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米塞斯在世，今天的俄乌战争，他怎么看。

**这一点也不难，看米塞斯的著作就明白了。 **

米塞斯对欧洲各国的冲突研究其实非常深，甚至预言了今天的冲突。

他提出的观点是：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向我们提供了民族（nation）这个词的不同定义。但是，我们对于社会科学应赋予它何种意义并不感兴趣。

我们正在探讨的是，民族-国家化原则的欧洲支持者赋予民族和民族性的概念何种意义。重要的是确定这些术语在当今政治行动词汇中的使用方式，以及在实际生活和当代冲突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这里的民族国家话，指的是国家应该以民族为边界的一种原则。

**米塞斯说： **

民族-国家化原则多少还只是一个欧洲概念，它是欧洲的主要政治问题。

在加拿大自治领内，英语和法语两个语言族群，都或多或少地以和平的方式互相合作，在这里，没有“沦陷于异族统治之人”。拉丁美洲也未受语言问题困扰。并不是语言不同造成了阿根廷从智利分离出来，或危地马拉从墨西哥分离出来。西半球也有很多种族、社会、政治甚至宗教冲突，但是，过去美洲的政治生活未受到语言族群问题的严重困扰。

过去美洲的政治生活未受到语言族群问题的严重困扰。

那么，欧洲的问题来自于什么？米塞斯说：** **

根据民族-国家化原则，每一个语言族群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必须接纳所有讲其本族语言的人们。有些人出于某种原因，希望另立其并不吻合民族-国家化原则的国家。

此项原则威力如此巨大，以至于这些人急于改变自己的语言，以便据此原则来证明他们的建国理想是正当的。

那么，欧洲各国都在干什么呢？** **

这一原则的倡导者所使用的术语“民族”和“民族性”等同于“语言族群”一词。哈布斯堡帝国在这些冲突中使用的术语是die nationale Frage（民族问题），其同义词是die Sprachenfrage（语言问题）；nationale Kämpfe（民族斗争），其同义词是Sprachenkämpfe（语言斗争）。冲突的主题通常是行政、法庭、军队应使用哪种语言，学校应教授哪种语言？

米塞斯清晰地指出了这些欧洲国家政治混乱的根本性原因——语言斗争！

英国和法国的书籍报刊将这些冲突称为种族冲突，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欧洲没有种族冲突。同属于任一族群的人们也没有共同的血统。日耳曼人从西部和南部移民至这一地区；但其目前的人口主要来自土著的斯拉夫族人和波罗的海族人的后裔，这些人在教会和学校的影响下改说日耳曼语。

种族主义与种族纯洁及团结的考虑，在这些欧洲语言族群的斗争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诚然，民族主义者经常以“种族”和“共同血统”作为口号。但是，这只是宣传，对政策和政治行动没有任何实际的影响。相反，民族主义者处理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时，有意识地、有目的地拒绝种族主义和个体的种族特征。

人们发现，日耳曼主义的区分准则并不像是这个种族标准，而是德语。

进一步，米塞斯说明了自由主义者对语言冲突的态度。******* *******

在某语言族群占多数的社会中，其他人口较少的语言族群成员，被剥夺了影响国家政治的手段。

在民主社会中，公众意见决定选举结果，从而决定政治决策。

无论是谁，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传播和普及，都必须设法以演讲和写作来影响公共舆论。

如果他成功地说服了同胞，他的思想就会得到支持和贯彻。

但是，语言少数族群无法参与这种观念之争。政治辩论凸显决定性的投票取向，他们只是政治辩论的沉默观众，不能参与讨论和协商，但是投票结果却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对他们而言，民主并不意味着自决；他们受控于其他人。他们是二等公民。因此，人们认为，在民主世界中，成为少数语言族群之一员即身处劣势。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早年间，没有民主的地方，就没有语言族群冲突。

在现在这个民主时代，人们总是更喜欢生活在与多数同胞同说一种语言的社会中。因此，在关涉某地区应归属哪个国家的公民投票中，人们通常（但非总是）把赞成票投给那些不会使他们成为语言少数族群的国家。

但承认这一事实，决不会让自由主义倒向民族-国家化原则。

自由主义并没有说：每一个语言族群都应组成国家，且只应组成一个国家，该族群的每一个人，应该尽一切可能归属于这个国家。

自由主义也没有说：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存在数种语言族群。自由主义以人民自决为前设。

对自由主义来说，人们行使自决权，允许他们自己在语言因素的指引下选择国家，这只是一个事实，而非原则或道德法则。

如果人们以其他方式做决定，比如说，讲德语的阿尔萨斯人决定归属法国，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这样一个决定，也必须得到尊重。

在对外政策上，经济民族主义意味着歧视外国人。在国内政策上，经济民族主义意味着歧视讲非统治集团语言的公民。

在一个以另一种语言为主导的国家中，以外语为母语的人是国家的弃儿，国家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

东欧的情况为侵略性民族主义的政治后果，提供了绝佳的例证。

如果你问东欧语言族群的代表，他们认为什么才是对其民族国家的公平决定；如果你在地图上标出这些决定划出的边界，你会发现，东欧大部分领土都至少有两个民族声称对其拥有主权，还有一些绝非微不足道的地方，有三个甚至更多民族声称对其拥有主权。

每一个语言族群都以语言、种族、历史、地理、战略、经济、社会和宗教观点来支撑自己的主张。

没有一个民族真正愿意哪怕出于权宜之计，在己方的主张基础上作出最低限度的让步。

每一个民族都打算诉诸武力以满足自己的虚荣。每一个语言族群因此都视其近邻为死敌，并依赖近邻的邻国的武力，支持其领土诉求，对付共同的敌人。

每个族群都不放过任何一个牺牲邻国的机会，试图以此满足己方诉求，并从中获利。

这样的描述令人忧伤，但过去数十年历史，证明了这种描述的正确性。

以乌克兰人为例。几百年来，他们一直身处俄国人和波兰人的重轭之下。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存在乌克兰人的民族国家。

有人可能认为，这样一个饱受外国如此残酷压迫之苦难的民族的外交发言人，在表述其民族自命不凡的主张时会克制一些。但是民族主义者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因此，乌克兰人宣称拥有36万多平方英里的领土和约6000万总人口，其中，根据他们自己的宣言，其中也只有“4000多万”人是乌克兰人（55）。

这些饱受压迫的乌克兰人不会满足于本族人的自由解放；他们还要为压迫2000多万非乌克兰人而奋斗。

米塞斯同时指出，在这种错误的民族主义国家中，政客们煽动情绪的方法。

他们通过自命为“民族主义者”暗示其他政党支持外国人的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民族主义者称自己为“祖国的政党”，因此将所有那些支持和平谈判，支持诚挚地声明德国无意于吞并比利时或不再以潜艇击沉游轮的人们贴上民族之叛敌的标签。

他们不承认其对手对公共利益也怀有真诚的情怀。在他们眼里，谁不是民族主义者，谁就是内奸和叛徒。

这种态度在当代所有反自由主义的党派中都很常见。

例如，所谓的“劳工政党”就自称只推崇有利于劳工利益（当然是物质利益）的举措。谁反对他们的纲领，对他们来说，谁就成了劳工的敌人。

米塞斯同时指出，这种语言冲突必然导致战争。

迄今为止，自由主义只存在于西欧和美国。在中欧和东欧，自由主义在短暂兴起之后再次被取代；它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党派的计划方案中，而不存在于其行为之中。

国家实践逐步将和平的自由民族主义歪曲至其对立面—一压迫的军事帝国民族主义。

军事帝国民族主义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理想，主张自我价值在于纯粹的民族规模。

民族国家忽视传统原则，倒向帝国主义，相应政策目标首要是保持、进而扩大民族规模，甚至不惜牺牲个人、整个民族或部分民族的自决权。

在米塞斯看来，牺牲民族自决权的国家已经倒向了帝国主义。东欧的现实，米塞斯早有论断。

诞生于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以及和平的民族国家化原则所处的环境与此完全不同。关键在于东欧各民族没有严格划分的定居区，多为各民族混居；而且随着民族迁徙，民族混居过程不断重新展开。这两点孕育了军事或帝国民族主义。

今天激烈的冲突，也是过往的现实。

一开始，民主试图采用在民族统一国家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在民族混居地区阻碍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困难：多数原则，少数服从多数。

这说明民主主义根本没有看到问题之所在，不知道困难到底在哪里。然而，多数原则的正确性和万灵丹效用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未能认识到，如果采用多数原则，在这里什么事也干不成。

这些明显的失败被归诸于其他原因。作家和政治家将奥地利的民族混乱归结于没有民主；一旦建立了民主体制，民族摩擦就会消失。

恰恰相反。民族纷争只能产生于自由的土壤。如果所有民族都处于被压迫状态——正如1848年3月革命之前的奥地利帝国——那么他们之间不会出现民族纷争。

奥地利帝国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如此激烈，以至于奥地利走上了民主之路。然而民族纷争并没有随着帝国瓦解而结束。在新成立的国家，不再有专制君主居中缓冲，占统治地位的多数派直接面对少数派，斗争更加严酷。

米塞斯清晰的阐明了民主原则下，多数必然欺凌少数，并且是以语言斗争的方式为主。

如果公民被迫遵守自己无力影响的法律，忍受自己不曾参与的政府统治，那么，即便其人身权利可能受到法律保护，在政治意义上他仍然是不自由的，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的少数群体在政治上是不自由的。民主国家的少数派仍然有机会成为多数派，这种可能性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立场和态度，也影响了多数派对待他们的方式。

多数派需要时刻注意其行为没有增强少数派的实力，也不会为少数派提供上台的机会。不管其思想和纲领是否占据了上风，少数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都影响了全体人民。

尽管少数派是失败的一方，但在党派斗争中，它曾经有获胜的可能，将来也仍然有反败为胜成为多数派的希望。

然而，未能通过特权获得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成员在政治上是不自由的。他们的政治活动永远不会成功，因为对同胞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手段，无论口头和书面文字，都与民族特性密不可分。在决定政治决策的重要讨论里，外民族公民是沉默的旁观者。他们与其他人一起讨论，但是不参与决策。

在多语言地区，多数原则带来的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而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多数民族，出于内心的不义，急切地希望采用强制手段同化少数民族，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在现代民主时代开启之前，民族问题还不像今天这么重要，因此也不存在民族压迫问题。十七世纪天主教会和哈布斯堡王朝压制波西米亚的捷克文化，主要是出于宗教和政治方面的考虑，而不是出于民族政策方面的原因。他们迫害的是异教徒和叛乱者，而不是捷克民族。直到近代才出现大规模的民族压迫。俄罗斯、普鲁士、匈牙利等都是强制去民族化的国家。

米塞斯甚至清晰地说出以下结论。

正如前面所言，民族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如果想了解民族的内涵，我们必须着眼于民族这一概念发挥作用的政治领域。所有的民族斗争都是语言斗争，都是为了语言。

具体而言，“民族”存在于语言之中。

好了，我们看了米塞斯上论论证和结论后，我们再来看乌克兰的语言战争。

以下是乌克兰自1991年独立以来，围绕乌语与俄语冲突的重大事件，按时间顺序梳理：

1991年：乌克兰独立与语言宪法确立

• 事件：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后，通过首部宪法，明确乌克兰语为唯一官方语言，俄语未获官方地位。此举引发东部和南部俄语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不满，成为长期矛盾根源10。

2012年：俄语地区语言地位法案

• 事件：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推动通过《国家语言政策法》，允许俄语在人口占比超过10%的地区成为“地区官方语言”。这一政策被视为对俄语族群的妥协，但也加剧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反对10。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与语言政策逆转

• 事件：亚努科维奇被罢免后，新政府废除2012年语言法，取消俄语的地区官方地位。此举激化东部俄语地区的分离情绪，成为顿巴斯地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爆发武装冲突的导火索之一。俄罗斯以“保护俄语居民”为由介入，吞并克里米亚并支持顿巴斯分离势力10。

2019年：泽连斯基强化乌克兰语地位

• 事件：泽连斯基当选总统后，签署《关于确保乌克兰语发挥国语作用法》，规定公共服务、教育、媒体、服务业等领域必须优先使用乌克兰语，限制俄语在公共空间的使用。尽管法案允许少数族群语言在特定条件下使用，但仍引发东部俄语居民和俄罗斯的强烈抗议107。

2021年：教育法改革与俄语学校限制

• 事件：乌克兰通过新版《教育法》，要求所有中小学从五年级开始以乌克兰语授课，俄语学校逐步转型为乌克兰语教学。俄罗斯指责此举“歧视俄语族群”，进一步激化两国矛盾10。

2022年：俄乌全面冲突与语言政治化

• 事件：俄罗斯以“去纳粹化”和“保护俄语居民”为由发动全面军事行动。冲突期间，乌克兰加速“去俄化”进程，包括拆除俄语标识、限制俄语媒体，并通过法律禁止出版俄语书籍（2023年）。俄罗斯则在其控制的乌东四州推行俄语教育体系，强化文化同化2106。

2023-2025年：语言冲突与战后博弈

• 事件：战事持续期间，语言问题成为双方意识形态争夺的焦点。乌克兰通过立法将俄语定义为“占领者语言”，而俄罗斯在占领区强制推行俄语教育。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语言政策的争议持续，例如欧盟要求乌方保障少数语言权利以换取入盟支持。

我写过一篇乌克兰应该有小国策略的文章：《 乌克兰没有小国的智慧 》，但你再看以上这些作为，明明身边有个强大的恶邻，但乌克兰政府屈从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语言上采取压迫俄语民族的做法，并持续几十年，这不是通往战争之路吗？

普京是纳粹，乌历届政府头头就不是么？

难道当地不会说乌语的俄族人可以忍受连法庭上都必须说乌语、政府公告、书籍、电视、甚至服务业都必须说乌语的环境？

乌克兰政府宣称他们为自由而战，但乌克兰俄族人呢？不也是这个口号吗？如果你是真支持自由的人，会支持乌克兰政府这么干吗？不认定为这是一种侵犯吗？

如果乌克兰容不下俄族人，那让他们走也行。克里米亚也好，顿巴斯也好，管他去哪，是不是加入俄罗斯，都脱离了，在乎这个干嘛。

但你又发动了持续八年的顿巴斯反分裂战争，不许别人走。这不就是大一统么？

克里米亚要得回来么，这种法律下，现在俄族人口已占八成（2014前占七成）的克里米亚，可能回到乌克兰么？就算是大俄完蛋了，克里米亚人也会群起反抗的。

你这是要做什么呢？又要压迫，又不许脱离。

乌粉们如果粉一个这样的国家，我是无法理解的。我不会掩盖我的乌克兰历届政府的讨厌，甚至乌克兰西部的民族主义者，我也不同情。

米塞斯认为：

自由的民族主义拒绝一切最高统治权，要求自决、自治。建立在黩武的民族主义之上的统一，要求取消多样化，不允许不一样存在。而建立在和平的、自由原则之上的统一，可以保留多样性。

米塞斯区分了两种统一。一种是政治意义上的统一，另一种是经济上的统一。前者是指通过强制力来追求一致。后者是指经济关系的发展，超越省界、国界和洲界，实现的“经济上的统一”、“世界性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世界人们都应该追求的，也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

世界的市场要求实现世界的法律统一，但实现这一目标不要求创造出大帝国甚至是一个世界帝国，以统一大帝国的方式来实现统一的市场，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做法。

自由主义尊重各国人民的意愿，米塞斯说，“各国人民可以自行决定协调各国法律一致的程度。”自由主义不把建立统一国家，扩张领土视为扩大市场的手段，相反，国家被视为服务市场自发扩展的手段，是服从法律的。

所以，市场的统一有两种，一种是自发产生的市场一体化，国家在法律之下，服务于个体的创造，这种统一没有民族问题出现；另一种是国家通过建立大帝国的方式来统一市场，以统一的国家来建立统一的市场，这种市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必然是封闭的，是被权力选择与控制的市场。

另外，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建立区域性政治联盟，通过政治联盟来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大市场，这个市场的性质也是“政治的”，而非“自发的”。国家和民族的问题，是和“权力与市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权力会制造民族问题，也阻碍市场的扩展。

国家领土的大小，对自由主义是不重要的。自由主义不关心领土的归属，而是它有没有被充分利用，使自己也能从中受益，比如能够去那里旅游，能够买到那里生产的产品等等。

自由主义是“功利主义”思维的，领土思维其实是帝国主义的思维，是危险的。正是有这种需求，才有了统治者有了满足这种需求的供给，于是就有了权力的扩张和领土的扩张，这导致自由的减少。

米塞斯强调，统一要建立在“法律认同”之上，而不“民族认同”之上。即统一应该是在法律认同之上，自发、自愿产生的，而不能是一种强制行为。米塞斯说，在自由和自治盛行的地方，不需要“统一”的观念。

统一有可能是破坏性的，也可能不是破坏性的。取决于遵循什么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要维系个体的自由，在自由和自治已经盛行的地方，统一观念不会变成一种破坏的力量。统一是可以有的，假如能够增进人们的自由和幸福，建立在自由的原则之上。统一可以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但历史记忆不能取代这些自由主义的原则。

不如此，无法逻辑一致地看待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地区冲突。

发生战争是一个必然，不管俄罗斯有没有介入。乌东独立战争也是必然要开打的。

根据米塞斯的理论，战争的结果，我早已在三年前就预判了。

不管战后分界线划在哪，不管战争谁胜谁败。

乌克兰将成为一个乌族人口占绝对压倒性优势的国家，俄族人口绝大部分将脱离或逃离这个国家，不管他们是不是能带着土地走。

从人口的角度说，乌克兰这个国家分裂就是必然的。

那么，如果米塞斯在世，他会怎么评价呢？

我认为，他会这么评价，乌克兰政府压迫少数民族是一个事实，在民主多数原则下，俄乌两国都在通过语言斗争纳粹化，都在走向民族帝国主义，在实施纳粹化的统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