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无数人在问一个问题：当我们生病了、失业了、老了，当生活的风暴突然袭来，我们该怎么办？

你可能会说，这还用问吗？

我们生活在21世纪，答案是现成的：

找政府啊！我们有社保，可以报销医药费；

我们有养老金，保证退休后的基本生活；

我们有失业保险，在丢了工作时不至于立刻断炊。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国家，是我们每个人最后的、也是最坚实的保障。

没错，我们今天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有困难，找政府”的思维模式。

以至于，我们脑海里形成了一套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有点偷懒的历史叙事。

这个故事是这么讲的：在“福利国家”这个伟大的发明诞生之前，人类社会，尤其是工业化之后的普通人生活，那简直就是一片黑暗森林，充满了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你要么，就得靠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像个孤胆英雄一样硬扛，自求多福；要么，你就得卑躬屈膝地去敲开那些有钱人的大门，去乞求那些所谓的“私人慈善”，看人家的脸色，领一点残羹剩饭过日子。

然后，历史发展到某一个光辉的节点，充满智慧和同情心的政府“闪亮登场”，它像一个慈父一样，用强大的国家力量，为所有国民编织了一张覆盖生老病死的“社会安全网”，从此，我们才过上了有尊严、有保障的现代生活。

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线性，特别进步，也特别符合我们对历史“越来越好”的想象？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故事，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误解。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它是一个被精心剪辑过的版本。它刻意地、或者说无意地，忽略了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个无比庞大、也无比温情的“第三选项”。

这个选项，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互助组织。

100多年前的英国，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狄更斯笔下《双城记》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工业革命的滚滚浓烟，遮蔽了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天空，工厂的烟囱像雨后的春笋一样拔地而起，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创造出来。

但与此同时，对于千百万从乡村涌入城市的工人阶级来说，那也是一个充满了巨大风险的时代。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全民医保，更没有什么法定的退休金。

一个家庭的全部收入，往往就系于男主人的双手。

他一旦因为工厂里的事故受伤，或者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倒下，那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可能就瞬间断绝了。

迎接他们的，往往就是贫民窟的无底深渊。

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他们怎么办？

是躺平认命吗？是怨天尤人吗？都不是。

这群看似最弱小、最没有资源的体力劳动者们，他们没有等待任何外部的“救世主”，而是用自己的双手，发明了一套令人惊叹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安全网”。

故事的开始，往往是在一家灯光昏暗、弥漫着啤酒和烟草味的小酒馆里。一群工友，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劳动，聚在一起喝上几杯，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聊着工头的刻薄，聊着物价的飞涨，也聊着隔壁老王因为得了肺病，一家老小快要揭不开锅的惨状。

聊着聊着，一种共同的焦虑和恐惧，就在这群人心中弥漫开来。

于是，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提出了一个朴素的想法：兄弟们，咱们这样单打独斗不行啊，风险太大了，得想个办法抱团取暖。

要不，咱们凑个份子吧？每个人，每个礼拜，都往一个公共的木箱子里，放上几个便士。

谁家要是真遇上过不去的坎儿了，比如谁病得起不来床了，或者谁不幸被机器轧断了腿，咱们就从这个箱子里拿钱出来，帮他一把，让他和他的家人能撑过去。

你看，这就是互助组织最原始、最朴素的雏形。

它的诞生，没有任何宏大的理论指导，没有任何政府的顶层设计，它就源于普通人最基本的同理心和对未来风险的理性计算。

它不是一群有钱人，出于高尚的道德情操，去帮助另一群与自己不相干的穷人。它是一群平等的、知根知底的、境遇相似的普通人，大家凑在一起，签下了一份不成文的“君子协定”，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最古老的保险智慧，来共同对抗生活中的惊涛骇浪。

这种模式，听起来简单，但它背后有一种极其深刻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智慧。当一个会员从组织里拿到帮助的时候，他不是在接受“施舍”，他是在理直气壮地享受自己作为会员的“权益”。

因为他也同样承诺了，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会伸出援手。

这其中，没有居高临下的恩赐，也没有卑躬屈膝的乞求，只有平等的尊严和温暖的互惠。

这是一种基于“横向连接”的团结，而不是基于“纵向分配”的依赖。

你可别小看这种由工友们在酒馆里自发搞起来的“小社群”。

它像一颗生命力极其旺盛的种子，一旦在工业化早期的英国土壤里扎下根，就开始疯狂地生长。

在整个19世纪，它以一种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速度，席卷了整个英国。

一些早期的组织，比如苏格兰利斯镇的“卡特互助会”，甚至可以追溯到1555年。

但真正的大爆发，是在18世纪之后。

早在1801年，就有一位叫费德里克·伊顿爵士的学者，做了一项权威的社会调查。

他发现，在当时总人口不过900万的英国，就已经存在着大约7200个这样的互助组织，其成年男性会员数量，达到了惊人的64万8千人！

这意味着，在那个时代，已经有相当比例的劳动人民，被纳入了这种民间的保障体系。

而这，还仅仅是开始。在接下来的100年里，这股力量更是滚雪球般地壮大。

尤其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那三十多年，会员数量的增长简直可以用“爆炸”来形容。

1877年，注册的会员数是275万；

到了1910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660万。

这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去政府注册的、数量同样庞大的非正式组织。

历史学家大卫·格林由告诉我们，到1911年，当英国政府雄心勃勃地准备推行强制性的《国家保险法案》，试图为全体国民提供福利保障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他们计划要“拯救”的1200万国民中，已经有至少900万人，早就是各种各样互助组织的成员了！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在“国家队”浩浩荡荡地进场之前，民间的“江湖社群”，根本不是一片空白。

恰恰相反，它已经构建起了一张覆盖了绝大多数人口的、成熟而高效的、自我运转的“社会安全网”。

这些组织，也早就不是当年小酒馆里那个简陋的木箱子了。

它们从地方性的俱乐部，演变成了全国性的、拥有几十万会员的庞大联盟。比如当时最著名的两家，“曼彻斯特联合共济会”和“守林者共济会”，在19世纪70年代，这两家加起来的会员总数，就接近100万。

它们有自己印刷精美的章程，有极其复杂的、堪比现代公司的三级管理结构——地方的分支、区域性的选区和全国性的联合体。

它们甚至还拥有精心经营的、数额庞大的投资产业。

它们提供的“福利套餐”，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专业，几乎涵盖了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需求。

生病了，有疾病补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病假工资；

组织会和医生签订合同，为会员和他们的家人提供打包的医疗服务，甚至还自己开办诊所，这不就是今天HMO的雏形吗？

会员年老干不动了，有退休金可以领；去世了，有一笔足够体面的丧葬费，保证他走得有尊严，这在当时视“体面葬礼”为人生终极尊严的工人阶级文化中，是至关重要的。

组织还会为去世会员的遗孀和孤儿，提供持续的资金和生活上的帮助。

更有甚者，会员如果想去别的城市找工作，组织遍布全国的网络，还能为他提供宝贵的信息和人脉支持。

你看，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自治世界”！

它完全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创造、自己管理、自己运营的。

而维系这个世界运转的，不是政府的强制力，而是成员之间的信任、责任和一套共同的道德准则。

然而，这个曾经如此辉煌的、充满生命力的“互助江湖”，为什么后来又几乎销声匿迹，被我们今天的历史叙事彻底遗忘了呢？

答案，既简单，又残酷：是“国家队”的进场，杀死了这个江湖。

当1911年，英国政府带着“为民造福”的崇高理想，推行强制性的国家保险时，它实际上做了一件釜底抽薪的事情。

它用一种整齐划一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方案，取代了那种丰富多彩的、自下而上的民间智慧。

互助组织的吸引力，恰恰在于它的“非标准化”，在于它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每个组织，都可以根据自己成员的特殊需求，灵活地调整规则。就像互助组织史专家高斯登说的那样，一句大白话道破天机：“如果大多数会员想把年底的余款拿来开个年终派对，他们肯定不想让57个政府部门来对这笔钱的用途指手画脚。”

而国家福利，它的本质，必然是一种“一刀切”的标准化。

它用统一的缴费标准、统一的福利待遇，抹平了所有地方性的、社群性的差异。

当每个人，无论你愿意与否，都被强制性地纳入国家这张大网之后，人们再去参加民间互助组织的热情和必要性，自然就大大降低了。

你已经交了一份“公家”的保险了，为什么还要再交一份“私家”的呢？

更重要的是，国家福利从根本上改变了福利的“性质”。

它把原本基于“互惠”和“责任”的横向互助，变成了一种基于“权利”和“资格”的、对国家的纵向索取。

人们不再觉得，我获得帮助，是因为我曾经也为这个社群付出了我的承诺和责任。

他们开始觉得，我获得福利，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公民，“有权利”从国家这个巨大的“分配机器”里，拿到我应得的那一份。

于是，那种维系着互助组织的、最宝贵的社群精神和道德自律——那种“我们是一家人”的凝聚力，那种“不能占兄弟便宜”的道德约束——就开始慢慢地被侵蚀、被瓦解。

那个曾经充满活力的、自我生长的“江湖”，就这样在“国家”这个更强大、更不容置疑的主角面前，逐渐地枯萎、凋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甚至被我们的记忆所清除。

这个令人扼腕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英国。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曾上演过一出几乎一模一样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波澜壮阔的“互助史诗”。

在美国，这股力量的代表，有一个更酷的名字，叫“兄弟会”。

一听这个名字，你可能觉得有点神秘，像是某种秘密社团，让人联想到《达芬奇密码》里的共济会。

没错，很多兄弟会，确实有自己独特的入会仪式、秘密的握手暗号和各种有趣的行话和礼服。

但这层神秘的面纱之下，隐藏的，是一个比我们想象中要庞大得多的互助网络。

历史学家大卫·贝托做过一个惊人的统计：在1920年，美国成年男性中，有将近30%的人，都是各种兄弟会的成员！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在那个时代，这个比例，比声势浩大的工会运动的会员比例还要高得多。这说明，“兄弟会”才是当时美国基层社会最重要、最普遍的组织形态。

这些兄弟会，渗透到了美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在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移民和非裔美国人群体中，更是发展得枝繁叶茂，

成为了他们在他乡异国或者备受歧视的环境中，抱团取暖、寻求庇护的最重要港湾。

你很难想象，在一个种族隔离和经济边缘化的时代，非裔美国人是如何实现自救的。

历史学家杜波依斯曾经估计，在一个黑人社区里，互助组织的数量，几乎和教会的数量一样多。

他把互助组织，称为非裔美国人“核心社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像“普林斯·霍尔共济会”这样的黑人兄弟会，其成员名单简直星光熠熠，包括了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瑟古德·马歇尔，以及民权运动的两位先驱——布克·华盛顿和杜波依斯本人。

这些组织，为他们的成员提供了在主流社会中难以获得的尊严和保障。

他们同样提供疾病保险、养老院、孤儿院和就业机会。

一份1919年在芝加哥的调查发现，有高达93.5%的非裔美国家庭，至少有一位成员购买了人寿保险，这个比例，在当时所有的族裔中是最高的，甚至超过了当地的白人家庭。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撼、也多么令人感动的事实！

它告诉我们，在那个被我们想象为充满压迫和绝望的时代，这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并没有消极地等待救济，更没有在自怨自艾中沉沦。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通过“结社”这种最基本、也最强大的人类智慧，为自己编织了一张坚韧无比的“安全网”。

这些兄弟会，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塑造品格和传播道德价值。它不仅仅是一个“保险公司”，它更像一个“品格学校”。

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时候被批评为鼓励“依赖”和“懒惰”的福利制度不同，兄弟会的互助，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

几乎所有的兄弟会，无论其成员的种族或阶级构成如何，都有着极其严格的道德要求。

比如，前面提到的“普林斯·霍尔共济会”的章程就规定，任何“脏话连篇、放荡、酗酒或者道德上有罪的人”，都将被剥夺会籍。

甚至连当时最激进的、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西部矿工联合会也规定，如果一个成员的疾病或事故，是由于他自己“缺乏节制、轻率或不道德行径导致”的，那组织将拒绝提供帮助。

这在今天的一些福利史学家看来，简直是“政治不正确”的典范。

他们会批评说，这是在“歧视穷人”，是在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僵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道德”来规训劳动人民。

但这种批评，完全站错了角度，它完全不理解兄弟会运作的底层逻辑。

兄弟会的领导者和成员们，他们自己就是穷人，就是劳动者。

他们之所以设立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有点“严苛”的“门槛”，不是为了去“控制”谁，或者去模仿谁，而是基于一个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常识：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在那些“值得帮助”的人身上。

一个自暴自弃、不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不应该消耗掉大家共同凑出来的、用来救急救难的宝贵基金。

这背后，是一种基于“互惠”的、极其健康的道德观。

我帮助你，是因为我相信，你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努力生活的人，你也在为这个共同体做出贡献，你也会在别人需要时伸出援手。

这种区分“值得帮助”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的做法，不是一种冷酷的歧视，恰恰是一种对社群内部道德秩序的珍视和维护。

它在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帮助，你首先得做一个值得尊重和帮助的人。

而后来那些由政府和大型慈善机构主导的福利体系，它们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它们是“局外人”。那些发放救济的社工和官僚，他们不理解穷人的真实生活，他们与受助者之间，是一种天然的、居高临下的“施与受”关系。

这种关系，很容易滋生出官僚主义的冷漠、繁琐的程序，以及受助者的怨恨与依赖。

而在兄弟会里，决定谁该得到帮助的，往往就是穷人自己。

他们彼此熟识，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共享着一套共同的价值观。

当一个会员申请疾病补贴时，组织会派一个“探病委员会”去他家探望。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就是他的邻居和工友。他是不是真的病了，是不是在装病骗保，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这种基于内部信任和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在防范“道德风险”方面，其效率是任何一个外部的、庞大的官僚体系都无法比拟的。

一个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兄弟会杂志曾经骄傲地宣称：“不管我们有多穷，你也见不到墨西哥乞丐。墨西哥人无论年纪和社会教育背景，都会努力工作，有尊严地养活自己。”

这种强烈的自尊和自立精神，正是兄弟会文化所培育出的最宝贵的果实。

然而，这个曾经如此辉煌的“兄弟会江湖”，在美国，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其衰落的原因，比英国的情况更为复杂，可以说是遭受了多方面的“降维打击”。

除了我们已经说过的，“福利国家”的崛起这个共同的“杀手”之外，还有两个在美国尤其突出的重要因素。

一个，是来自专业医疗行会的系统性打压。

20世纪初，随着医生这个职业的专业化和组织化，各种势力强大的医学会，开始系统性地打击兄弟会自己办的那些“合同诊所”。

他们把这种模式，斥责为“邪恶的分支医疗”，认为它拉低了医疗服务的“价格”和“档次”。

加州沙斯塔郡医学会甚至警告说，如果再搞这种合同医疗，那医生的服务就会“贬值成跟擦鞋儿童和零食小贩一样”。

他们通过各种限制性的行医执照和行业壁垒，威胁要开除那些与兄弟会合作的医生，成功地扼杀了这种由消费者（也就是兄弟会成员）自己组织和定价的、平价的、社区化的医疗创新。

这不仅仅是商业竞争，这更像是一场由专业精英发动的、旨在垄断医疗服务定价权的“围剿”。

另一个，是来自政府对保险业的过度监管。

州政府开始出台各种复杂的保险法规，这些法规往往是由大型商业保险公司的游说集团所推动的。

它们禁止了一些兄弟会常用的、灵活多样的保险形式，比如那种带有集资和博彩性质的“唐提式保险”。

这些法规，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但实际上，却大大提高了兄弟会运营保险业务的成本和门槛，使得许多小型的、地方性的互助组织因为无法满足这些繁琐的规定而难以为继，最终不得不解散，或者把保险市场，拱手让给了那些财力雄厚的商业保险公司和后来的政府社保体系。

从英国的互助会到美国的兄弟会，我们挖出来的这个“互助文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呢？

它颠覆了我们那个简单的、线性的历史叙事。

在“福利国家”这个“巨无霸”诞生之前，世界并非一片黑暗。

普通人，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他们展现出了惊人的、自下而上的创造力和组织能力。

他们用“互助”这种最古老的社会智慧，为自己创造了尊严和保障。他们不是被动的、等待拯救的“问题”，他们是积极的、解决自身问题的“行动者”。

我们今天所习惯的、由国家提供的、基于“权利”的福利，它在带来物质保障的同时，是不是也在无形中，削弱了一些更宝贵的东西？

比如，社群的活力、个人的责任感，以及人与人之间那种基于互惠的、温暖的连接。

社会学家威廉·尤里斯·威尔逊就曾观察到，在福利国家大规模扩张之后，那些曾经在40、50年代充满活力和安全感的黑人贫民社区，反而变得更加混乱和危险了。

这背后，是不是就有那种“支撑性网络”被削弱的原因呢？

当一个社会，所有的问题，最终都指向一个唯一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政府干预时，这个社会本身，可能就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生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

它变成了一个由无数被动、原子化的个体，和一个无所不包、但却冷漠的官僚机器所构成的脆弱结构。

这段被我们遗忘的历史，给了我们另一个看待世界的维度。

它让我们看到，除了“市场”和“国家”这两个我们熟悉的、强大的选项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由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空间。

人是会行动的，人是可以与社会中不同的人进行协作的，人也是可以形成各种自治组织，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

只要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个人并不是原子化的。

这种大规模的自治联合，在历史上，曾经真实地、大规模地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