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全面实施五天八小时,会发生什么?

先得把这“五天八小时”说清楚。

如果实行的话,这是一种法律制度,也是一种管制制度。

他本质上是劳动力市场上的限购和限售制度。

不许你多购买劳动力时间,也不许你多出售劳动力时间。

法律一划线,每周工作不能超40小时,谁敢让员工多干?罚款伺候!这板子,是直接打在企业身上的。

好,规矩立下了,企业老板们就得挠头了。

第一个问题,厂房、写字楼,这些花大价钱搞来的家伙事儿,以前一周跑六天甚至七天,机器恨不得连轴转,现在好了,法律说,停两天!白花花的银子投进去的设备、场地,就得在那儿闲着晒太阳,这折旧费、租金可是一分钱不少掏。

老板心里那个疼啊,这不就是白白浪费钱吗?资本这东西,不是光看个数,它是要用起来才生钱的。你让它闲着,它就是在亏钱。

第二个问题更要命。

活儿还是那么多,甚至市场还在变大,订单还想接,但每个工人干活的时间少了三分之一(从可能的60小时减到40小时)。怎么办?只有一个法子:多招人。原来100个人干的活,现在理论上得找150个人来干。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招人不要钱啊?招聘广告、面试时间、新人培训,这都是成本。而且新人来了就能上手吗?熟练工哪是那么容易培养的?很多活儿,不是说多个人就能多分一块蛋糕那么简单,得有技术,有经验,得懂配合。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些坑,不是随便找个萝卜就能填的。

更别说管理成本了。

人一多,事儿就杂。

原来管100个人,现在管150个,甚至更多,得多配多少管理人员?多开多少会?多扯多少皮?效率能不能保证都是个大问题。这不是简单的算术题,是组织结构的重新洗牌,成本蹭蹭往上涨。

老板心里苦啊。成本上去了,产品价格能不能也跟着涨,把这多出来的开销转嫁给买家呢?他肯定想啊!但现实啪啪打脸。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在一个孤岛上做生意。中国加入了RCEP,跟一堆国家签了自由贸易协定,九成多的商品零关税。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邻居,比如越南、印尼,他们可没搞这么严格的五天八小时。

他们的工人可以一周干六天,每天十小时,甚至更长,他们的工厂可以转得更欢。同样的商品,人家那儿的生产成本就是比你低。

你想涨价?消费者不傻,一看你家的贵了,旁边越南产的便宜又好用,扭头就买别人家的去了。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冰冷无情,它只认性价比。你成本高,你活该卖不出去。你涨价?那就是自寻死路。

所以,增加的成本,没法让消费者买单。那这笔账算到最后,只能落到谁头上?只能是劳动力。

老板就得琢磨了,既然法律规定了最多干40小时,那我就按40小时的产出付钱。

原来那个一周干60小时,拿六千块的熟练工小王,现在老板只能跟他说:“对不住了小王,按新规矩,你最多干40小时,我这儿也只能给你开四千。” 小王一听,傻眼了。

活儿还是那些活儿,只是法律不让他多干了,结果到手的钱少了三分之一。他能乐意吗?

但这还没完。就算老板愿意给四千,有时候也解决不了问题。

有些活儿,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不是说你把一个熟练工60小时的工作,劈成两个40小时的工作,就能找到1.5个同样水平的人来干的。

一个顶尖的程序员,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钳工,一个能搞定大客户的销售经理,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的整体能力和投入的时间。

你花四千块,可能连半个这样的人都找不到。

你想维持原来的产出和质量,可能得花远超原来六千的成本,比如雇两个没那么熟练的人,总共付八千甚至一万,效果还打折扣。

这时候,企业的成本就不是“大幅上升”了,简直是飙升。

企业到了这个份上,还能怎么办?硬撑?撑不了几天。涨价?死路一条。那就只有一条路了:跑!

往哪儿跑?往那些没有这么严苛规矩的地方跑。

越南、印尼、柬埔寨,甚至印度。你说印度营商环境差?没错,是差。但如果在中国生产,因为这个强制的五天八小时,成本涨得太离谱,那印度的“差”就变成了相对的“好”。

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只要在印度生产的总成本加上那些麻烦事的折腾,算下来还是比在中国生产便宜,那资本家就会用脚投票。

企业要搬走,那速度可是很快的。

别以为厂房搬不走就没事了。机器设备,打包上船,几天就到新地方了。旧厂房?废弃掉呗,就当是沉没成本。

最核心的是什么?是管理团队,是技术骨干,是客户订单。这些都能带走。老板带着核心团队,拿着技术和市场,在越南、在印度,重新搭个摊子,可能比在中国应付这些越来越复杂的规矩要省心得多。

这不就是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和地区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的路子吗?现在,风水轮流转,可能就轮到中国企业往外跑了。

很快,你会看到,先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对成本最敏感的,比如服装、鞋帽、玩具厂开始动。

然后是那些有点技术含量,但全球竞争激烈的,比如电子组装。最后,可能连一些原本觉得根深蒂固的产业,也开始琢磨着把一部分产能挪出去了。

当然,在彻底跑路之前,企业还会挣扎一下,搞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把戏。这就是市场在管制下的自然反应,是企业家精神在寻找出路。

比如,外包模式大行其道。

你是个平面设计师,以前公司招你,月薪八千,要求996。现在五天八小时了,公司直接不招人了。它发布一个设计项目,要求接包的是一个“企业”,哪怕这个企业就是你注册的一个“个体户”或者“工作室”。

老板可能给你开价一万块,比原来八千还多两千。他为什么愿意?因为这一万块是买你的服务,不是雇你当员工。

他不用负担你的社保公积金,不用担心你的加班费,不用操心解雇你的赔偿金,更不用管你是不是五天八小时。

这些麻烦事,都甩给你这个“小老板”自己去扛了。你拿了一万,看着是多了,但你得自己交税,自己租地方(如果需要的话),自己承担一切风险,还没有稳定工作的保障。

算下来,可能还不如原来八千的稳定工作划算。但没办法,想有活干,就得这么玩。

这时候,劳动力市场就分裂了。

一部分人,愿意折腾,敢冒险,成了“老板”,接单干活,可能忙起来比996还狠,但好歹有收入。

另一部分人,还是想找个安稳工作,按时上下班,拿固定工资。但这样的岗位越来越少,竞争越来越激烈。

原来期望八千,现在可能觉得,老板给五千,只要是五天八小时,我也认了。再往下,可能四千也得干。

这就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在管制下的扭曲。

程序员群体早就开始这么干了。

很多厉害的程序员,早就不给大厂打工了,自己开个小公司,或者就在网上接活儿,做全球生意。

为什么?因为大公司规矩多,管制严,个人发挥空间和收入可能还不如自己单干。强制五天八小时,只会加速这个趋势。

各种小型工作室、网络兼职平台,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还有派遣工模式。大企业把用工风险外包给小型的劳务派遣公司。

工人是派遣公司的人,大企业只是用工单位。劳动法很多时候管的是直接雇主,派遣关系就能打个擦边球。

工人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干活,但身份变了,保障可能也差了。派遣公司为了生存,自然会在执行劳动法上“灵活”一些。

你看,这些规避手段,都是在试图绕开那个强制的五天八小时带来的成本和麻烦。但故事还没完。

等到哪一天,那些规规矩矩找工作、希望享受五天八小时福利的工人们发现,不仅工资没涨多少,甚至降了,而且工作机会还越来越少,身边的人要么去了外包,要么成了派遣工,要么干脆失业了。

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是那些搞外包的、搞派遣的“工贼”抢了他们的饭碗,拉低了工资水平。他们会不爽,会愤怒。

愤怒的矛头会指向谁?会指向那些变通的企业家吗?会指向那些灵活就业的同行吗?更可能的,是要求政府:管管这些外包!取缔劳务派遣!提高小工作室的注册门槛!把这些“不正规”的都干掉,让我们这些“正规”的工人有活干!

如果政府真的听了这些呼声,进一步收紧管制,把外包、派遣、灵活就业的路子都堵死。那企业家们就真的看不到希望了。

规避的路也没了,成本高企,效率低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彻底跑路。这时候,就是大规模的产业外迁潮了。

国内的工人们一看,傻眼了。企业都跑去东南亚、印度了!我们的工作没了!收入降了!这日子怎么过?

这时候,情绪就会进一步升级。

矛头会指向国外。凭什么越南、印度的工厂抢走我们的工作?是他们不遵守“先进”的劳动标准,搞“不公平竞争”!

那要怎么办?撕毁协议!RCEP?去他的零关税!不许东盟、印度的产品进来!理由?现成的:贸易逆差太大了!我们要保护民族产业!保护工人饭碗!先给他们加个34%的关税!让他们在东南亚、印度生产的东西也变贵,看那些跑出去的企业回不回来!

对方要是反制呢?那就加码!你要是敢报复,我就加到100%,加到145%,直到贸易中断为止!我市场大,我怕谁?

如果加关税还不行呢?企业还是不回来,或者干脆彻底不跟中国市场玩了。那国内的失业和不满情绪只会更加沸腾。这时候,最极端、最危险的念头就可能冒出来:是他们抢走了我们的财富,断了我们的生路!这种仇,不共戴天!怎么办?打他!谁让他们抢我们企业的?谁让他们害我们没工作的?咱手里有枪有炮,有飞机有航母,把他们打服了,企业不就乖乖回来了吗?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

你看,这路线图是不是很清晰?

从一个看似善意的劳动保护法规开始,一步步走向成本上升、企业规避、资本外逃、国内失业、社会不满,最终可能导向贸易保护、贸易战,甚至真正的战争。

这就是通向“帝国主义”的路。那些最初只是希望“工作轻松一点”的人们,可能最后发现,自己不仅没得到想要的,反而被推上了战场,成了炮灰,在某个异国他乡或者自家门口,被炸得尸骨无存。

这不是我在编故事,这是历史上反复上演,并且现在仍在某些地方若隐若现的剧本。

看看欧洲,特别是法国、南欧那些国家。他们搞了严格的劳动法,比如法国的35小时工作周,解雇工人难于上青天,工会势力强大。

结果呢?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长期高企。企业不敢轻易雇人,经济缺乏活力。形成了有稳定工作、高福利的“内部人”和大量临时工、失业者组成的“外部人”这样分裂的社会。

经济增长缓慢,竞争力下降。面对全球化竞争,他们内部保护主义的声音也一直没断过。

再看看阿根廷。那简直是政府干预主义的反面教材博物馆。庇隆主义时期开始,就热衷于讨好工会,搞远超生产力水平的工资福利,严格限制解雇。结果呢?企业毫无竞争力,投资环境恶劣,资本大量外逃。

政府没钱了就印钞,导致恶性通胀一次又一次摧毁经济。整个国家在无休止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中轮回。

试图用强制手段“保护”工人,最终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都毁了,让所有人都成了受害者。

还有巴西。所谓的“巴西成本”里,僵化、复杂的劳动法是重要一项。巴西技术工人的工资只有3000块,但比亚迪建厂不愿意请他们干活,从中国请年薪近二十万的农民工去干,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多干活,可以996.

巴西各种规定极其繁琐,工资外的各种税费负担沉重,劳动诉讼满天飞。结果是什么?大量人口在非正规经济部门讨生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被压得喘不过气,投资意愿低迷。

虽然资源丰富,市场巨大,但经济就是飞不起来。改革?谈何容易,触动的都是既得利益。

这些国家的经历,都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强制干预劳动力市场的可能后果。

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违背了经济规律,无视了市场力量,结果往往是南辕北辙,甚至带来灾难。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如果中国全面实施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后果是什么?只要你懂点经济学,结合其他国家的经验,大概率不是一片祥和的乐土,而可能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开始:成本飙升、竞争力下降、企业花式规避、资本用脚投票、国内就业困难、社会矛盾加剧,最终甚至可能把国家推向封闭和冲突的危险边缘。

真正的进步,从来不是靠强制命令就能实现的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尊重个体自由选择、保护私有产权、鼓励创新和生产力提升的坚实基础之上。想用一纸法令去搞什么福利水平,恐怕只会摔得更惨。这,或许才是更需要警惕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