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最令人惊悚的新词之一，莫过于斩杀线。

先要说明，斩杀线并不是指一个人变穷，各国都有一些因素导致人们迅速变穷，比如在中国创业也容易变穷，一年倒闭得有几十万家饭店，还有买房也会变穷，比如房子变成了负资产。

而在美国，医疗与离婚都会导致一个人变穷。

但斩杀线，并不是指变穷，而是指一个人跌入底层后，容易与社会脱钩。

“斩杀线”描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你走着走着，脚下的地板突然消失了。

在美国，一个普通的小中产阶级，他们住着房子，开着车，好象情况还不错。

但是，只要遭遇一点点意外——也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裁员，也许是一次不在保险覆盖范围内的大病。

美国人在2025年年初就在小红书上吐槽过，不少人说他们离流浪汉只有一张账单的距离。

这个意思是在说，这个人直接从云端跌落，不是跌到贫穷，不是跌到低保户，而是直接变成了街头的流浪汉。

这一摔，是直接摔到底的。中间没有缓冲，没有过渡。

这就是“斩杀线”。血条一旦跌破某个阈值，系统判定你“不配”在这个社会生存，直接把你踢出局。

很多人看这个问题，第一反应是：这肯定是美国资本主义太残酷了，弱肉强食嘛，没有政府兜底嘛。

大错特错。

恰恰相反，美国有着对穷人很多的救济和补贴，远比中国要多，比如光是白卡用户就有几千万（免费医疗），穷人还可以拿各种社会补贴，甚至免费领取食物。

美国还有个人破产制度，一旦破产，一些债务是可以不用还的，比如信用卡。

相反，还一个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斩杀线。

真正的原因不是贫穷和破产，中国一年因为负债变成穷光蛋的人，远远会多于美国，因为中国人口更多。

中国还没有个人破产制度。

为什么美国会有，中国却没有呢？

这是今天的主题。

一）被锯断的梯子

在一个正常的、更市场化的社会的供给，应该是连续的。

什么叫连续？

人的需求是分层的。有吃米其林三星的需求，就有吃路边摊的需求；有住中央公园豪宅的需求，就有住地下室、甚至住胶囊床位的需求；有看顶级专家的需求，就有找赤脚医生包扎一下伤口的需求。

在一个正常的、充满活力的商业社会里，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

这就像一架梯子，从泥泞的地面一直通向云端，每一级台阶都在。

如果你从顶层跌下来了，没关系，你可以站在中间的台阶上；中间的台阶站不住了，你还可以站在底层的台阶上喘口气。哪怕你兜里只剩下一百块钱，市场上也应该有一百块钱能买到的活法。

但是，美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美国政府，或者说美国的立法者们，手里拿着一把叫做“管制”的锯子，把梯子下半截那些看起来“不美观”、“不体面”、“不安全”的台阶，统统锯断了。

他们说：“让因人住在几平米的房子里太没有尊严了，取缔！”

他们说：“让工人拿每小时10美元的工资是剥削，禁止！”

他们说：“没有经过十年寒窗苦读拿到执照的医生看病太危险，抓起来！”

哪怕你是出于好心，当你把梯子的下半截锯掉之后，那些如果不爬低端梯子就只能摔死的人，他们去哪了？

他们没有变富，他们直接掉进了深渊。这就是“斩杀线”的物理学本质——边际供给的消失。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2024年的报告显示，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达到了77.18万。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1万人里就有23个人无家可归。而社会学家布赖恩·戈德斯通认为，真实数字可能高达400万。

更可怕的是，这些人里，很多是有工作的。他们白天穿着制服在星巴克打工，在亚马逊送快递，晚上却只能睡在车里，或者搭帐篷。

为什么？因为他们赚的钱，虽然能吃饱饭，但刚好够不上那个被法律抬高了的“房租门槛”。

这就是美国著名的“分区规划”和“建筑法规”带来的恶果。

在美国很多大城市，你想盖房子？太难了。法律规定极其严苛：为了保障“居住质量”，一个房子的面积不能小于多少平米，必须配备多少个停车位，采光必须达到什么标准，社区绿化率必须是多少。

这听起来是不是都是好词？“宜居”、“宽敞”、“高尚社区”。

但对于开发商来说，这笔账一算，如果我盖那种几百美元一个月、甚至几十美元一晚的廉价公寓，或者盖那种像香港“笼屋”一样的地方，我根本不赚钱，甚至我根本就是违法的。

于是，市场上的低端住房供给，被法律彻底消灭了。

在美国，你找不到那种“脏乱差”但极其便宜的城中村。你要么付得起几千美元的月租去住合规的公寓，或是近千美元去租一个房间，要么，你就没地方住。

想象一下，一个刚刚失业的年轻人，兜里还有500美元。在自由市场里，他本可以花200美元租个只有一张床的破单间，再花200美元吃最便宜的盒饭，剩下100美元坐公交车去找工作。

他还能活着，他还有翻身的机会。

但在美国的“高标准”社会里，法律告诉他：那种200美元的房子是违法的，不存在。最便宜的房子也要2000美元，最便宜的床位要800美元。

于是，这500美元变得毫无意义。他只能流落街头。一旦流落街头，没有了固定地址，他就更找不到工作，银行账户可能被冻结，信用分数清零。

这不就是“斩杀”吗？

不是市场抛弃了他，是那个规定“房子必须有停车位、必须有足够采光”的法律，温柔地杀死了他。

再来说说工作。

这几年，美国的“最低工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加州甚至要把快餐业工人的最低时薪提到20美元。

大家听着是不是很爽？“打倒资本家，保障工人权益！”

但是，这背后是什么？

如果法律强制规定，一个小时的工资不能低于15美元。那么，请问，那些创造价值只有8美元、10美元的工作岗位，会发生什么？

它们不会奇迹般地变成15美元，它们会直接消失。

老板不是慈善家。如果雇一个人要赔钱，他就不雇了。他会买台自动点餐机来代替服务员，他会把客服外包给印度，或者干脆把生意关了。

2025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受最低工资影响的工人有2200多万。表面上看，他们的工资涨了。但我们要看那些“看不见”的地方——那些因为这道门槛，而永远失去了工作机会的人。

设想一下，一个刚出狱的刑满释放人员，或者一个由于长期生病导致技能生疏的中年人，或者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

他们现在的能力，可能真的只值8美元一小时。在自由市场里，他们可以先接受这8美元，哪怕辛苦点，先养活自己，积累经验，慢慢往上爬。

但是，“斩杀线”出现了。

法律说：“不行！给8美元是违法的，是不道德的！要么给15美元，要么别雇！”

于是，这些人连被“剥削”的资格都没有了。他们被彻底剥夺了劳动的权利。

这种“善意”的管制，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最需要工作来救命的人，一脚踢出了劳动力市场。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的“长期失业者”，依靠福利度日，因为那张通往自食其力的梯子，第一级台阶被抬到了他们够不着的高度。

如果说房子和工资是大刀阔斧的斩杀，那么各种各样的“职业执照”，就是细碎而致命的凌迟。

在美国，你想靠手艺混口饭吃，简直难如登天。

你想帮邻居编个头发赚钱？对不起，在很多州，你需要经过几百个小时的培训，缴纳昂贵的学费，考取美容师执照。否则，警察会来抓你，罚款能罚到你破产。

你想在路边卖个柠檬水？对不起，你需要卫生许可证，你需要摊贩证，你需要经过层层审批。

你想帮人修个指甲？你想做个通下水道的工人？甚至你想做个室设计？统统需要执照。

这种“执照社会”，本质上是既得利益者构建的护城河。它打着“保护消费者安全”的旗号，实际上是在阻止底层的穷人进入市场竞争。

这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可能只是多花点钱考个证的事。但对于一个正在下坠的穷人来说，这就是一堵绝望的墙。

当一个人跌落的时候，他本可以去打个零工，摆个地摊，做点不需要什么技能的活儿过渡一下。这是人类最古老的自救方式。

但美国的法律体系告诉他：除非你达到我们的标准，除非你先交钱考证，否则你连自救的资格都没有。

这不叫文明，这叫“何不食肉糜”的制度化傲慢。

交通也是大问题。美国是建立在车轮上的国家。

这种城市形态本身就是管制的产物——严格的“用途分区”，把居住区和商业区隔得老远。你买瓶酱油都要开车五公里。

在这种环境下，汽车成了生存的必需品。

对于一个穷人来说，如果他的车坏了，修不起；或者因为欠了罚单，车被拖走了。那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他失去的是保住工作的能力，是去超市买平价菜的能力。

没有车，寸步难行。汽车，也成了那条生死线。

说到这里，我们对美国的“斩杀线”有了一个清晰的画像。

它不是资本家的贪婪造成的，也不是市场竞争太残酷造成的。恰恰相反，它是因为市场机制被破坏了。

所谓“斩杀线”，本质上就是法律强制划定的一条“最低消费标准”和“最低准入标准”。

美国社会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洁癖式的姿态，指着那些低端的供给说：“这不体面，这不安全，这不符合我们要打造的‘伟大社会’的标准，统统切掉。”

于是，海洋球池子被撤走了，换成了水泥地。

那个从高处跌落的中产阶级，他在空中手舞足蹈，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他想找个便宜房子？没有，违法。

他想找个低薪零工？没有，违法。

他想找个便宜医生？没有，违法。

他惊恐地发现，一旦他的收入低于某个标准，整个社会所有的供给，都向他关上了大门。所有的价格标签，都写着他付不起的数字。

那一刻，他还没落地，就已经被宣判了社会性死亡。

这就是美国“斩杀线”的真相——因为不允许“差”的存在，所以剥夺了穷人“活”的权利。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尤其是像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很少感觉到这种让人绝望的“斩杀线”？为什么兜里只有几百块钱的人，在中国依然能找到热乎饭吃，有地方睡觉？

难道是因为我们不够发达吗？还是说，我们做对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这种“幸运”能维持多久？我们身边是不是也开始出现“斩杀线”的苗头了？

二）中国为什么没有斩杀线？

为什么很多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或者很多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回到中国后会有一个巨大的困惑：按理说中国的人均GDP不如美国，福利制度也不如北欧，为什么我们在街头很少看到像美国那样大规模的、绝望的流浪汉群体？

为什么一个在中国破产的老板，或者一个从农村出来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总能在城市里找到一个角落活下来，甚至还能慢慢翻身？

如果让我选一个中国最能代表“反斩杀线”精神的城市，那一定是广州。

各位如果去过广州，特别是像白云区、天河区的某些地段，你会看到一个非常魔幻的景象。

马路这边，是珠江新城，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顶级写字楼，每平米十几万的豪宅，这里是现代文明的巅峰，是“高大上”的代名词。

但是，你只要穿过一条马路，或者拐进一个巷子，画风瞬间突变。

那是密密麻麻的“握手楼”——两栋楼离得太近，站在阳台上能和对面握手。这里终日不见阳光，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缠绕，巷子里飘着猪脚饭和炒河粉的油烟味。满大街的电动车横冲直撞，送外卖的小哥穿梭如风。

很多人看不起这种地方，觉得这是城市的伤疤，是“脏乱差”的典型，恨不得立刻拆之而后快。

这哪里是伤疤，这简直就是城市的“良心”，是阻止“斩杀线”落下的防波堤。

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在这些看似混乱的城中村里，保留了中国一线城市最珍贵的东西——极低成本的生存空间。

我们来看数据。

在美国旧金山或纽约，一个失业者要想租个像样的单间，起码要大几百美元。如果没有，那好，睡大街去吧。

但在广州的白云区、花都区，甚至离市中心不远的某些城中村，你能找到多少钱的房子？

200、300块人民币一个月，还配上了空调，床。

甚至有一百多块钱一间的单间。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这么便宜。

如果你连几百块都没有，有没有更便宜的？有。只要你愿意找，你能找到那种10块钱、20块钱一晚的小旅馆床位，江湖人称“挂壁房”。

环境好吗？当然不好。潮湿、拥挤、隔音差，甚至可能有异味。

但是，请大家想一想这对一个穷人意味着什么。

当你生意失败，背了一屁股债；当你刚从农村出来，举目无亲；或者当你遭遇裁员，在这个城市摇摇欲坠的时候。

这200块钱的房子，意味着你不需要去睡桥洞，不需要去睡公园的长椅。意味着你有一个可以上锁的门，有一个可以躺平的床，有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屋顶。

这就叫“底线供给”。

这就叫“没有斩杀线”。

中国的不少大城市，虽然也在追求现代化，

但在实际执行中，我们（至少到现在为止）默认了这些“非标准”住宿的存在。我们没有因为它们“不符合现代化审美”，没有因为它们“不够体面”，就一夜之间动用行政力量全部取缔。

这就好比我们在那个光滑的、陡峭的悬崖上，保留了无数个粗糙的、坑坑洼洼的小台阶。

虽然踩上去不舒服，但它能救命。它接住了那些从CBD大楼里掉下来的人，让他们不至于直接摔得粉身碎骨。

解决了住，再看吃。

在美国，由于通胀和昂贵的人工成本（还记得那个最低工资制度吗），你要想吃一顿热乎的、有人服务的饭，没个15、20美元很难下来。

但在中国，哪怕是在物价最高的上海、北京，只要你愿意走进背街小巷，你依然能找到10块钱的一碗面，15块钱的一份盒饭。

如果你打开美团的“拼好饭”，你会看到更多让你怀疑人生价格：

张亮麻辣烫，随机六荤六素+方便面，8.9元。

南城香麻婆豆腐+米饭，8.9元。

还有在很多工地门口、工业园区附近，那种几块钱管饱的自助快餐。

为什么这么便宜？是因为商家在做慈善吗？

当然不是。是因为我们的管制相对较少，且市场竞争极度充分。

在中国开一个小餐馆，门槛极低。一个小夫妻店，不需要像美国那样经过漫长的审批、检查、听证。租个小门脸，或者推个小车，买点食材，就能开干。

再加上中国极其发达的农业供应链和物流体系，把“让人吃饱”这件事的成本，降到了人类工业文明的极致。

这种低价供给，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可能只是多了一个省钱的选择；但对于底层来说，这就是生存的基石。

你掉落底层了，没关系。只要你手里还有个十块八块，你就能吃上一顿热乎饭，而不是像美国的穷人那样，只能去领那冷冰冰的救济罐头。

如果说便宜的房子和饭菜是“防守”，那么工作机会就是“反击”。

美国的系统是刚性的。一旦你脱离了那种朝九晚五的、有保险的、正规的职场体系，你就很难找到活路。

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说的，你想当个理发师都要执照，你想送个快递都要有车有身份证明。大部分工作，你没有住址，是不好找的。

但在中国，我们有着全世界最庞大的、几乎没有门槛的劳动力吸纳池。

据统计，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2亿人左右。这2亿人背后，是一个极其高效、极其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想象一下，你今天失业了，明天怎么活？

在中国，你可以掏出手机，下载个APP，注册成为外卖骑手、滴滴司机、闪送员。大部分情况下，不需要面试，不需要复杂的背景调查，不需要你考个证。甚至如果你没有电动车，平台还可以租给你。

你还可以去快递分拣中心，去工地，去各种零工市场。

大家别小看这些工作。虽然辛苦，虽然没有所谓的“五险一金”，虽然也没有职业发展前景。但它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插即用，立竿见影。

很多零工是“日结”的。你今天干完活，外卖员可以每一天结昨天的款，马上就能拿到钱。这几百块钱，马上就能变成你晚上的饭和房租。

这种极高的流动性和极低的准入门槛，就是一张巨大的安全网。

它接住了那些从大厂被裁掉的35岁员工，接住了生意失败的小老板，也接住了刚进城的一无所有的年轻人。

只要你肯干，这双勤劳的手在中国的市场上，永远能换来一碗饭吃。法律没有禁止你去工作，没有规定你必须达到什么学历、什么资质才能去送外卖。

这就是自由市场的力量。它不问出身，不问过去，只问你现在能提供什么价值。

讲到这里，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核心的经济学概念：边际供给。

什么叫边际供给？就是那些处在市场边缘的、满足最低需求的供给能力。

很多精英主义者、规划主义者，看这些东西非常不顺眼。

他们觉得城中村的握手楼不安全，觉得路边摊不卫生，觉得日结工不稳定。他们总是想用手中的权力，把这些东西“规划”掉，换成整齐划一的公寓、连锁餐厅和正规就业。

但是，他们不懂得一个道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恰恰来自于它的丰富性和参差多态。

如果你把森林里的灌木丛、杂草都拔光了，只留下高大的乔木，这片森林离死就不远了。因为一旦发生火灾或虫害，生态系统将没有任何缓冲。

中国的幸运在于，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虽然政府的力量很强，但在这些微观的民生领域，在这些城市的毛细血管里，我们保留了极大的“灰度空间”。

这种灰度，这种看起来的“乱”，其实是市场的自愈能力。

当经济下行的时候，当大企业裁员的时候，这些“低端产业”像海绵一样，吸纳了多余的劳动力，降低了社会的生活成本，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这是市场的功劳，是千千万万个为了生存而努力的小商贩、房东、工人们在市场上合作分工未被干预的结果。

所以，中国为什么没有“斩杀线”？

不是因为我们比美国更有钱，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福利制度更完善。

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允许“降级生存”。

请记住这四个字：允许降级。

这就好比玩游戏。在美国，你玩的是“困难模式”，装备一旦掉光，直接Game Over，不能重来。

在中国，你玩的是“无限续命模式”。你的金装（高薪工作）没了，你可以换蓝装（普通工作）；蓝装没了，你可以穿白装（零工）；白装都没了，你还可以裸奔（住城中村、吃挂壁面），慢慢打怪练级，总有一天还能把装备穿回来。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韧性。

这种韧性，建立在一个简单的逻辑之上：只要法律不禁止，市场上就会自动涌现出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供给者。

有住大别墅的需求，就有住地下室的需求。有吃满汉全席的需求，就有吃馒头的需求。

中国目前还没有像美国那样，用法律的大棒，把“吃馒头”和“住地下室”的权利给剥夺了。

我们没有强行规定所有房子必须是精装修，我们没有强行规定所有盒饭必须通过ISO认证，我们没有强行规定送外卖必须先考个大学文凭。

正是因为这种“不完美”，才成就了中国社会的“不断裂”。

三）怎么防止中国出现斩杀线

虽然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国没有斩杀线”，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

事实上，如果你对社会舆论足够敏感，你会发现，一种危险的思潮正在蔓延。一种想要效仿美国、想要把一切都管起来、想要把所有“不体面”都消灭掉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们开始听到有人说：“要全面取缔电动车，因为不安全。”

我们开始听到有人说：“要严查小餐饮，因为不卫生。”

我们开始听到有人说：“要强制提高所有行业的社保基数，不然就是剥削。”

我们开始听到有人说：“要关掉电商，要恢复实体店。”

我们开始听到有人说：“要提高最低工资，要实行五天八小时”

我们开始听到有人说：“要严格执行劳动法,不允许外包派遣工”

这些声音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是的，这就是当年美国走过的路。

如果我们朝着这种管制的方向一路狂奔，如果我们开始嫌弃那些为穷人提供庇护的“边际供给”，那么，中国的“斩杀线”，也许就在不远的前方等着我们。

那些现在还因为能吃到8块钱盒饭而庆幸的人，可能很快就会发现，为了所谓的“安全”和“体面”，他们连饭都没得吃了。

在经济学家里，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来自哈耶克。他说：“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意铺成的。”

为什么我们要在文章最后发出如此严厉的警告？

因为我看到，在中国，在我们的舆论场里，在很多城市的管理者脑海中，一种要把中国推向美国式“斩杀线”的冲动，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

这种冲动，通常披着一件极其华丽的外衣，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文明”与“规范”。

我们开始嫌弃城中村太乱，嫌弃电动车太危险，嫌弃路边摊不卫生，嫌弃工资太低没有社保。

我们要学欧美，我们要搞“高标准”。

这几年，很多大城市都在搞“拆违”，搞城中村改造，清理“群租房”。理由当然都很正当：消除火灾隐患，提升城市形象。

但是，当你把那些几百块钱一个月的“握手楼”拆掉，换成几千块钱一个月的高档公寓时，原来的租客去哪了？

他们没有凭空消失。他们的收入也没有因此凭空增加。他们只是被挤压到了更远、更偏、更隐蔽的角落，或者被迫离开了这个城市。

如果我们不允许城郊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建房出租，如果我们对所有的租赁住房都设定极高的消防、面积、采光标准，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在立法禁止穷人留在城市。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在很多城市，交通管制在增加？

广州就出现了对于电动车的部分管制手段。

中国还有几十个城市禁摩，有的城市限电，有的城市规定电动车必须符合极高的“新国标”，否则不能上路。

在管理者眼里，电动车、摩托车是“马路杀手”，影响交通秩序。

但在经济学家眼里，电动车是底层人民的腿。

对于一个送外卖的小哥，对于一个每天要跨越半个城市去打工的保洁阿姨，电动车是他们唯一能负担得起的、高效率的交通工具。

如果你把这个工具没收了，或者提高了它的准入门槛，你实际上就是砍断了他们的腿。你让他们工作的半径大大缩小，让他们生活的成本大大增加。

这就是在制造“斩杀线”。

最严重的是劳动的“高价化”。

这听起来很反常识，涨工资不好吗？

最近几年，舆论场上有一种声音，叫“恶意涨薪”和“恶意福利”。当然，这是反讽。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合规”的过度追求。

我们要求企业必须给所有员工交社保，必须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必须提供各种福利。

这听起来是保护劳动者。但是，就像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那样，如果一个残疾人，或者一个能力较弱的人，他创造的价值只有2000块，而你强制企业必须付出3000块的成本（工资+社保），结果是什么？

结果不是他拿到了3000块，而是他失业了。

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比如大龄农民工，一份不交社保但能拿到现钱的工作，比一份看起来福利完美但根本录用不了他的工作，要珍贵一万倍。

如果政府强制所有企业都必须提供超高的福利，那就是真正的“恶意”了。

现在，有人呼吁要关闭外卖平台，说算法困住了骑手，说这是剥削。

朋友们，千万要警惕这种声音。

如果外卖平台真的被关了，或者被管制得成本太高而倒闭了，那几百万骑手去哪？

他们会回到写字楼里当白领吗？不会。他们只会回到农村种地，或者去干更苦、更累、收入更低的黑工。

外卖平台，滴滴平台它给了每一个愿意出卖体力的人一个明码标价的机会。

任何以牺牲“边际供给”为代价的福利或管制政策，最终都会变成射向穷人眉心的一颗子弹。

四）怎么办？

那么，面对逼近的“斩杀线”，中国该怎么办？

答案只有四个字：市场化改革。

我们不需要发明什么新理论，我们只需要把那些曾经让我们成功的逻辑，重新找回来。

第一，把住房权还给农民。

如何防止高房价成为斩杀线？不是搞限购，也不是搞廉租房（那个效率太低）。

最简单的办法：允许城郊的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允许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房出租，甚至建长租公寓。

只要放开这一条，大城市的房租立马能降一半。无数的廉价住房会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

不要担心乱。乱，才有活力。让市场去优胜劣汰，而不是让规划局去画图纸。

第二，把经营权还给小贩。

不要再搞什么“创建卫生城市”的一刀切了。交由社区居民去决定，给路边摊一条活路，给小餐饮一点宽容。

只要不吃死人，不要用五星级酒店的标准去卡一个小吃店。

允许人们摆摊，允许人们用最低的成本去创业。这不仅解决了吃饭人的问题，也解决了做饭人的就业问题。

第三，把定价权还给劳动者。

在这个经济转型的寒冬，请对“灵活用工”高抬贵手。

不要强制推行高标准的社保，允许“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存在。允许企业和员工自由协商工资和福利。

对于一个快饿死的人来说，一份不交社保的低薪工作，就是救命稻草。你不能因为这根稻草不够粗，就把它拔了。

第四，尊重所有的“不体面”。

我们要从观念上进行一场“去魅”。

不要觉得高楼大厦才是现代化，不要觉得西装革履才是体面。

那个骑着电动车送外卖的小哥，那个在城中村卖炒粉的大叔，那个住在隔断间里的年轻人，他们才是中国经济最坚硬的脊梁。

他们的每一次交易，每一次劳动，都在为这个社会创造真实的价值。

恰恰相反，福利主义在制造斩杀线，他会系统性地抬高工作门槛，比如，在上海，每个月要缴的社会福利金接近三千元，那么，一个残疾人只能创造2000多的价值，他就找不到工作，他如果没有家人的帮助，就会进入斩杀线，更多自由的社会，才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