？是的，这些问题我都知道，我当然不会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丰裕社会。但吊诡的是，产能过剩与这些事实是共存的，甚至是上面这些问题的重要背景。

就拿大家最关心的失业和收入的问题来说吧。为什么一些中小企业会倒闭？为什么一些大厂也纷纷裁员？为什么很多企业在降薪？是因为没活干，没业务。为什么没活干，没业务？在往下追，背后往往都有产能过剩、市场饱和的影子。即使是现在一些红红火火的行业，比如新能源汽车，马上面临的也将是严重过剩的问题。而过剩到来的时候，又是失业与减薪。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行业从兴起到过剩，经历的时间往往都非常短。

一定要明确，现在的失业和收入的问题往往是在过剩的背景下发生的。

但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仍然是短缺时代的，因为我们思维中短缺时代的痕迹太重。**有一个现象很令人深思：我们社会中的各级官员，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投资？我们的专家为什么一说对策思路强调的也是投资？这里当然有所谓供给创造需求的逻辑在里面，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短缺时代形成的投资思维。而投资短期看起来似乎增加了就业和需求，但进一步的结果一定是过剩的加剧。**这里再次引述一次克鲁格曼的话：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

最后，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个问题。一定要明确，在一个过剩的时代，市场重于产业链。我们经常强调产业链的重要性，我们也经常为此而自豪。但我们一定要知道，产业链只有在有市场需求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在一个过剩时代，市场重于产业链，这是这几年世界经济格局重组过程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说一个我经常讲的比方吧。假如说，有一个饭馆办得红红火火，而之所以红红火火，是因为周围写字楼里大厂的员工经常来这里吃饭，甚至商务宴请也往往放在这里。然而，有一天，双方的关系闹崩了。这时面临的问题将是，饭馆需要重新找客源，就餐者需要重新找饭馆。

我就想问一句：在满大街都是饭馆的情况下，饭馆重新找客源与就餐者重新找饭馆，哪个容易？哪个不容易？

内卷，几乎是一个被议论烂了的话题。

但在此前，我很少对这个事情发表议论。为什么？因为我看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直到昨天看到关于一件事情的报道。这件事情我在续篇中再说。

先说内卷本身。

人们通常所说的内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仅仅是疫情的一个结果？还是某种周期性的产物？抑或是某种特定场景中的现象？也许，我们将其放到一个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看的更清楚一些，才能真正理解其中沉重的含义。

元旦那天，久违的老朋友相聚在冬日如夏的海南，静静的海浪，和煦的微风，追忆起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岁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清晰地理解了内卷这个词的含义。

我们都是80年代的大学生。在那个万物更新的年代，机会几乎呈现为一种溢出状态：想走仕途的，各个地方都在需要年轻的专业化人才；想做专业的，很快就会成为单位里的骨干；想出国留学的，一个班可以走大半部分。不久之后，经商的大门洞开，不少人成为商界翘楚；不想经商的，多买两套房子也能挣到比一辈子工资更多的钱。

那是一个有着无尽的机会与希望的年代。但不能不令人感叹的是，沧海桑田，今天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时光。

在座的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正在等待宝宝的诞生。于是，话题又转向年轻的一代。尤其是，90后和00后，甚至再往后，10后。与前面说的机会溢出年代相比，他们从一出生，面对的就是残酷竞争的起跑线。前些天，一起初中学生控诉校长的微博长文揭开了这残酷场面的一角：学校每天安排12节课，七点十分就要到校，晚上九点才能回家，中间吃饭时间过短，且没有自习的时间。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对于孩子意味着什么？

孩童时期这种惨烈的竞争，当然是为了在获得未来机会时具有优势。但问题是，机会在变得越来越稀缺。而机会越是稀缺，竞争也就越是惨烈。惨烈的终点是结果上的无意义。昨天朋友在电话里和我说，她在家里几次听到若有若无的敲门声。她打开家门，是一位闪送小哥，文文静静的，戴着眼镜。一看就是一个读书人，或许就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这让我想起一个段子：父亲含辛茹苦地送外卖，用送外卖挣来的钱供孩子读书，孩子大学毕业了，找不到其他工作，接着送外卖。

写到这里，我知道，有朋友可能要善意提醒我，这些话是不是有点负能量啊，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但这里我想说的是，这里所讨论的事情与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内卷这个事情，不是中国独有的。可以说，这是整个人类在面对的问题，包括发达国家。最典型的如韩国，卷的程度也很厉害，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韩国的出生率为什么如此之低。

甚至可以说，这种内卷与经济发展水平，与贫富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一次，午饭后我和太太去市场买海鲜。买了一堆小鱼后，太太和卖鱼的女士说，能帮我收拾干净吗？卖鱼的女士说，大姐，您拿回去自己收拾吧，我少要你点钱，我得睡觉了。我深知睡午觉对海南人的重要性。宁可少挣点钱，也得睡午觉，这就是一种选择。

那内卷来自哪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个因素。第一，大的结构性变动的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机会结构的锁闭。第二，技术与经济进步的反噬。前一个比较容易理解。我们这代人当时所面临的机会，源于一场大的结构性变动，其实，那是一种偶然。现在，这种结构性的变动已经基本结束，与之相伴随的机会机会结构已经开始处于锁闭状态。甚至其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使得这种这种结构更加固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代人是一种既得利益者，时代意义上的既得利益者。相对于更年轻的几代人来说，我们长时间地站在机会结构的上风口。即使是退休了，还拿着不菲的退休金。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我们想过吗，这些退休金是来自哪里？昨天，朋友来看我，在餐馆吃饭时我不禁感叹，我们的退休金就来自像餐馆服务员这样年轻人缴纳的养老保险，但他们几个人的养老保险够养活我们一个人？而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将来这样的年轻人又能有多少？

站在进步主义的立场，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应该用发展和进步来解决。道理是不错的，但现实并非总是如此。相反，我们有时会被技术与经济的进步反噬。就拿现在最热门的AI来说，不说我们看不到的长远，就从我们能够感知到的未来来说，这究竟对机会结构意味着什么？

在此前的时代，就算在大学念个不怎么实用的专业吧，还可以去机关或企业做个文秘。但现在，GPT可以代替你做了。在北京，我家附近就是十万码农的世界，上下班时，熙熙攘攘，道路为之堵塞。但在AI方兴未艾的今天，谁知这个上班的路会断在什么地方？我们原来曾天真地想，技术进步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会越来越多地被取代，更多的人会坐在办公室里做着轻松的事情。

但真的会如此惬意吗？

每思及此，脑海里就不禁想起出埃及记这几个字，想起与这几个字联系在一起的旋律。

这不是危言耸听。不要把眼前的内卷看做是一种局部性的、暂时性的现象。这是一张大网，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严峻的、根本性挑战。如果我们想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自在一点，至少正常一点，我们需要挣破这张大网。技术和经济进步会造福人类，但有时不是自动造福人类，中间需要一种合理的社会安排。

可以说，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治。法治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为什么？

面对今天经济的状况，很多人都在呼唤继续改革开放。我的看法是，继续改革开放重要，但比继续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要用法治来完善和固化已有的改革开放成果。**只有用法治固化下来的改革开放成果，才是可积累的，才是有保障的，才是可靠的，才会成为未来的基础。

而且，人们也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在过去的一年里，各级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但客观地说，相当一部分政策收效甚微。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背后也许意味着一个更深层的重要变化，中国需要从一个政策主导的社会向法治主导的社会转变了。法治才能产生信任感，才能保障未来。

那什么是法治？我们不抠文本。在通俗的意义上，法治是一种由正式订立、程序性执行、任何社会主体都要遵守、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规则体系实现的社会治理方式。公正性、明确性、透明性、稳定性是其基本特征。这意味着，法律不能随意解释，不能随意修改，不能选择性执行。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有规矩、有章可循、可信赖的社会。

那为什么说，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治？

很多人都以为，法律是管人的，其实，法律不仅是管人的，同时也是管物的。但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我曾多次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这就是开始从一个真正无产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多少有点财产的社会。这时，另一个变化随之发生：从管理一个人头社会到管理一个多少有点财富的社会。

财富这个东西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它好像就在那里跑不了，但它无名无姓无国籍，形态可以变化多端，既可以化整为零也可以化零为整，可以装在钱包里，可以放在口袋中，也可以变成一组数字存在账户上。加密货币就更是可以使其来无影去无踪。也就是说，财富比人具有更大的、隐秘的流动性。

作为一个社会来说，这里的关键是看你能否提供一个能让人放心的盛装财富的容器。

这个容器是什么？就是这里说的真正的法治。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两个最基本的道理。第一，私有产权为什么是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石，这也是我说的法律也是管物的含义。第二，进一步地说，在更现实的意义上，为什么法治才能保障在一个开始有点财富的社会里这个财富不至于流失。

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治，还有一层更实现的含义。现在人们都在讲信心问题，预期问题，企业家的信心，消费者的预期。信心与预期的基础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治。

很多人都在强调力度，政策的力度，希望有更强有力的政策出台。一说到现在一些政策的效果不理想，有人也往往将其归结为力度不够。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不在力度，而在可信赖度。

比如说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问题。有人计算了一下，在去年这一年的时间里，出台的保护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就有一百多条。但收到的效果，却相当有限。问题在什么地方？是力度不大吗？并不是，有的地方出台文件，规定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能不继续羁押的及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有的地方政府官员掷地有声地说：谁砸了企业的饭碗，我们就砸谁的饭碗。这力度还小吗？

但问题是，这些看起来很有力度的政策措施与表态，起到的作用却很有限。为什么？因为民营企业家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这个。他们需要的并不是来自权力的特殊呵护，也不是来自政府的法外开恩，更不是与官方的亲密无间。甚至可以说，他们有点怕这个。**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可信任的法治环境，他们怕的是政策随时可变。**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够使他们正常地经营企业，正常地进行商务活动，正常放心地进行贷款投资。

从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只有法治，才能在跨国经济关系中形成信任感。传统的中国往往给外人一种神秘感，甚至被称之为一个神秘的国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透明的、明确的、稳定的规则，行之有效的是令人眼花缭乱及神秘莫测的潜规则。我们觉得自己是由规矩的，但外面的人看不懂，不信任。在此前的时代，这也许还过得去。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密切的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必须建立在可以信任的法治基础上。

**从更基础的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治理依赖的是明确、透明、稳定的规则体系，而不是收放自如的权力技巧。**新加坡为什么能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法治的基础，是人们对其法律体系的信任。

记得中学的时候，有一阵子，放学之前都要唱《国际歌》。最后一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铿锵有力，挺激动的。但实际不太懂其中的意思。

实际上，当时老师给我们讲过，英特纳雄耐尔是国际的意思。但懂的也就仅此而已，但国际就一定要实现是什么意思？还是懵懵懂懂。后来才明白，这里实际上说的是一种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要实现。前些年，曹征路曾经写过一篇引起相当轰动的小说，叫《那儿》，就描写了懵懵懂懂的耐尔到了老年时如何变成了那儿。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工人无祖国。更确切地说，是资本有祖国，而工人无祖国。因为按照工业社会的逻辑，资本（主要是工业资本）需要矿山、厂房，因而资本是离不开祖国的。而工人本来就一无所有，所以国家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于是，具有了基于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就有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但历史是个幽默大师。后来的演变却呈现了另外一种相反的过程。

从工人无祖国到资本无国界

事实表明，在之后全球化的过程中，真正无国界的并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到今天已经很清楚，作为资本象征的华尔街，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别不明晰的存在。

这源于资本的基因。资本的最大特征是逐利性，哪里有钱挣，它可能就会去哪里。而发达的金融业，仿佛为资本打造了一种畅行无阻的直通车。资本变成一组数字，瞬间到达，毋须走路。即使是资产形态的资本，由于各种资本运作形式的出现，其流动性也在明显加强。实际上，都不用说资本，如果你手里有一笔钱，存在了某个银行里，现在有个银行有一种利率更高的储蓄品种，你也会把钱转到利息更高的银行里去。

然而问题是，劳动力与居民意义上的个人的流动性与资本的流动性有明显差别。

相对而言，作为同样是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流动性要弱得多，因为劳动力是嵌入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结构之中的，其流动要受到各种牵制。而作为居民的流动性是最差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居住地改变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国与国之间，国籍是其中最重要的壁垒。其结果就是，劳动力与居民不能伴随资本流动。

于是就出现了资本的抽离与结构的坍塌。

资本抽离和结构坍塌，是我在分析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的社会背景时提出来的。美国上次的总统大选，即特朗普获胜的那一次，彰显的就是这个问题。资本的抽离，尤其是制造业产业资本的抽离，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坍塌，被全球化抛离的那部分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红脖子，成为支持特朗普的重要力量。

管理一个财富社会比管理一个人头社会更难

现在我们把话题稍微变换一下，范围也再扩大一点，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仅是资本而是财富的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之后，中国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这就是开始从一个真正无产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多少有点财产的社会。这个过程当然与房地产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这时，另一个变化随之发生：从管理一个人头社会到管理一个财富社会。

前者的管理对象是人，赤裸裸的没有财产的人。而后者管理的是人与财富。这两种管理是很不同的。人是有名有姓有国籍而且不能化整为零的。因此，你只要把人头管住就行了。甚至你管不住了，别人还可以替你管。

而财富这个东西不一样。它无名无姓无国籍，可以化整为零也可以化零为整，可以装在钱包里，可以放在口袋中，甚至还可以变成一组数字存在账户上。加密货币就更是可以使其来无影去无踪。也就是说，财富比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甚至是无形而隐秘的流动性。

这也就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使得这些财富能安安稳稳地在你这个社会里待着？

这里的关键是看你能否提供一个能让人放心的盛装财富的容器。这个容器是什么？就是真正的法治。在人头时代，把人管住就是了，这种管理权力就可以做到。但在一个财富的时代不同了。在一个财富时代，也许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成为一种使财富不至于跑冒滴漏****的容器。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法治，创造出的财富可能都难以保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