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不对人物作价值判断（任何价值判断都有任意性），而是从这样一个事实开始，即邓与朱这一代的改革者，将中国原先的计划经济模式推向了一种计划与市场相混合的模式，也就是目前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相比之前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的特征是“受管理的市场化”。无论如何，邓与朱的改革，是“优先考虑国家控制力的前提下，推动的市场化改革”，这种思路也一直维持到现在。

目前，这种“受管理的市场化”，其问题也已经显露。这种模式带给我们的制度红利正在被耗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制度改革，来产生新的制度红利。具体而言，就是从国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转向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市场经济。

从目前这种国家下的市场经济（受控的市场经济），转向真正的市场化之路，这个问题之前就遇到（如洋务运动），但是从未被解决。所以，目前遇到的问题，不是新问题，而是一个已经积弊千年的弊病。除非能够消除这个积弊千年的弊病，否则目前的改革的推进是不可能的。

政治制度制约市场经济的根源，在于对“社会”的性质（规律）的误解或无知。长期来，中国缺乏一套有关“社会”的学说，确切地说，缺乏一种有关社会存在与繁荣的一般性理论，它导致人们对社会性质的误解（把社会理解为“伦理的”或“政治的”，即“历史的”），对社会的分工合作规律的无知，把理性建构主义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之道，并最终导致长期来改革推进的困难。

中国一直来只有历史学，以及作为其分支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等等**。但是这些学说都不是有关社会之自由与繁荣的规律的，而是“研究者自己对社会的理解”而已。这一有关社会之自由与繁荣的规律的学问，笔者在《文明的原理》一书中称之为“真正的经济学”，它包括行动学、自发秩序理论与“理论与历史”三部分。**

传统的学说虽然对政府权力有些模糊的认识，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但是这些认识不构成一种理论，它们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比如，儒学是伦理学，属于历史学或政治学范畴，它不是“经济学”，也就是有关社会存在与繁荣的一般性理论。当一个社会只有政治学而没有经济学时，就必然会出现**国家高于民间，政治高于经济，权力高于市场，集体高于个体的状况。或者说，当以历史学（政治学）代替真正的经济学时，就会出现政治高于经济，权力高于市场，集体高于个体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改革当然会非常困难。**上世纪轻易接受计划经济，也是“经济学的贫困”的结果。

**改革不能推进，是因为千年来都缺乏一套正确的、有关“社会存在与繁荣之原理”的学说，即笔者所说的“真正的经济学”。**除非这种理论能被确立，被接受，并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胜出（阿根廷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否则改革的推进会非常难。因为政治是迎合大众的流行观念的，或者说，政治制度是大众的观念塑造的，它不可能超前于大众的观念。因此，要想改革（新制度的出现）能够发生，那么就必须有新的观念作为改革的基础。在时代还没有创造出观念潮流的情况下，政治家不可能采取与时代的思想潮流相悖的措施。我们不能指望政治家设计出一个好的制度，然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对社会的性质的根本误解。

改革的问题，一定要放到长时间的观念史背景下理解。怪**任何一个人，如朱总理或其他人都是错误的。因为它是长期来，人们对有关社会存在与繁荣的学说无知的结果，它导致无数个体的错误观念，这种错误的观念共同导致改革困境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反复发作。改革的问题，本质是如何正确理解社会的问题。**推动他未竟改革的最好方式，就是投身到新的思想潮流的形成中，从而为新改革的出现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