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的诱因

本文深入剖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与失业现象之间的内在矛盾。文章指出，所谓**"周期性失业"实质是2F****干预经济导致的制度性恶果。**

当2F通过赤字支出和货币超发制造虚假繁荣时，扭曲的利率信号误导企业家进行错误投资，最终必然引发经济衰退和失业潮。

更严重的是，最低工资法、失业救济等**"伪人道主义"**政策，反而阻碍劳动力市场调整，制造长期失业。

文章尖锐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加速原理"根本谬误在于忽视2F资金的真实来源——**每一分支出都来自纳税人或通胀受害者。

当2F试图用更多通胀解决由通胀引发的问题时，只会陷入恶性循环：物价与失业齐飞，经济陷入滞胀困境。最终，价格管制等极端措施将彻底摧毁市场机制，导致**"解体性失业"****。**

****周期性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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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制度性失业具有周期性特征。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时期，这类失业会显著增加失业大军。根据主流经济学理论，这种失业是个体企业经济秩序中的慢性顽疾，原因在于个体企业时常会受到投资或资本品波动的影响。

企业家的投资决策一旦变动，往往会产生连锁放大效应。只有当国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时，他们才会增加资本存量，或进行净投资。当销售额下滑、甚至只是增速放缓时，繁荣期必将终结，衰退随之而来。另一方面，销售和收入的增长可以诱导投资需求。

这种解释有一个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名字——“加速原理”，它促使奉行凯恩斯主义的2F采取大量旨在刺激收入的措施。提高工资水平、为低收入者减税和退税，再叠加“扩张性”货币政策，这些措施旨在促进预期消费，他们认为预期消费是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这种理论虽由来已久，却同样荒谬。它基于一个古老的错误认知——将刺激者与支出者（即2F）假定为独立于经济运行之外、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的实体，臆想2F拥有并非源自国民的资源，并能将这些虚幻的资源用于实现充分就业等目标。

对此，我们必须一再重申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2F能够支配的每一分钱，都只能来自纳税人或因通胀利益受损的群体；2F的任何额外支出，必然会使公民的可支配支出相应减少同等数额。

伴随繁荣与萧条阶段的经济周期是通胀的必然结果。当联邦2F出现预算赤字时，为筹集所需资金，通常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向民众借取其储蓄，要么通过美联储操控银行体系创造新的货币和信贷。

选择借贷、消费民众储蓄，等于直接引发经济衰退——因为这些本该投入实体生产的资金被财政部吞噬。这一举措会导致利率攀升，迫使企业收缩。

因此，为避免联邦支出扩张挤压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联邦2F选择以通胀手段维系运作，采用一种令经济秩序陷入混乱饮鸩止渴的方式——赤字融资：在2F消耗更多资源与资金的同时，利率不仅未上升，反而因新货币与信贷的创造而下行。

不断走低的利率误导着企业家启动扩张和设备更新项目，诱使他们卷入一场因缺乏真实储蓄支撑而注定短命的经济繁荣。企业成本——尤其是资本品行业的成本——随之飙升，直至生产无利可图甚至亏损，经济开始滑坡：项目取消、产量缩减、成本回落。

简而言之，由利率失真引发的经济结构失调，最终以经济萧条的形式爆发，而萧条正是对信贷扩张所致损害的被动调整与修复。

凯恩斯主义者及其2F追随者大声宣称已掌握应对经济周期的诀窍。事实上，他们并未通过摒弃赤字支出和通胀来规避周期，而是以更大规模的赤字支出与货币创造“解决”经济停滞与衰退。

每届2F都在拼命扩大支出、制造通胀，以催生新一轮经济繁荣；然而时隔不久，繁荣便迅速让位于衰退，迫使2F不得不实施更激进的赤字政策、制造更多通胀。

不幸的是，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吉米·卡特的历届2F都深陷这一恶性循环——它不仅削弱了美元信用，同时以“乾坤大挪移”使个人储蓄沦为联邦2F填补财政赤字的重要资金来源。

在经济繁荣期，资本与劳动力往往被资本品行业的火热景象所吸引。随着劳动力从消费品行业向蓬勃发展的资本品市场流动，就业人数通常会增加，甚至部分失业者也可能在繁荣浪潮中寻得工作，这或许会使总体失业率暂时下降。

但经济繁荣的红利并非惠及所有劳动者——数百万工人因最低工资法、工会政策，以及失业救济金和食品券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陷入被动失业或选择主动闲散，与就业市场的繁荣浪潮无缘。

当经济繁荣的热度最终让位于衰退的寒意，资本品行业将经历痛苦的收缩，资本与劳动力被迫从原有领域释放，重新流向长期被忽视的消费品行业——它们的“起点”。

在不受干扰的劳动力市场中，这一调整本可迅速完成；但在一个受65周长的丰厚失业救济金及诸多福利制度阻碍的市场里，调整必然缓慢而迂回：失业率攀升，并将长期居高不下。

无论在一个周期的繁荣期还是衰退期，充分就业的规划者们持续注入的新货币都会推升价格——繁荣期资本品价格领涨，萧条期当资本品在收缩调整中退潮，消费品价格又接棒攀升，这种错位彻底击溃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框架。

更令人痛苦的是，失业攀升与物价齐飞的悖论，既违背经济加速原理，更将菲利普斯曲线搅作乱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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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性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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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对扩张性政策的坚持，实则是对通胀的纵容，而且这种政策并不能促进充分就业。它无法实现“把石头变成面包的奇迹”，反而会引发经济周期，并伴随高失业率时期。持续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措施，最终必然会导致货币体系的彻底崩溃以及大规模的失业。

恶性通胀会破坏维持经济生产的资本市场。那些因货币贬值而遭受巨额损失的贷款人，无法再发放新的贷款来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即使有一些贷款资金在这场冲击中得以幸存，贷款人也会对任何期限的货币合同避之唯恐不及。

企业资本，尤其是长期贷款资本变得极为稀缺，这就导致了经济的停滞和衰退。为了挽救不断缩水的财富，资本家们为了财务生存（financial survival）而学会了进行对冲；他们投资于那些预计不会受到通胀和货币贬值影响的耐用品。

他们购买房地产、艺术品、黄金、白银、珠宝、珍本图书、钱币、邮票以及古董落地钟。当然，这种资本的转向推动了那些提供人们所需对冲物品的行业发展。但同时也导致其他行业出现萎缩。

它在前一类行业中创造了就业机会，却在后一类行业中使得劳动力被释放出来。由于从事对冲业务的行业资本密集度很高，所需劳动力相对较少，而萎缩的行业则劳动密集度较高，拥有大量工人，这种调整必然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当然，工会的规定、丰厚的失业救济金以及充足的食品券也阻碍了这一调整过程。

同样，两位数的通胀促使企业家们为了财务生存而进行对冲。他们倾向于将流动资金投资于自己最为熟悉的实物商品，比如库存和资本设备。

原本用于面向市场生产的资金，变成了对耐用品的固定投资，以期能够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经济产出，尤其是面向消费者的产出往往会下降，这就导致物价上涨，失业人数也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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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吞噬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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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赤字及其引发的通胀，本质都在吞噬生产性资本。美国2F历年赤字消耗着海量本该属于企业的资本——这些资本本可创造经济商品、提供就业岗位、支付劳动薪酬。1950年代全美2F赤字仅125亿美元，1960年代小幅攀升至572.35亿美元。

到70年代前半段，赤字已达714亿美元，而仿佛遵循某种指数级膨胀定律，到本十年后半段更将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触目惊心。（译者注：2024财年，美国联邦2F的财政赤字达到1.833万亿美元。）

通胀本身就是生产性资本的强大破坏者。它掠夺了千百万节俭民众的储蓄，用于2F的消费与再分配。它削弱了资本市场，并误导企业家群体犯下代价高昂的决策错误。它使得企业家高估其收益，缴纳更多税款，消耗了他们虚假的名义利润。

在美国，2F正从两个方面对企业资本发起冲击：一方面，通过各种支出计划以及大规模的财富和收入再分配，不断推动消费水平上升；另一方面，通过税收和干预手段，严重阻碍了经济生产和资本形成。

据估计，仅环境监管一项，在20世纪70年代就给美国工业带来了约3000亿美元的清理成本。所有这些成本都是非生产性的，这意味着这些支出消耗了企业资本，却没有带来新的生产和收入。

它们永远无法建造工厂、商店、办公室以及许多其他生产设施。最重要的是，它们无法为千百万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

在一个不再能够实现资本形成和企业增长的停滞经济体中，提高劳动力成本的制度性压力，以失业率上升的形式让人感受到切肤之痛。

当由于过度消费和生产下降导致生产性资本的净存量开始减少时——也就是说，当每个工人的资本投资量开始下降，工资水平必须调整到更低水平时，就业形势甚至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我们已经处于这样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的制度压力（工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压力诉求，并认为自己在经济和道德上都有资格获得这种诉求），将导致更高的失业率。

与此同时，如果2F通过宽松的货币和信贷政策来“刺激” 疲软的经济，物价将会随着失业人数的增加而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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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性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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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可能加诸于民众身上的最愚蠢之举，莫过于实施价格管制，而这实际上是对民众的管制。当货币当局通过通胀来“刺激” 经济，从而导致物价飞涨时，推行这类政策的2F便会不顾一切地采取价格管制措施来刹车。

然而，或许没有其他任何措施，能像全面的价格管制这样迅速且有效地扰乱经济生产、削弱货币的价值了。也没有其他政策灾难，能比实施严格的价格管制更迅速地导致更多人失业。

价格管制会立刻使劳动力市场陷入瘫痪，阻碍经济生产，刺激消费，并造成物资短缺，进而催生一个更具强制性的配给、分配和优先供应体系。

显然，在一个由中央权威机构决定一切事务的地方，在千百万种价格和工资都被单一指令所取代的地方，混乱和黑暗便会降临到经济生活之中。我们那有着精妙劳动分工的出色交换体系会瓦解，让位于一种原始的指令性体系。而这种瓦解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失业。

即便不实施价格管制，失控的通胀依然会引发严重的市场紊乱与生产瘫痪，致使经济繁荣与萧条诡异共生。消费资料产业日渐萎缩，而生产资料产业——那些为商业对冲提供机器设备与原料的部门——却经历着病态繁荣。

但受制度僵化束缚的劳动力市场，根本无法适应这种剧烈波动，最终承受失业率飙升的阵痛。更致命的是，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失灵引发交换体系崩溃，实际工资普遍缩水，催生劳工抗争浪潮。

个体生产效率的滑坡推升企业成本，工会则以激进诉求与暴力罢工反击，这种恶性循环既重创企业运营，又制造更多失业。当数百万失业者在求职路上茫然徘徊之时，另有数百万人在罢工纠察线上游行，抗议吞噬其工作与生计的恶性通胀。

当货币沦为凯恩斯主义的刺激工具以及2F再分配的媒介，这是它必定走向终结时的种种征兆，是其无法逃脱的宿命。

凯恩斯主义的巨轮正在沉没。财产的损失触目惊心，但船员——2F——却安然无恙、毫发无损。而乘客们可就没那么幸运了。经验是最好的老师，但它的代价却极其高昂。它教导得很慢，而且是以犯错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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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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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美国货币思想的多元格局中，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主义在学术领域占据的地位或许可与“新经济学” 相媲美。芝加哥学派的货币思想不仅大规模地渗透进了美国学术界、美联储委员会的审议过程和决策行动中，还影响到了美国国会，以及总统的经济报告和政策。

这一引人注目的发展态势也体现在米尔顿·弗里德曼日益提升的知名度和威望上，他是芝加哥学派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我们为货币思想领域涌现的这一新趋势感到欣喜，并赞赏芝加哥学派对凯恩斯主义正统学说的有力挑战。货币主义者凭借深刻的分析、科学的精准度与极具说服力的实证证据，颠覆了“新经济学”中许多被奉为圭臬的理论，为新古典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时代，关于货币的讨论曾让位于财政微调的技术性辩论，而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让货币重新回归核心地位——他们成功重构了货币数量论的现代版本，再次强调货币政策的根本性作用。

最后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尖锐批评官方货币管理者，直指其对货币的严重管理不善正是狂热经济繁荣与灾难性衰退的根源。

尽管如此，本文作者仍质疑这种新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合理性与持久性。在我们看来，它建基于宏观经济分析的流沙之上：曲解经济周期的本质，注定无法成为经济稳定的有效政策指引；其理论内核具有天然的通胀倾向，因它将2F定位为货币供应的监护者。

这种理论的先驱是三位英国学者和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拉尔夫·乔治·霍特里与欧文·费雪。正如他们的学说在上世纪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阿尔文·汉森和阿巴·勒纳的"新经济学"取代，新新古典主义终将让位于更具国家干预主义色彩的学说。

毕竟，该理论既让2F承担经济稳定之责，又推行必然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货币政策。当政策反复失灵时，公众的挫败感终将化为要求扩大2F干预的呼声。

大约一百年前，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分析有关价格和商业活动的定量数据时，试图用精确的调查和精确的数值计算来取代猜测和毫无根据的争论。

在一篇题为《1782 年以来的价格变动与货币价值》的论文中，杰文斯研究了 1782 年至 1865 年间货币不断变化的购买力。

他在分析的结尾对黄金做出了如下评论：“在我看来，就整个世界而言，淘金本身几乎一直都是对劳动力的一种无谓损耗——这是对人类的一种伤害，就如同2F过度发行货币并使其贬值从而伤害其民众一样。”

相反，杰文斯青睐一种“价值表列本位”（tabular standard of value），而他自己在编制指数方面的研究本应推动这一标准的发展。他坚信，总有一天这个体系会得到应用，而且金币将不再是主要的交易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