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美国经济史学界发生了一场地震。引发地震的，是两个人，一个叫康拉德，一个叫迈耶。

在他们之前，历史学家研究历史，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读日记，看信件，翻阅种植园主的账本，然后凭着一种文人的直觉告诉你：奴隶制是一种落后的、野蛮的制度，它迟早要完蛋。

但是康拉德和迈耶不同。他们是搞“新经济史”的，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计量史学”。

这帮人的特点是：不讲逻辑，只讲数学。

他们把历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Excel表格。在他们眼里，没有血泪，没有鞭子，没有悲惨的黑奴，只有投入、产出、折旧率、资本回报率。

1958年，他们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了一篇重磅文章，拿起计算器，对着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一顿猛算。

算出来的结果，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甚至感到背脊发凉。

他们说：奴隶制，是赚钱的。而且，是非常赚钱的。

根据他们的模型，南方种植园的奴隶劳动回报率，并不比当时北方的铁路股票或者工厂债券低。奴隶不仅能种棉花，还能“生”出小奴隶（这在他们眼里叫“资本增值”）。

所以，奴隶制并不是一个垂死的、僵化的制度，而是一个高效的、充满活力的商业模式。

这个结论一出来，学术界炸锅了。

为什么炸锅？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学问题，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一）

如果康拉德和迈耶是对的，如果奴隶制真的很赚钱，那么就会推导出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

我们以前教科书上怎么说的？就算不打仗，奴隶制也撑不了多久，因为它“不经济”、“效率低”，迟早会被市场淘汰。

但现在，这两个算账的人告诉你：别做梦了。

如果奴隶制是赚钱的，是高效的，那么市场就不会淘汰它。

相反，资本会疯狂地涌入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涉，奴隶制不仅不会消失，还会像病毒一样蔓延，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甚至20世纪。

这就给那场血腥的南北战争，提供了一个终极的合法性解释：

既然市场解决不了奴隶制，既然它活得好好的，那么要想结束它，就只有一种办法——战争。

只有通过残酷的政治手段，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强行打断这个“赚钱”的链条。所以，60万人的死亡是必须的，亚特兰大的大火是必须的，谢尔曼将军的焦土政策也是必须的。

这就是“新经济史学”给出的逻辑闭环：奴隶制高效 -> 市场无法自愈 -> 战争成为必要。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

是不是觉得这就是真理了？

当时的学术界，基本上被这个逻辑给震住了。

虽然有人反驳，比如道格拉斯·多德，他说你们不能只看钱啊，奴隶制阻碍了南方的工业化，让南方变成了一片文化的荒漠，这才是大问题。

但康拉德和迈耶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只讨论它赚不赚钱。在赚钱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对的。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角，罗斯巴德，登场了。

二）

罗斯巴德当时是一个孤独的斗士。

他看到了那篇文章，也看到了随后跟进的一位叫莫斯的学者的评论。但他觉得，这些人，全都在胡扯。

无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都在一个错误的框框里打转。

罗斯巴德敏锐地发现，那帮搞计量史学的人，犯了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错误。他们把复杂的历史简化成了数字，却忘了数字背后最基本的逻辑。

罗斯巴德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他要告诉世人：

所谓的“奴隶制赚钱”，是一个巨大的幻觉。

所谓的“必须通过战争来解决”，是一个危险的谎言。

罗斯巴德手里的武器，不是复杂的数学模型，而是逻辑。

他要问三个问题：

第一，在这个罪恶的链条里，真正赚钱的到底是谁？是种植园主吗？还是别人？

第二，如果奴隶制真的那么好，为什么罗马帝国的奴隶制会崩溃？

第三，到底是什么力量在维持着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是政府那只“看得见的脚”？

这三个问题，像三颗子弹，精准地射向了“新经济史学”的心脏。

要读懂罗斯巴德的逻辑，我们必须先搞懂一个概念。

别怕，不讲复杂的公式，我们讲一个故事。

假设你发现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鹅。这只鹅每年能下一个金蛋，价值100块钱。这只鹅能活10年。

请问，你会多少钱把这只鹅卖给我？

你会说：“哎呀，既然是朋友，10块钱卖给你吧。”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肯定得连夜给你送锦旗，把你供起来当财神爷。因为我花10块钱买来，第一年就回本，后面9年全是纯赚，这回报率简直突破天际。

但现实世界里，没有这样的傻子。

如果你知道这只鹅每年能生100块，你卖给我的价格，肯定会无限接近于这只鹅未来产出的总和（扣除一点利息）。比如你会卖900块。

这时候，我花900块买下来，每年收100块，十年回本带点微利。我的回报率是多少？也就是银行正常的利息水平，大概5%或者6%。

这就是经济学里最核心的概念之一：资本化，或者叫折现。

罗斯巴德指着康拉德和迈耶的鼻子（如果不隔着时空的话）说：你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忘了这只“鹅”是有价格的。

在奴隶制经济里，奴隶就是那只“会下金蛋的鹅”。

哪怕棉花价格暴涨，哪怕奴隶种地的效率极高，哪怕这真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这个“利”也不会落在种植园主的手里。

为什么？

因为奴隶的价格会涨。

这简直是一定的。当大家都发现种棉花赚钱时，所有人都会去买奴隶。奴隶的价格就会被哄抬上去。

那个原本只要500美元的壮劳力，会被炒到1500美元，甚至2000美元。

种植园主咬牙切齿地花高价把奴隶买回来，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年底一算账：棉花是卖了不少钱，但扣除当初买奴隶那笔巨款的平摊成本，剩下的利润，其实也就跟把钱存银行或者去北方投资铁路差不多。

这就是罗斯巴德的第一个暴击：在长期来看，奴隶主并不赚取“超额利润”。

如果你穿越回1850年的南方，你会发现那些种植园主虽然住着大房子，喝着白兰地，但他们其实焦虑得很。他们背着沉重的债务，手里的现金流紧张，所有的身家性命都押在那些昂贵的“黑色资产”上。

他们不是在享受暴利，他们是在给另一个人打工。

三）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种植园主只是赚个辛苦钱（确切地说是剥削的辛苦钱），那这庞大的“超额利润”到底去哪了？

钱是不会凭空消失的。

罗斯巴德像个侦探一样，顺着金钱的血腥味，一路向上追溯。

既然奴隶的价格被炒高了，那么赚大钱的，一定是那个卖奴隶的人。

在这个罪恶链条的顶端，并不是《乱世佳人》里那个温文尔雅的瑞特·巴特勒，而是那些满手血腥的——奴隶猎人和奴隶贩子。

这才是罗斯巴德最精彩的论断：利润向后归算。

所有的暴利，都会沿着产业链逆流而上。

棉花涨价了，土地和奴隶就涨价。

奴隶涨价了，去非洲抓人的动力就强了。

真正在这个制度中获得惊人回报的，是最初把一个自由人变成奴隶的那一瞬间。那个把人像野兽一样抓起来的“猎人”，他是无本万利的。他不需要支付“生产成本”，他只需要支付暴力成本。

所以，罗斯巴德告诉我们：如果市场是自由竞争的，那么随着奴隶价格的不断上涨，最终甚至连“抓奴隶”这个行当的利润也会被摊薄（因为竞争激烈，抓捕成本上升）。

但在那之前，种植园主其实就是个“接盘侠”。

他们花大价钱买断了奴隶一生的劳动价值，然后不仅要承担奴隶生老病死的风险，还要承担棉花价格波动的风险。从纯商业角度看，这并不是一门好生意。

这就解释了一个历史谜题：为什么南方总是欠北方银行家的钱？为什么南方看似繁荣，实则脆弱？

因为他们把大量的资本，都沉淀在了“人”的身上，而这些“人”的溢价，早就被上一环节的贩子赚走了。

四）

这时候，之前的康拉德和迈耶又不服了。

他们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杀手锏”：生殖收益。

他们说，你们别忘了，奴隶和机器不一样，奴隶会生孩子啊！

尤其是女奴隶，她不仅能干活，还能生出小奴隶。这些小奴隶长大后又是钱。这难道不是白捡的利润吗？这难道不是奴隶制生生不息的动力吗？

罗斯巴德看到这里，估计是冷笑了一声。

他写道：你们这帮人，是不是把奴隶贩子当傻子了？

如果一个女奴隶拥有“生育能力”，如果大家都知道她生下的孩子能卖钱，那么请问，这个女奴隶的价格会发生什么变化？

如果你去买一头母牛，卖家告诉你这头母牛身体倍儿棒，以后能生十头小牛。卖家会按“一头牛”的价格卖给你吗？

当然不会。他会把未来那“十头小牛”的预期价值，折算到现在，加进这头母牛的价格里。

所以，你在购买女奴隶的时候，你支付的那笔高昂的费用里，其实已经包含了她未来所有孩子的“预付款”。

并没有什么“白捡的便宜”。

如果有，那也是因为你运气好，这名女奴隶生的比预期的多。但从整个市场平均来看，生育的价值早就被资本化了。

这就意味着，靠“生孩子”来维持奴隶制的暴利，在经济学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依然是那个“下金蛋的鹅”的故事的翻版。

五）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罗斯巴德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古代——罗马帝国。

很多人不知道，罗马帝国曾经也是一个奴隶制登峰造极的社会。但是，到了罗马帝国后期，奴隶制却慢慢消亡了，变成了“隶农制”（一种类似佃农的制度）。

为什么？难道是罗马人良心发现了吗？

当然不是。

罗斯巴德（以及被他引用的莫斯教授）指出，原因很简单：不划算了。

当罗马停止了对外扩张的战争，当“战俘”这个廉价的奴隶来源断绝后，奴隶的价格就开始飞涨。

这时候，罗马的主人们算了一笔账：

养一个奴隶，要管他吃，管他喝，还要防止他逃跑，还要在他生病时给他治病（毕竟是昂贵的资产）。而且，奴隶没有积极性，干活磨洋工，还需要雇人拿着鞭子盯着。

这个监督成本太高了。

与其这样，不如跟奴隶签个合同：“哥们，我给你自由，或者半自由。但这块地你得给我种，种出来的粮食咱们三七开。”

这一改，奴隶变成了佃农，有了干劲，产量上去了。主人省去了监督费，省去了养护费，最后拿到手的那个“三”，可能比以前的“全部”还要多。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昂贵的奴隶制会因为效率低下和成本高昂，自然而然地过渡到更高效的自由劳动制度或者租佃制度。

这是一个自我瓦解的过程。

讲到这里，罗斯巴德其实已经把“新经济史学”的逻辑拆得七零八落了。

既然奴隶制对种植园主来说并不是暴利，既然市场机制会自动推高成本，既然历史上有过自然消亡的先例。

那么，回到那个终极问题：

为什么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没有消亡？

为什么直到1860年，它不仅没死，反而看起来红红火火，甚至还需要一场惨烈的内战来终结它？

既然不是“市场”让它活下来的，那一定是别的东西。

罗斯巴德，揭开了那个真正的幕后黑手。

那是一股强大的、扭曲市场的力量。它不是经济规律，它是权力的意志。

六）

如果按照罗斯巴德的推演，奴隶制这种高成本、低效率、还得防着造反的生意，早就该像罗马帝国那样，慢慢演变成更温和的雇佣制或者租佃制。

奴隶攒钱赎身，主人拿钱投资，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

但在1860年的美国南方，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相反，奴隶的枷锁越来越紧，获得自由的门缝被焊死了。

为什么？

罗斯巴德在那份笔记里，冷冷地指出了真凶：国家机器。

并不是“自由市场”在维持奴隶制，恰恰相反，是一系列反市场的法律，强行把这个本该入土的制度留在了人间。

这是一场巨大的作弊。

罗马的智慧是让奴隶赎身。这是一个极其精妙的市场机制，它把奴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这种“强制劳动”变成了“分期付款买自由”。

但是，美国南方的立法者们——那些掌握着州议会权力的奴隶主们——发现了一个Bug。

如果大家都去赎身，那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黑人自由了，在这个白人至上的社会里晃荡，万一还要投票权怎么办？万一他们成了榜样，勾引其他奴隶造反怎么办？

于是，南方各州出台了极其严酷的反释放法。

法律规定：原则上，禁止释放奴隶。

哪怕你是主人，哪怕你大发慈悲想放人，不行，必须经过州议会的特批。甚至有的州规定，释放后的黑人必须立刻滚出本州，否则再次抓回来卖掉。

这一招，直接切断了奴隶制向自由劳动过渡的自然通道。

莫斯教授（罗斯巴德支持的那位）看得最透：这哪里是做生意？这完全是把经济账算成了政治账。

当“赎身”这条路被堵死，奴隶就没有了工作的盼头，只能消极怠工。而为了维持生产，主人就必须加大暴力的投入。这本来会让奴隶制更快破产，但别急，政府还有第二招。

七）

如果你开一家工厂，防止工人跳槽、防止有人偷东西，这笔安保费用是谁出？

当然是你自己出。这是你的经营成本。

但在奴隶制里，这笔成本被社会化了。

这就是著名的《逃奴法案》。

这项法律规定，抓捕逃跑的奴隶，不仅仅是奴隶主的事，更是联邦政府的事，是所有公民的义务。

如果一个奴隶跑到了北方自由州，联邦法警必须帮着抓人，法院必须无条件配合。这笔庞大的执法开支，谁买单？纳税人买单。

罗斯巴德指出，这在经济学上叫外部性。

奴隶主享受了奴隶劳动的收益，却把维持这个制度最昂贵的成本——安全成本、执法成本、抓捕成本——甩锅给了整个社会。

如果让奴隶主自己去雇人满世界抓逃奴，那成本高到能让他们明天就宣布破产。但因为有了政府这个“免费保镖”，奴隶制才得以苟延残喘，甚至显得“有利可图”。

这根本不是自由企业的胜利，这是国家权力的滥用。

还有一个更讽刺的例子。

1808年，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禁止了国际奴隶贸易。也就是说，不能再从非洲进口奴隶了。

初衷是好的，是为了人道主义，是为了逐步消灭奴隶制。

但罗斯巴德发现了其中极其吊诡的经济学后果。

当你切断了外部供给，国内现存的奴隶成了稀缺资源。这相当于给南方的奴隶主搞了一次极其猛烈的“贸易保护”。

原本非洲的部落酋长可以低价卖奴隶（虽然这很残忍），这会压低奴隶的价格。现在进口一断，南方现有的奴隶价格暴涨。

这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

国内繁殖变得有利可图。因为供给断了，生孩子成了唯一的来源，这刺激了更残酷的“配种”制度。

既得利益者更顽固。原来可能只值500块的奴隶，现在值1500块。奴隶主手里的资产凭空升值了，他们更不可能放弃这个制度，更要拼死维护它。

一个旨在消灭罪恶的禁令，在扭曲的市场机制下，反而成了罪恶的护身符。

八）

康拉德和迈耶那些搞“新经济史”的人说：奴隶制很赚钱，很高效，所以市场解决不了，必须打一仗（南北战争）来解决。

罗斯巴德回答：错。

奴隶制看似赚钱，是因为政府通过法律禁止了自由竞争（禁止赎身），并补贴了安保成本（逃奴法）。

如果不打那场死了60万人的内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罗斯巴德的逻辑是：只要政府停止干预。

只要废除《逃奴法案》，让奴隶主自己承担抓人的成本；

只要废除《反释放法》，允许奴隶花钱买自由；

只要让市场回归哪怕一点点正常的逻辑。

那么，奴隶制这栋大楼，会因为地基不稳、维护成本过高，在几十年内轰然倒塌。就像它在罗马帝国，在很多其他地方发生过的那样。

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假设。

历史没有如果。

现实是，为了维护这个畸形的制度，由于政治的狂热和权力的傲慢，最终人们走向了战场。

1960年代初，当罗斯巴德写下这些文字时，他面对的是一个狂热崇拜“模型”和“数据”的学术界。

人们迷信复杂的公式，却忘了最简单的常识。

人们喜欢宏大的叙事，说战争是“历史的必然”，却不愿意承认，很多时候，灾难仅仅是因为我们制定了愚蠢的法律，并以此对抗人性和规律。

罗斯巴德的这个论断，在那堆故纸堆里躺了三十多年。

它是一声迟到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