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行的一份报告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提到要“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并强调价格调控思路要从“管高价”转向“管低价”。

报告还指出，尽管金融总量指标增长较快，但物价回升速度明显慢于金融总量增速。

这似乎暗示了一种担忧：金融扩张的成果未能充分体现在物价上涨上，需要通过政策引导来“激发”物价活力，实现某种理想中的“合理”价格水平。

然而，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视角来看，这种思路是值得高度警惕的，它可能建立在对价格、货币和经济过程的根本性误解之上，并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

价格：市场的信使，而非政府的操纵对象

奥地利学派对价格的理解，与主流经济学有着深刻的不同。

我们认为，价格不是由政府或央行随意设定的目标，而是千百万个体经济行为者在自愿交易中自发涌现的信息信号。

价格反映的是人们对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主观评价以及它们的相对稀缺性。

想象一下一个巨大的、去中心化的计算系统，这就是市场。

在这个系统中，价格就是数据包，它们不断地传递着关于需求、供给、成本、技术、偏好等海量、分散的、难以被任何中央计划者完全掌握的信息。

高价格通常意味着需求旺盛或供给不足，引导生产者增加供给，消费者节约使用；低价格则可能表明需求疲软或供给充裕，促使生产者减少供给，消费者增加购买。

通过价格的波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不断地协调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因此，“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的提法，首先就混淆了目的与手段。

价格是经济运行的结果，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指示器。试图通过政策去“促进”某个特定的价格水平，就像试图通过改变温度计上的数字来改变气温一样，是徒劳且有害的。

它忽视了价格作为信息信号的功能，将其错误地视为可以被政府随意塑造的政策工具。

通货膨胀的本质：货币现象

报告中提到金融总量增长较快而物价回升慢，这似乎让政策制定者感到困惑，认为需要刺激物价。

但奥地利学派对通货膨胀有着明确的界定：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供应量相对于商品和服务供应量的增加。

当央行通过各种手段（如降低利率、量化宽松等）增加货币供应时，这些新增的货币会逐步渗透到经济体系中。

这个过程不是瞬间完成的，也不是均匀分布的。新增货币最先流入的部门或个人，会发现自己的购买力增加了，他们会用这些钱购买更多的商品或资产，从而推高这些特定商品或资产的价格。

然后，这些钱流向其他部门，依次推高更多的价格。这是一个动态的、有时滞的过程。

有时，新增货币可能大量流入资产市场（如股市或房地产），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而消费品价格暂时没有明显上涨。

有时，人们可能因为对未来感到不确定而选择持有现金，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尽管货币总量增加了，但对物价的直接冲击也可能延迟。

报告中提到的“金融总量指标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这恰恰是奥地利学派最关注的潜在风险源。

如果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信贷扩张驱动的，那么它就构成了货币供应的实质性增加。

物价“回升速度明显低于金融总量增速”，并不意味着通胀压力不存在，而可能仅仅是通胀效应尚未完全显现，或者被其他因素（如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全球竞争、或者仅仅是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所暂时掩盖。

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应该“促进物价回升”，反而应该警惕过度金融扩张可能带来的潜在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风险。

试图通过进一步的政策刺激来强行推高物价，无异于饮鸩止渴，只会加剧货币超发带来的扭曲。

“管低价”的危险：扭曲与失调

报告提出将价格调控思路从“管高价”转向“管低价”。

虽然“管高价”（即价格上限）在历史上已被证明会导致短缺和黑市，但“管低价”（可能意味着价格下限或通过补贴等方式支撑价格）同样具有破坏性。

当政府试图阻止价格下跌时，它实际上是在阻止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整。价格下跌可能是由于供给过剩、需求不足、效率提升或者过去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

这些价格信号是市场在告诉生产者：“你们生产的太多了，或者消费者不想要这些东西了，需要调整生产方向或降低成本。”

如果政府强行支撑价格，就会阻碍这些必要的调整，导致资源继续被锁定在不经济的生产领域，形成浪费和效率低下。

“管低价”的政策往往需要政府补贴或购买过剩产品，这不仅加重财政负担，而且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保护了落后产能，抑制了创新。

它阻止了“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而奥地利学派认为，创造性破坏是市场经济活力和进步的重要源泉。通过竞争，低效率的企业被淘汰，资源流向更有效率的生产者，整个经济才能向前发展。阻止价格下跌就是阻止这种优胜劣汰的机制发挥作用。

政策协调的迷思：知识问题与计算问题

报告中提到要通过协调财政、货币、产业、就业、社会保障等各项政策来促进经济供需平衡和物价回升。这种全面的、多部门协调的干预主义思路，是奥地利学派最强烈批判的对象之一。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者强调“知识问题”。经济运行所需要的知识是分散的、隐性的、情境性的，它存在于千百万个个体的大脑中，体现在他们的技能、经验、偏好和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中。

中央计划者无论多么聪明，都无法收集和处理如此庞大的信息。他们制定的政策，必然是基于对复杂现实的高度简化和抽象，无法捕捉到市场的细微变化和个体需求的多样性。

此外，没有真实的市场价格信号，计划者也面临着“计算问题”。在自由市场中，企业通过比较投入品的成本（价格）和产出品的价值（价格）来进行经济核算，判断生产活动是否盈利，是否有效率。

一旦价格被人为扭曲（无论是“管高”还是“管低”，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其他形式的干预），这种经济计算就变得不可能或不可靠。

计划者无法真正知道哪些生产活动是有效率的，哪些是浪费的。

将财政、货币、产业等多种政策工具捆绑在一起进行所谓的“协调”，听起来很美好，但在实践中往往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过度渗透和控制。

这不仅容易产生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和意外后果，而且剥夺了市场主体根据真实价格信号自主决策的空间，最终导致资源的错配和效率的损失。

政府试图扮演全能的协调者和规划者，结果往往是制造更多的混乱和扭曲。

“无序竞争”与自由市场

报告最后提出要从防范“断裂堵点”转向防范“无序竞争”。防范“断裂堵点”如果是指破除阻碍商品、资本、信息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那是符合奥地利学派促进自由市场的理念的。但“防范无序竞争”则是一个模糊且危险的提法。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竞争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充满“无序”和不确定性的过程。

新的企业不断涌现，旧的企业可能衰落；新的技术颠覆传统产业；成功的企业可能获得暂时的垄断地位，但很快又面临新的挑战者。

这种看似“无序”的过程，恰恰是市场活力和创新力的源泉。竞争迫使企业不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改进产品、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

对“无序竞争”的担忧，往往成为政府干预市场、限制竞争、保护既得利益的借口。

它可以导致行业准入壁垒的设立、对特定企业的补贴、对创新模式的打压等等。这种对竞争的限制，最终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扼杀经济的活力。

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的不是被政府精心规划和“有序”管理的竞争，而是充分自由、公平进入、规则透明的市场环境，让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能够蓬勃发展。

结论：回到市场的基本原则

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视角看，央行报告中流露出的某些政策思路，反映了一种过度依赖政府干预、试图通过操纵价格和协调政策来引导经济的计划主义倾向。

这种倾向忽视了价格作为信息信号的关键作用，混淆了通货膨胀的货币本质，低估了“管低价”和政策协调可能带来的扭曲和风险。

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其活力源于个体的主动性、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价格机制的有效运作。

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有限的，专注于维护法治、保护产权、提供稳定的货币（最好是商品货币或严格规则下的法定货币），以及在极少数情况下处理真正的外部性问题。

试图“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与其说是应对经济挑战的良策，不如说是对市场自发秩序缺乏信心的体现。

在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真正需要做的，不是用更多的政策干预去叠加和纠正过去的扭曲，而是深刻反思过度干预的后果，坚定不移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

让价格自由反映真实的供需关系，让企业家在风险自负的前提下自由决策，让竞争机制发挥其优胜劣汰的作用，这才是实现可持续、繁荣经济的根本之道。

任何试图绕开或替代市场基本规律的政策，最终都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