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靠的事两个因素：杰出之士的智力想出一些健全的社会经济理论，以及这些人士或其他的人们能够把这些意理说服大众。”这句话包含了有关“好的”制度——能够普遍改善个体境况的制度——如何才能出现的一般性原理。

“好的”制度，不会因为人们遵循既有制度而自动出现。比如在东方，人们习惯于遵循既有的制度，但是制度的更新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其原因，正是米塞斯所说的，缺乏杰出人士对健全理论的发明，以及大众对这种理论的追随。杰出人士促使大众做出新的选择，从而使既有的制度被更新。虽然杰出人士可能来自大众，但是大众本身往往不具备创造好的理论或观念的能力，他们主要是扮演追随者的角色。

在一般情况下，大众往往习惯于遵循既有的制度，即他们往往缺乏激励去追随新的理论，去改革既有的制度。因为既有的制度，为他们提供了“安全”或“保障”，如苏联时期的那些普通苏联人。但是，他们的这种“选择”使一个社会陷入到长期的停滞，因此并不是理性的。那么改变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出现呢？那就是一个社会出现了“杰出人士”。这些杰出人士为大众提供了新的图景，改变了大众的认知（利益计算），使大众的选择发生变化。

英国的启蒙思想家，奥派经济学家，美国的国父，中国的邓小平，阿根廷的米莱等等，都可以视为杰出人士。当然杰出人士不一定是政治家或思想家，也可以是有影响力的民间人士，如企业家或艺术家等等，下文对此会有进一步的说明。他们的共同点是持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当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舆论的战场上，战胜国家主义与干预主义意识形态时，就推动社会制度朝着普遍改善个体境况的方向更新。

因此，制度的更新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出现提出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的杰出人士；二是杰出人士的思想能够被大众追随。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社会，是被正确的理性眷顾的社会，是踏上了文明之路的社会，否则还处于蒙昧之中。但是，满足这两个条件并不容易。一方面是杰出人士不是必然会出现（很大产程度上这是一个民族的运气问题）；另一方面是即便出现了杰出人士，也不一定被大众追随。

对制度的更新来说，不仅要出现杰出人士，而且杰出人士要不断涌现。假如 “杰出人士”的涌现出现中断，那么也会导致一个社会的制度更新被终止。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戈尔巴乔夫等改革者之后，再也没有涌现出新的、引领俄罗斯走向开放社会的杰出人士，包括俄罗斯民间也没有出现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这使俄罗斯的制度改革在过去几十年中几乎陷入停滞。当然，这与俄罗斯的“土壤”有很大关系。

广义上，杰出人士是具有正确认知的人物，他们不一定声名显赫，但是却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那就是对脚下的思想土壤进行翻新，防止它结块，变成盐碱地。他们的努力最终促成新的秩序框架的建立，使制度变革水到渠成。思想的土地，就像真实的土地一样，都需要有人去耕耘，防止它结块。也许一个民族最大的不幸，就是缺乏这种的耕耘者，导致思想的土地变成荒芜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出现制度的更新，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盐碱地上，上演的只能是暴力革命的轮回。在这样的社会中，破坏社会合作秩序的人，通过成功的暴力革命成为了“领袖”，实现他王朝更迭的目标。但是，社会制度改善了吗？没有。这些“领袖”人物，与其说是杰出人士，不如说是土匪头子，但是大众却有可能对他顶礼膜拜。真正的杰出人士，不可能在盐碱地上突然冒出来，当然，即便冒出来，也没什么用，因为不会有追随者。

因此，在一个社会中，现在的杰出人士，是站在过去的杰出人士的肩膀之上的。假如没有过去的杰出人士打下的基础，那么现在的杰出人士就是空中楼阁。一代代的杰出人士，不断地去推动良好秩序框架的建立与完善，是防止一个社会出现暴君，使一个民族真正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