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发生前，会有很多事件发生，比如一个国家的国际收入，各种投资，贸易变化等等，但是，还有一个要素，叫舆论。

任何国家要参与或发动战争，都需要做舆论准备。

为什么需要舆论准备？因为战争会带来与和平社会完全不同的运作模式，有可能大量征用人力上前线，青壮大量死亡，民众生活水平可能断崖式变化，平时一点公共设施的不利会引发民众关心但战时大量公共设施的毁灭都被认为理所应当。

民众若在主观认知上，把战争当作对自己的灾害，那么，本国动员和发动战争的能力，就将大大削弱。

古代君王不需要战前动员，因为他们有私军，他们很少进行全民动员，自普鲁士发明了全民战争后，战争的舆论动员，就成为了战前必备的手段。

就关于战争前的舆论动员，在很多被影响的民众看来，往往是这样的过程。

先是来了一个事实，然后危机出现了，政府尝试了外交、谈判、恫吓、威慑、制裁、最后通牒，所有和平手段逐一穷尽，全部失败，于是“不得不打”。

战争是最后一张牌。

比如当下俄乌战争中的两国民众，在两国民众中，都有高比例的民众支持本国政府的军事行动，而在他们眼里，普京与泽连斯基都穷尽了一切手段来维护和平，最后战争都是不得不，是最后的选择。

大部分被舆论影响的民众，将战争放在了一个被动的位置上。

在战争舆论中，民众们会被告知，战争是手段穷尽之后的剩余选项，是压力之下的被迫反应。

然而，真实的历史当然不是这样，这种”不得不”的局面，几乎总是被生产出来的，并且生产这样的舆论，是有固定的方法和套路。

这个固定的方法和套路中，有一个核心叫受害者叙事。

舆论总是在构建这么一种叙事，本国政府不是在发动战争，是在回应攻击。你不是选择了暴力，是暴力选择了你。

一旦受害者身份被安装到位，“穷尽”就不再是一个需要检验的事实判断，而变成了一个道德上不容置疑的情感状态，我已经被打了，我反击有什么不对？

哈罗德·拉斯韦尔在1927年研究一战各交战国宣传机器之后说，现代社会对战争的心理抵抗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一场战争都必须显得是针对一个威胁性的、杀戮成性的侵略者的防御战争。

请注意这里的用词，不是某些战争，不是某些文化背景下的战争，而是每一场。

不是可以显得，而是必须显得。

拉斯韦尔描述的不是一个道德缺陷，而是一个结构性条件，在现代大众政治中，战争的合法性无法被命令出来，只能被生产出来，而“防御”是这种生产所必须披上的外观。

“防御”的核心，就是有一个受害者。

你必须先成为那个“被威胁、被杀戮”的对象，你的暴力才能被认知为回应，而非发动。

拉斯韦尔进一步对这种舆论生产过程，拆解成可以规模化复制生产拆解、可操作的要素。

这种拆解，甚至是现代国家政治中，所有政府在战前舆论宣传的的标准版本。

在战争宣传中，操纵本国民众心智时的首要目标，是确立敌人的“战争罪责”、敌人的“撒旦”本性，以及“胜利的幻象”。

一战中，各国宣传都基本按这一套路走，各国政府都“将战争的责任迅速地归咎于敌人”，随后是“以恐怖的故事来述说敌人的不仁不义”。

这些要素的共同语法是：在公众来得及进行审议之前，先用一个身份取代一个问题。

“我们该不该打”是一个需要时间、信息和辩论的问题。

“我们是受害者”是一个不需要时间的身份。

因此，战前舆论动员并非在穷尽手段之后才启动的说服工作，他往往是多个政府相向而行的结果。

战前舆论的本质是一台受害者生产机器，其功能是在“手段穷尽”这个结论被需要之前，先把“受害者”这个前提制造出来。

一旦受害者身份就位，“穷尽”就从一项需要证明的事实，变成了一项道德上被豁免的结论。

此文，就要来拆解战前舆论的特点。

一、责任归咎的即时性

受害者叙事的第一道工序，不是在事后论证我们受了苦，而是在公众产生因果追问的冲动之前，把谁先动手变成一个已经结案的问题。

1939年8月31日晚上，德国边境小镇格莱维茨。六名党卫军士兵穿着波兰军服，冲进一家电台，用波兰语念了几句反德口号，然后开枪。

行动的代号叫“祖母死了”。真正让这场戏获得“证据”的，是电台直播室地板上留下的那具尸体。

史料显示，真实的历史是，一名从集中营里带出来的波兰裔农民，被注射药物、换上波兰军服，然后在行动开始时一枪打穿前额。

他的尸体不是暴行的副产品，他的尸体是道具，用来证明“波兰人袭击了德国电台，袭击者被击毙”。

第二天早上，希特勒就可以对着国会宣布了波兰军队向德国领土开火了。不是德国入侵波兰，是波兰进攻了德国，德国在自卫。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纳粹撒了谎。

关键在时机。

迅速归咎是在战前宣传的关键要素，正是因为归咎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关闭。

冲突的来龙去脉，此时不能讨论，为什么有人被打死，也不能讨论，只需要钉紧一个事实，对方先动手了，就建立了战争的前提。

为什么要快？因为慢了，公众们就要开始讨论和质疑了，公众甚至没有被给予一个产生疑问的时间窗口。

九一八事变，也是类似操作。

在舆论上忽略前因后果分析，直接定性，直接发动，舆论很快就忘记了起因，因为战争引发的更多新闻占据了公众的大脑，已经没有人去关心，那一件小事的前因后果了。

责任归咎的即时性之所以是受害者机器的第一道工序，是因为它生产的是受害者叙事最基础的原材料，一个在时间上先于我们的暴力行为。

没有这个“对方先动手”的锚点，后面的“自卫”“回应”“别无选择”都失去了附着点。而一旦这个锚点被钉入公众的认知，后续的信息就不再需要去证明“我们是对的”，而只需要去维护“我们是被打的”这个身份不被松动。

二、非人化

受害者身份要生产出“自卫”的道德义务，光有一个“我受了苦”的形象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个配套的敌人形象，而这个敌人必须被剥夺某种东西——人类属性。

把敌人形象定义为政治修辞中用来非人化对手、从而合法化暴力冲突的工具。

贯穿其中的逻辑是：一旦对手被呈现为非人的存在，针对他们的暴力就不再触发通常的人类道德抑制。

人类社会中有规则，但人类对动物可不受社会规则约束，杀动物，剥皮，吃肉，下套子，打冷枪，这是高级猎人的优秀技术。

这套猎人技术，拿到战争中，也是高级的战争手段，是广受赞赏的战争英雄，为什么？因为在战争中，对方是“非人”。

卢旺达骚乱前，有一个RTLM电台把图西人叫做“蟑螂”。

最常见的煽动性陈述是报告图西人“RPF叛军”的暴行，而图西人被系统地描绘为“蟑螂”或“低等生物”，理应被消灭。

电台号召胡图人“站起来，自卫”，对抗这些“蟑螂”和“蛇”。

这里的配套关系是精确的：“蟑螂”不需要被当作人来对待，因此“自卫”不需要面对“杀人”的道德约束。

你面对蟑螂时做的事情，在范畴上不是杀戮，而是“杀虫”。

这种非人化话语的功能是生产一种道德脱离，即“准备好在不受良心惩罚的情况下进行屠杀”的心理状态。

在印巴分治前，两大阵营都开动宣传机器，宣传对方非人化的行动。

印度教大斋会的宣传，把穆斯林男性系统地建构为一种性化的、掠夺性的威胁，而把印度教女性（以及作为“保护者”的印度教男性）置于永恒的受害者位置。

大斋会散发的传单和小册子反复使用一套高度格式化的暴行叙事。一份传单“指控数千名妇女被强奸，无数人被砍成碎片，众多人被强迫违背意愿结婚，男人和儿童被烧死或强制皈依伊斯兰教”。

而对立面的穆斯林宗教组织则开动宣传机器，宣称所有的印度教人群，都是异教徒（非人），并且他们正在准备屠杀和消灭穆斯林。

非人化不是受害者叙事的“补充”，它是受害者叙事得以不遭遇道德阻力地转化为暴力的必要条件。

一个纯粹的受害者面对另一个人类时，即便愤怒，也仍然存在道德抑制的残余。

但一个“受害者”面对一只“蟑螂”时，不存在回应是否过度的问题，因为过度与否的标尺只适用于人与人之间。

拉斯韦尔所说的“敌人的撒旦本性”，在操作层面就是这件事，把敌人从道德共同体中移除出去，从而使针对他的暴力不再需要以“人类对人类的尺度”来辩护。

俄乌战争中，布查惨案是舆论变化的关键点。在此之前，乌克兰民众对于与俄罗斯爆发长时间战争冲突，还是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毕竟 ，乌克兰是一个曾经两次选举亲俄总统上台的国家，但是这一惨案，将俄罗斯军队钉在了“非人”的耻辱柱上，自此，乌克兰民众对于与俄罗斯军队进行作战的战争意志达到了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

伊拉克战争中的非人化则采取了更隐蔽的隐喻形式。布什政府把萨达姆建构为“谋杀成性的暴君”、“心中充满仇恨”的人，同时把他描述为“狡猾且精于欺骗”的。

这里没有“蟑螂”那样的生物性非人化，但“暴君—欺骗者—威胁”的三位一体完成了同样的功能，它把对手排除在“可以与之讲理”的道德主体之外。

一个“精于欺骗”的人，你无法与他谈判，因为谈判的前提是对方的承诺可以被信赖；一个“谋杀成性的暴君”，你无法与他共存，因为共存的前提是对方有底线。

非人化不必总是把敌人变成虫子。把敌人变成“不可谈判、不可共存、不可理喻”的存在，同样是在取消“回应”所面对的道德对象。

三、时间的武器化

还有一道最直接、也最隐蔽的工序。

受害者政治舆论操作当中，时间操纵是核心的说服策略之一。

“我们试过了外交，试过了谈判，试过了制裁，全都没用”——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过去的努力已经穷尽。但它的修辞功能指向未来，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做别的了。

普京在做战前舆论动员时，就是用的这一套叙事方式，他撰写长文，详细讲述北约东扩的历史过程，以及与乌克兰政府的长期恩怨，在他的叙事下，一切手段都没有效了，俄罗斯只有一条路，反击。

时间操纵表面上在展示穷尽手段叙事，好象在描述一个漫长的、按部就班的过程，实际上在取消时间本身。

“穷尽”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报告，它是一个关于未来的禁令。

这种舆论的目的，是在说，你们不要再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因为问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已经被宣布为不存在了。

时间操纵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把过去拉进现在。历史上的受害，无论多久远，被重新激活为当下的威胁，使“自卫”变成一种跨越时间的、永不过期的义务。

前南斯拉夫战前媒体正是这样操作的，历史事实和集体记忆被有选择地调动，用来把某一个民族呈现为其他民族的“受害者”，而历史上的苦难成为当下动员的情感燃料。

俄罗斯和以色列的“受害者民族主义”研究也指向同一机制，集体创伤被武器化，历史记忆被用来为当下的军事行动提供合法性和公众支持。

在这个方向上，穷尽手段的含义被篡改了：你不是在穷尽当下的和平选项，你是在偿还历史上的受害债务。

而历史债务是永远无法被穷尽的，因此当下的暴力永远可以被呈现为必要的回应。

第二个方向是把未来压缩进现在。

伊拉克战争中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是标准操作。

布什政府通过话语把伊拉克建构为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从而将其建构为一场“安全危机”，为战争提供了“有理有据”的外观。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所以在动员上如此有效，不是因为它被证明存在，而是因为它让“未来的受害”变得现在就必须被回应。

你不需要等到蘑菇云升起才自卫，因为到那时候就晚了。这个逻辑一旦被接受，等待核查、等待外交进程、等待更多情报，全部被重新定义为不负责任。

布什在2003年3月给出的48小时最后通牒，是这个时间逻辑的仪式化表达。“最后通牒”的形式本身就在宣告：时间已经到达终点，审议的窗口已经关闭。

此次美国以色列打伊朗，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舆论宣传手段。

时间武器化的最终产品，是一个被压缩为零的时间窗口。受害者叙事不需要证明“所有手段都已经被真诚地尝试过了”。

它只需要让公众感受到，现在做任何事情都已经太迟了，除了回应。而“太迟了”这个感受，恰恰是由“穷尽”这个修辞生产出来的。

“穷尽”不是在描述手段的耗尽，它是在制造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以证明动武的合理性。

四、竞争性受害者

受害者心理中，还需要区分，谁是最大的受害者。

群体不仅会把自己塑造为受害者，还会竞争“谁才是更大的受害者”。

这个机制听起来反直觉，受害者通常与弱小、无力联系在一起，为什么群体要争着当受害者？

竞争性受害者身份是一种战略性的心理机制，用来在面临高现实威胁时，为针对外群体的暴力行动提供正当性。

以色列的不少人就被舆论叙事操纵，认为本群体在外群体手中遭受了更多苦难，虽然历史上，双方各种发动冲突，但认为本群体受难更多，就可以正当化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直接暴力。

承担“更大的受害者”角色，使群体有资格为内群体暴力辩护，包括被视为防御性和先发制人的暴力；在冲突后情境中，它帮助群体否认自己对另一方造成伤害的责任，因为暴力被呈现为“被外群体挑衅的”。

换句话说，受害者身份不是弱者的盾牌，它常常是施暴者的许可证。

而竞争的意义在于，受害者叙事天然具有升级倾向。

A群体越是强调自己的受害者身份来正当化对B的暴力，B群体就越有材料来建构自己的受害者叙事。B的反叙事又成为A的“证据”。

你看，他们果然在仇恨我们，我们果然是受害者。

前南斯拉夫战前媒体正是在不同共和国之间制造了一场“关于哪个民族会被呈现为其他民族的更大受害者的竞争”。两个群体在这种循环里互相喂养，直到“受害者”这个词不再描述谁在承受苦难，而只描述谁有资格还手。

竞争性受害者机制解释了为什么受害者叙事具有如此强的动员粘性。

一个单纯的安全威胁论证，是可以被谈判、让步或威慑所消解的。

但一个“更大的受害者”身份，是无法被消解的，因为它的功能不是描述威胁，而是积累道德资本。

你越是受苦，你就越有资格愤怒；你越有资格愤怒，你的暴力就越像是正义的回声，而不是发动。

在这个机制面前，“穷尽手段”变成了一个逻辑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永远不可能穷尽对历史苦难的偿还，因此你也永远不需要穷尽当下的和平选项。

五、取消中立的道德空间

受害者机器运转到这一步，还剩下最后一个需要被拆除的东西，那就是中立。

受害者叙事天然倾向于把冲突从“两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政治分歧”转化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

“我们”被赋予正面属性，“他们”被赋予相反的属性。

在战前动员中，这种极化被推到极致。

创造敌人形象并日常性地站到他的对立面，是战前舆论的“基本使命”之一；宣传机器使用一套象征符号来创造关于善与恶之间斗争的二元神话。

二元对立的功能不是描述事实，而是取消第三种立场存在的道德空间。

“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敌人那边”

这句话不是在报告一个政治现实，它是在生产一个道德事实。在受害者叙事已经就位的情况下，中立不再被感知为一种审慎的、合法的立场，而被感知为对受害者的辜负，甚至是对施暴者的共谋。

你不参战，不是在避免战争，你是在纵容“蟑螂”继续繁殖。

这一舆论现象在乌克兰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管是乌克兰境内的乌克兰族或是俄族人，都必须在这个事情上进行政治表态，甚至不少俄族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主动参军，以证明自己已经站队。

第三方中立立场，是必须被消灭的。

美国二战前的舆论也呈现这样的特点。

1914年战争爆发时，美国的民意底色是中立。但到1917年，多数美国人已经把参战看作一场“摧毁侵略、恢复和平的十字军”。

1939年到1941年，干预主义和孤立主义在舆论场上争夺了整整两年，而罗斯福政府通过信息释放逐步把公众认知从“欧洲的战争”推向“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威胁”。

珍珠港之所以能瞬间终结孤立主义，恰恰是因为此前两年的舆论工作已经把“中立等于纵容”的认知结构准备好了。

珍珠港不是动员的起点，它是动员完成的那一刻被递到手里的那根火柴。

二元对立的最终产品，是谈判共同体的解体。

一个追求谈判来解决问题的共同体需要承认，存在不同的选项，存在可以辩论的替代方案，存在“另一方”作为可以与之讲理的对象。

受害者叙事逐一拆除了这些条件。当敌人是“蟑螂”时，没有可以讲理的对象。当时间是“迫在眉睫”时，没有可以辩论的余裕。

当中立是“背叛”时，没有可以合法存在的第三种立场。

中立的舆论自此从舆论上消失，因为这个时候中立，即判国。

俄乌战争中，中国舆论中，采取中立立场的人，也受到舆论审判，你不站队，就将被视为敌人。

放弃战争或结束战争以其他手段解决分歧所需要的全部条件——时间、对象、替代方案、合法的异议空间——被受害者机器的各个工位协同拆除。

七、终局

把以上所有工序放在一起，受害者机器的最终产品就变得清晰了。

它不是“说服公众接受一场战争”，而是用一种身份取代一个问题，用一种反应取代一次有自由意识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得不”不是战争的前因，是受害者身份的产物。

“手段穷尽”不是被发现的客观状态，是被生产出来的道德结论。

责任归咎的即时性在生产“穷尽”：对方先动手了，所以没有别的选项。

时间武器化在生产“穷尽”：来不及了，等待就是失职。

非人化在生产“穷尽”：面对蟑螂，没有谈判的余地，双方不是人，与我们的心智结构不一样，无法沟通。

竞争性受害者在生产“穷尽”，我们的苦难更大，所以我们的暴力是回应而非发动。

二元对立在生产“穷尽”：中立不合法，所以“不回应”不是一个选项。

每一场战争都必须显得是防御战。而“显得是防御战”的技术要求，就是生产一个受害者。

一旦受害者被生产出来，“防御”就不再是一个需要论证的政策立场，它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自然延伸。

受害者所做的任何事情，在范畴上都不是“发动”，而是“回应”；不是“选择”，而是“活下来”。

大众政治的时代，战争的合法性必须被生产出来，而不能仅仅被命令出来。受害者叙事是这种生产中最通用、最廉价、也最有效的流水线。

它不需要说服每一个人去相信战争是“好的”。它只需要让每一个人在道德上无法提出“我们为什么必须打”这个问题。因为当你是受害者的时候，问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站在了施暴者那一边。

一百年来，剧本没有变。变的只是媒介的速度。

因此，当这套剧本开始逐步上演时，战争的舆论动员，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