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从未存在过“免费”之物——这个简单的真理在“免费教育”的宏大叙事面前被刻意遗忘。

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早已阐明：

任何政府支出无非是财富的转移，而非创造。

当我们谈论“公立免费教育”，我们实际上在谈论一场精心设计的词汇魔术：

将强制征收美化为“公共投入”，将财富转移包装成“社会福祉”。

让我们用罗斯巴德的视角解剖这个骗局。

税收的本质是什么？

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合法掠夺。

那个在建筑工地日晒雨淋的王师傅，每月被扣除的“五险一金”中，有相当比例流向了教育系统；

他在菜市场购买的每一斤猪肉，价格的一成是增值税——这些钱最终变成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图书馆、清华大学的实验室、复旦大学外籍教授的丰厚薪资。

而王师傅的儿子呢？

他大概率在职业高中的流水线实训室里，学习如何拧螺丝。

这就是奥派经济学揭示的第一个残酷现实：

教育财政是一场大规模的逆向再分配。

霍普在《民主：失败的上帝》中尖锐指出：

现代福利国家本质上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合法抢劫”，而教育系统是其最精致的作案工具。

数据显示，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长期徘徊在15%以下，而贫困人口却承担着约28%的间接税负（增值税、消费税等）。

这意味着：穷人正在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补贴富人子女接受精英教育。

历史早已验证过这个模式。

明朝的“官学”系统由粮税支撑，但考中进士者90%出自仕宦之家；

英国19世纪的公立学校由消费税资助，却主要服务中产阶级子弟。

张维迎在《市场的逻辑》中算过一笔账：

一个农民工家庭为高等教育缴纳的隐性税收，约等于其子女三年打工收入——而他们获得的教育回报，可能只是县城技校的一纸文凭。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警告：

当教育变成政治工具，它的首要目标就不再是传授知识，而是塑造顺从的灵魂。

免费教育的真相是：

你确实不用直接付钱，但你付出的代价更高——你放弃了选择的权利，接受了被安排的命运，还为此感恩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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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级的寄生：教育官僚集团的诞生

一旦教育被国有化，一个庞大的寄生阶级便应运而生。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预见了这个群体：

知识分子官僚。

他们不创造财富，却垄断着知识的定义权和传播权；

他们厌恶市场，因为市场会用脚投票淘汰那些无用的学问。

看看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

中国教育行政人员与教师比例高达1:4，远超市场化教育机构的1:15。

美国大学终身教授的平均薪资是私营部门同等学历者的1.8倍，而他们教授的“批判性种族理论”、“后殖民研究”等课程，在自由市场中几乎无人问津。

罗斯巴德在《权力与市场》中一针见血：

这些学科的存在本身，就是强制税收补贴的结果——如果让学生自费选择，90%的性别研究系会在一个学期内破产。

这个官僚集团如何维持统治？

恰如三条腿的椅子：

1. 垄断认证权：只有国家认可的文凭才有价值，人为制造市场准入壁垒。

2. 操纵课程标准：将奥派经济学列为“极端”，将市场伦理贬为“庸俗”。

3. 扩张管理权力：用评估、考核、认证体系编织出一张控制之网。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大学改革”提供了典型案例：

1793年，国民公会关闭所有大学，建立“中央学校”——表面上是免费教育，实则是雅各宾派的思想改造营。

苏联的“劳动学校”更甚，将工程类学时压缩30%，政治课占比提升至40%，最终培养出一代“不会修拖拉机但精通辩证法”的“新型人才”。

柯兹纳在《市场过程的含义》中指出：

真正的知识产生于分散的个体探索，而非中央计划。

当教育部规定全国学生必须在同一天学习《岳阳楼记》，当考试院用标准答案扼杀所有异见，教育的本质已经死亡。

剩下的，只是一条思想装配线：

这头送进去的是鲜活的孩子，那头吐出来的是标准的零件。

更可怕的是，这个阶级具有自我膨胀的天然倾向。

中国大学行政人员数量在过去20年增长了300%，远超教师增长率。

这些“教育官僚”创造了什么价值？

他们创造了更多的表格、更多的会议、更多的评估——以及更多的理由，要求增加税收来养活这个不断膨胀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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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通胀与人力资本扭曲

当价格机制被废除，崩溃便接踵而至。

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中论证：

没有市场价格，就不可能进行经济计算；

没有经济计算，必然导致资源错配。

教育领域正在上演这场悲剧：

零价格（对个人）导致需求无限膨胀，最终摧毁学位的信号价值。

让我们看看数据：

1977年恢复高考时，录取率4.8%，大专生即是“国家干部”；

2023年高校毕业生1158万，硕士招生规模突破110万，博士生却在竞争社区干事岗位。

这不是进步，这是典型的恶性通胀——正如央行滥发货币会导致物价飞涨，教育部滥发文凭只会让学历贬值。

奥派经济学揭示了更深层的灾难：

人力资本的系统性扭曲。

在自由市场中，一个16岁少年会根据预期回报选择——学修车三年可赚20万，读高中三年需花10万且前途未卜。

但当“免费高中”出现，这个计算被扭曲：

他看不到自己家庭缴纳的隐性税收，也看不到社会为此付出的真实成本。

结果是数百万不适合学术的青少年被迫留在教室，学习他们既不擅长也不需要的知识。

德国“双元制”的成败对比极具说服力：

东德时期推行全免费大学教育，工程师比例冠绝全球，但劳动生产率只有西德的60%；

西德保留了大量私营职业教育，反而造就了“德国制造”的神话。

张维迎的研究表明：

中国制造业“技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怪象，根源正是教育价格信号的失灵——市场急需的技能无人学，市场饱和的学科挤破头。

哈耶克在《知识的僭妄》中警告：

任何中央计划者都不可能掌握分散在亿万人头脑中的局部知识。

教育局官员如何知道五年后需要多少程序员、多少厨师、多少电工？

他们不知道，但他们却有权决定各类学校的招生比例——结果就是结构性的失业与短缺并存。

更恶劣的是，这套系统制造了新的种姓制度：

文凭种姓。

当招聘公告写着“仅限985”，当相亲市场标榜“海归优先”，当落户政策绑定“硕士学历”，那些被这套系统淘汰的人——无论他们实际能力如何——都被打上了次等公民的烙印。

而这一切，都建立在用他们自己的税收资助的歧视之上。

突围之路：市场的解药与个体的觉醒

出路在哪里？

彻底的市场化。

这就是奥派经济学给出的方案，清晰而决绝。

这不是冷酷无情，恰恰是最大的人文关怀——因为只有市场，才能让教育回归其本质：

服务需求者，而非供奉权力。

第一步：财政断奶。

立即停止所有教育税收补贴，代之以教育券制度——钱跟着学生走，而不是跟着官僚机构走。

弗里德曼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的方案，今天依然被刻意忽视，因为它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奶酪。

数据显示，如果美国K-12教育全面推行教育券，生均成本可下降40%，而SAT平均分可提升15%。

第二步：放开管制。

允许任何人创办学校，允许任何企业颁发证书，让市场的竞争来检验教育的质量。

德国有300多所私立职业学院，毕业生起薪平均比公立大学高22%；

印度“拉夫里科技大学”完全私营，计算机专业排名却超过所有公立理工学院。

张维迎说得透彻：当消费者用脚投票时，教育机构才会跪着服务。

第三步：重构产权。

将公立学校资产证券化后分配给每个公民，变“全民所有”为“个人所有”。

霍普在《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中论证：只有清晰的产权，才能产生真正的责任。

家长成为学校的股东，才会关心教学质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既是纳税人（出资人），又是乞讨者（申请入学）。

对于个体而言，觉醒始于四个认知颠覆：

1、破除思想钢印：没有任何行业是特殊的，也没有任何行业可以例外。

2、识破“免费”神话：计算你家庭为“免费教育”缴纳的隐性税收，你会发现上一个民办学校可能更具性价比。

3、重估人力资本：18岁学美发，20岁自立；18岁读二本，22岁失业——哪个投资回报率更高？

4、拥抱非正式教育：马云在西湖边找外国人练英语，任正非在部队自学电子技术——真正的教育发生在课堂之外。

历史上，每一次教育革命都来自体制外：

孔子创办私学对抗官学，欧洲中世纪大学脱离教会控制，可汗学院挑战传统课堂。

今天的家长应该明白：

你的孩子不是国家的资产，而是你自己的责任。

当最后一个家长停止跪拜“教育神坛”，当最后一个学生用钞票而不是准考证投票，这场持续百年的骗局才会崩塌。

到那时，我们会发现：

教育并不神圣，它只是一项服务；

教师并不崇高，他们只是专业人士；

学校并非圣殿，它们只是商业机构。

自己辛苦赚的钱，应该去买真正适合孩子的教育——这才是自由，这才是尊严，这才是教育本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