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经济学的鼻祖是谁？

很多人会脱口而出：亚当·斯密。

教科书也是这么教的，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的诞生。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

亚当·斯密不是经济学的开创者，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让经济学走了弯路。

真正的经济学真理，早在亚当·斯密之前的几百年，就已经被一群西班牙的修道士发现了。

而在之后的几百年里，这套真理不断地被政治权力打压、被主流学界嘲笑、甚至被纳粹追杀。

但这群人没有屈服。他们一代接一代，像传递火种一样，把关于“自由”、“产权”和“市场规律”的真相保存到了今天。这就是奥地利学派的故事。

今天，我就带你穿越600年，去看看这群“孤独的先知”，是如何在谎言遍地的世界里，守住人类理性的最后一道防线。

故事的起点，不在维也纳，而在15世纪的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

那里有一群晚期经院哲学家，他们虽然是神学家，但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经济规律，就像万有引力一样，是不可阻挡的自然法则。

早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搞明白了供求关系，搞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甚至搞明白了最核心的一点：价值是主观的。

他们告诉当时的国王：禁止盗窃和谋杀是道德，禁止抢劫商人和乱印钞票也是道德。

就像米塞斯后来总结的那样：“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告诉政府——你不能做什么。”

紧接着，我们要提到一位被严重低估的天才——理查德·坎蒂隆。

他在1730年写了一本书《论商业的本质》。这本书比《国富论》早了40多年，但它的洞察力却秒杀后者。

坎蒂隆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坎蒂隆效应”。

他发现，当钱被印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均匀分给每一个人。先拿到新钱的人就是围绕在皇帝身边的权贵，会变富，而后拿到钱的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只能承受物价上涨。

听听，这讲的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吗？

除了坎蒂隆，还有法国的杜尔哥。他解决了困扰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很久的“钻石与水”的悖论：为什么水救命却便宜，钻石没用却昂贵？

因为价值取决于人的主观排序。

可惜，这条源自欧洲大陆的“真理路线”，后来被政治原因打断了。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走上了“客观价值论”的歧途，最后更是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铺平了道路。

时间来到1871年。

那时候，英国的主流经济学已经把路带偏了，马克思主义正在兴起。

就在这时，一位奥地利人站了出来，他叫卡尔·门格尔。

他写了一本书叫《国民经济学原理》，这本书就像一颗核弹，炸开了迷雾。

门格尔复兴了当年西班牙和法国学派的传统，他告诉世界：

没有什么是“客观价值”。商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人的主观评价。

这就是著名的“边际效用理论”。 一杯水，在你快渴死的时候价值连城；但如果是第十杯水，你可能只拿它来洗脚。 东西没变，价值变了。 门格尔不仅重塑了价格理论，他还是一位坚定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者。他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什么“国家”、“阶级”这种虚词，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做选择的人。

门格尔的学生，庞巴维克，接过了火炬。

庞巴维克是个狠人，他三次出任奥地利财政部长，但他干的事全是反官僚的：平衡预算、金本位、自由贸易。

在理论上，他单挑马克思主义。

他证明了：利息不是剥削，利息是“时间偏好”的体现。现在的苹果比明年的苹果值钱，所以借钱要付利息，这是天经地义的市场规律。

庞巴维克还办了一个研讨班，这个班里后来走出了两位大神——米塞斯和熊彼特。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人，是奥派的灵魂，是整个自由主义的灯塔。

他就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米塞斯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他在1912年写出了《货币与信用理论》，把货币也纳入了边际效用的框架，并顺手推导出了商业周期理论——经济危机不是市场的错，而是央行乱印钱、乱降息导致的。

一战爆发，他去前线当炮兵；战后，他单枪匹马阻止了奥地利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

1920年代，当全世界都在为计划经济唱赞歌的时候，米塞斯扔出了那篇著名的论文《社会主义》。

他冷冷地预言：计划经济必然失败。

为什么？不是因为道德，是因为经济计算。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市场价格；没有价格，你就不知道资源如何配置最有效。计划经济注定是一场混乱的盲人摸象。

这个预言，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才被全世界含泪承认。但在当时，他被主流学界孤立、嘲笑。

更艰难的是，纳粹来了。

作为犹太人和自由主义者，米塞斯是纳粹德国的死敌。他被迫流亡，他的手稿被盖世太保抢走。

他流亡到瑞士，写出了那本传世巨著《人的行为》Human Action。

这也是我视频内容的底层逻辑来源。

这本书不仅仅是经济学，它是关于人类如何行动、如何选择的宏大科学。

后来他到了美国，没有大学愿意给他正式教职，他只能做“访问教授”。

但他没有气馁。在纽约，他继续举办研讨会，继续写作。

他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向邪恶低头，要更加英勇地去与之对抗。”

正是这种精神，让他成为了“自由主义最后的骑士”。

米塞斯并不孤独，他培养了两位极其出色的学生。

第一位是哈耶克。

大家对他很熟悉，《通往奴役之路》唤醒了无数人。

他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标志着奥地利学派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哈耶克主要在跟凯恩斯主义对线。他告诉世人：任何试图用通胀来刺激经济的手段，最后都会变成毒药。

第二位，也是我个人非常推崇的，默瑞·罗斯巴德。

如果说米塞斯建立了大厦的框架，那罗斯巴德就是把这座大厦装修得无懈可击，并给它装上了火炮。

罗斯巴德把米塞斯的“行动学”推演到了极致。

他写了《人、经济与国家》，完善了垄断理论；他研究大萧条，证明了那是美联储的错位政策导致的。

更重要的是，罗斯巴德是个体系构建者。

他把奥派经济学和自然法哲学结合起来，构建了无政资的理论大厦。

他不仅是学者，还是个斗士。他创立了米塞斯研究所，把奥派的思想火种，从濒临熄灭的状态，变成了今天燎原的烈火。

没有罗斯巴德，奥派经济学可能只是博物馆里的古董；有了罗斯巴德，奥派变成了刺向干预主义的一把尖刀。

回顾这600年的历史，从萨拉曼卡的修道士，到坎蒂隆、杜尔哥，再到门格尔、米塞斯、罗斯巴德、在到当代大神霍普。

这是一条清晰的真理线索。

他们告诉我们：

人是行动的主体，价值是主观的。

财产权是文明的基石。

政府的干预往往好心办坏事。

通货膨胀是隐蔽的盗窃。

为什么我们要学奥派经济学？

因为现在的世界，依然在重复过去的错误。

看看现在的世界：疯狂的印钞、无休止的债务、越来越多的管制、自由贸易的枷锁、甚至战争的阴云。

这一切，米塞斯早就预言过，庞巴维克早就警告过。

主流经济学可能会为了迎合权力而编造复杂的模型，但奥地利学派只对真理负责。

它不讨好权贵，它只服务于那些渴望自由、渴望看清世界真相的普通人。

这600年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人类理性的觉醒史。

如果你也相信自由市场才是让人类繁荣富足的唯一正确手段，请点赞关注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