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思想以外，唯一值得提及的古代思想学派，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学派。虽然古代中国思想拥有引人注目的深刻见解，然而它在随后的世纪中却全然没有影响到孤立的中华帝国以外的区域，因此这里将仅仅给予简要的讨论。

有三个主要的政治思想学派：法家学说、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它们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粗略地说，法家（它也是三个学派中最晚出现的）简单地相信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劝告统治者如何去扩大其权力。道家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们绝对信仰国家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完全不干预。至于儒家，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持有一种中间立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的实际名字叫孔仲尼，他的高大形象是一个博学之人，属于衰落的殷代的一个穷困然而却是贵族的家庭的后裔，其先祖曾为宋国的大司马。在实践上，儒家思想与法家并没有什么差别(尽管在理论上远不是这样)，因为儒家也大都致力于任命受过教育的、有哲学思想的官僚统治中国。

显然，最值得关注的中国政治哲学家是道家学派，它是由具有非常重要地位同时却又令人难以捉摸的老子创立的。关于老子的生平人们知道得很少，不过他显然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并且与孔子本人熟悉。像后者一样，他也是来自宋国，是殷代的一个下层贵族家庭的后裔。两个人都生活在动荡、战争和集权主义的时代，但是他们却对此做出了极为不同的反应。对老子来说，他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单个人及其幸福是社会的关键所在。如果社会制度束缚了个人的繁荣和他的幸福，那么这些制度应当被削减或者完全废除。对于作为个人主义者的老子来说，一个“拥有法律和规则多如牛毛”的政府，将是对个人的邪恶的压迫者，它“将比猛虎更令人恐惧”。总之，政府必须被限制在所有可能有的最小规模。“无为”成为老子的口号，因为只有政府无为才能允许单个人兴旺发展并获得幸福。他宣称，任何政府的干预，都将是反生产的，从而将导致混乱和动荡。作为第一个认识到政府干预的系统后果的政治经济学家，老子在援引人类的共同经验之后，得出了他的富有洞察力的结论：“在人为的禁忌与限制越多的地方，人民越贫困……在法律和规则越被赋予重要性的地方，盗贼与抢劫越多”。

【老子原文·《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生；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根据老子的观点，最坏的政府干预措施是沉重的赋税和战争。“人民挨饿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依靠税收而消费过度”，并且，“在军队曾经驻扎过的地方总是荆棘和灌木丛丛生。一场大战战后，肯定要出现若干年严重的饥荒”。

【老子原文·《道德经》第七十五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老子原文·《道德经》第三十章】：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最聪明的办法是使政府保持简单和无为，那时世界“自己就实现稳定了”。

正如老子指出的那样：“所以，圣贤说：我不采取任何行动而由人民自己转变他们自己，我喜欢静止而由人民自己恢复正常，我不采取任何行动而由人民自己使他们致富……”。

【老子原文·《道德经》第五十七章】：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由于深陷悲观主义，以及对于由群众运动去纠正压迫性政府不抱任何希望，老子提出了现在人们所熟悉的道家关于撤退、退却以及限制人的愿望的思想路线。

两个世纪以后，老子的伟大继承者庄子（公元前369—前约286年）在其老师的自由放任思想的基础上创立学说，将这些思想推向它们的逻辑上必然的结论：个人无政府主义。因而，富有影响力的庄子，一位用比喻和寓言写作的伟大作家，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极为博学的庄子是在蒙国出生的人（现在可能在河南省），并且他也是旧有贵族的后裔。作为在他自己国家的一个小官，庄子名声远扬，并且传遍整个中国。以至于楚国的国王楚威王派使者携带厚礼去见庄子，敦促他担任国王的宰相。庄子轻蔑地拒绝了国王的邀请，这种拒绝在历史上是对于支撑国家权力陷阱并且与私人生活美德形成鲜明对照的那种邪恶的重大宣言之一：

1000两黄金确实是一笔巨大奖赏，宰相的官职也正是位高权重。但是先生，难道你没有看见在国家王室的圣坛上，等待牺牲的献祭的公牛吗？它被精心抚育和饲养了一些年，披挂装饰着锦缎，从而早已准备好了要被带到这个盛大的殿堂。在那一时刻，尽管它乐意与任何孤独的猪变换位置，但是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吗？所以，快滚蛋！不要让我丢脸。我宁愿在泥泞的壕沟里按照自我娱乐的方式闲散地游荡，也不愿被置于统治者施加的限制之下。我将决不担任任何官职，因而我将[自由地]满足我自己的目的。

【庄子原文·《庄子·秋水》拒聘典故原文】：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对于自由放任和反对国家统治的贡献：“世界上只有让人类独立存在这回事，决没有[成功地]管理人这类事”。庄子也是第一个提出“天然秩序”概念的人，它后来在19世纪由蒲鲁东独立地发现，并且为20世纪奥地利学派的F.A.冯·哈耶克所发现。因此，庄子说：“当事情任其自由自在时，好的秩序便天然地产生了”。

【庄子相关原文】：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庄子·在宥》）

但是，虽然人民运用他们“天然的自由”可以靠自己很好地生活，政府统治和法令却使这种自然被扭曲，变成一种人为的强求一致的制度。正如庄子所写的那样，“普通人拥有一个不变的自然。他们纺织并且穿衣，耕作并且吃饭……这就是可以被称为他们的‘天然自由’的东西”。这些拥有天然自由的人民自生自灭，不受任何的限制和约束，他们既不争吵，也不混乱无序。如果统治者建立规矩和法律去管理人民，“那将无异于将鸭的短肢拉长，将苍鹭的长腿截短”，或“给马戴上笼头”。这种统治不仅不能带来好处，反而将产生大害。庄子总结到，简言之，世界“根本不需要管理，事实上，它不应当被管理”。

【庄子原文·《庄子·秋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无以人灭天。

【庄子原文·《庄子·骈拇》】：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不仅如此，庄子也许是将国家视为扩大了的土匪的第一个理论家：“一个小偷被关进了监狱。而一个大土匪却变成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在国家统治者与十足的抢劫犯首之间的唯一区别，仅仅是他们危害的程度不同而已。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将统治者视为抢劫犯的主题不断地为西塞罗以及后来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所重述，尽管这些人毫无疑问是独立地得出他们的结论的。

【庄子原文·《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道家的思想辉煌了几个世纪，它在几乎是绝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鲍敬言那里达到了顶点，他生活在公元四世纪的早期，有关其生平人们了解得很少。鲍敬言在详尽地阐述庄子思想的过程中，将没有统治者、没有政府的古代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与当前时代的统治者所带来的悲惨做了对比。鲍敬言写道，在最早的时代，“那里没有统治者，也没有官员。[人民]打井并且饮水，耕田并且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平静的，不受任何妨碍，他们以崇高的精神完成他们自己的任务”。在这个无国家的时代，没有战争和混乱：

【鲍敬言《无君论》原文（存《抱朴子·诘鲍》）】：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

在没有任何战场的地方，不可能调集战将和军队……利用权力获取优势的想法也无从萌生。灾难和混乱都不会发生。盾牌与长矛不再使用，城墙与护城河不再修建……人们咀嚼着他们的食品，并且自娱自乐。他们是漫不经心和心满意足的。

【鲍敬言原文】：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

鲍敬言写道，就在这种和平与满意的田园诗般生活中，由于国家的出现而带来了暴力和欺骗。政府的历史就是暴力的历史，强者掠夺弱者的历史。邪恶的暴君无节制地使用暴力，作为统治者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不仅如此，政府使暴力成为国家制度的形式，还意味着日常生活中的微小混乱将会被极大地增强并扩展到更为广泛得多的程度。正如鲍敬言所指出的那样：

普通人之间的争执仅仅是微小的琐事，因为两个普通同伴之间的较力能够产生多大范围的后果？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唤起贪婪欲望的广阔空间……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借以推动他们的斗争的权威。他们的权力不是使他们能够调集众多的追随者的那种，他们不能使他们的敌对者产生任何畏惧，这种畏惧也许可以[压制这些敌对者所聚集的追随者]。而国王的盛怒则表现在，他能够排兵布阵，令没有任何仇恨的人们去攻击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国家，他们怎么能够与之相比呀？

【鲍敬言原文】：细人之争，不过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无疆土之可贪，无城郭之可利……人君肆志，则兴兵伐国，驱无辜之民，攻无罪之邦。

鲍敬言曾经受到共同的指责，说他忽略了好的和仁慈的统治者的存在。他对此的回答是，政府本身就是强者对弱者的一种暴力剥削。这个体制本身就是问题所在，政府的目标并不是造福于人民，而是要控制和掠夺他们。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他们的德行可以与在无统治的情况下相比。

【鲍敬言原文】：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役御，由乎争强弱而校愚智。

鲍敬言还进行了政治心理学的出色研究，指出正是由国家产生的制度化暴力的存在导致了人民中间对于暴力的模仿。鲍敬言宣称，在一个幸福的和无国家的世界，人民将自然地向好秩序的思想，而对于掠夺他们的邻居不感兴趣。但是统治者压迫和掠夺人民，“使他们陷入不安宁的困境和永久地被剥夺财物的毁灭之中。”通过这种方式，盗贼和土匪在不幸的人民中间诱发出来，旨在保护公共稳定的武器也被土匪们盗走，用来增强他们掠夺的能力。“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有了统治者才发生的。”鲍敬言总结道，那种认为强大的政府对于防止人民中间出现混乱是必需的通常想法，是犯了严重的因果混淆的错误。

在更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王国里提出著名观点的唯一一位中国人，是杰出的公元前2世纪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前约90年）。司马迁是一位自由放任的捍卫者，他指出最小规模的政府将会导致丰衣足食，就像政府节制与私人企业的竞争一样。这与道家学说是相似的，不过司马迁作为一位理性的博学者，抛弃了那种认为通过将欲望减少到最低程度就可以使人民解决其经济问题的见解。司马迁断言，除了方便和舒适的物品与服务以外，人民还偏好最好的和最可能得到的物品与服务。所以，人是财富的本能的追求者。

由于司马迁极不赞成限制人的欲望的思想，这促使他远远超过道家学派，去探讨和分析自由市场的活动。他因而看到，专业化和分工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对市场生产的物品和服务产生影响：

每个人仅被派去利用他自己的能力并发挥他的努力来获得他最想要的东西……当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职业上工作并且喜爱他自己的工作时，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物品将会自然地、日夜不停地源源而来，不请自到，人民将生产商品而无须被要求。

【司马迁原文·《史记·货殖列传》】：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自由市场的自然结果。“这难道与理性不一致吗？它难道不是一种自然结果吗？”

【司马迁原文·《史记·货殖列传》】：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不仅如此，价格在市场上也受到管制，因为过于便宜和过于昂贵的价格会倾向于自我矫正并达到一种适当的水平。

但是，如果自由市场是自我管制的，富有敏锐洞察力的司马迁自然要问，“还需要政府在指导、调动劳动或定期地集合劳动力方面做什么呢？”实际上还需要什么呢？

【司马迁原文·《史记·货殖列传》】：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司马迁还提出了市场上的企业家职能问题。企业家积累财富并通过预期条件（即预测）以及采取相应行动来发挥职能。简言之，他“对于时机保持着敏锐目光”。

【司马迁原文·《史记·货殖列传》】：富者必用奇胜。（商贾趋时，料物候、察商机，以奇策获利）

最后，司马迁是世界上最早的货币理论家之一。他指出，政府增加质量下降的铸币的数量将会导致货币的贬值，使价格提高。同时，他也看到政府内在地具有实行此种通货膨胀和降低货币成色做法的倾向。

【司马迁原文·《史记·平准书》】：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