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段时间，讲的话题都比较无聊，现在过年了，趁着人少，咱唠一个刺激一些的话题——太平天国。这也是一个大话题，估计能水上好一段时间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史学界有所谓的“五朵金花”，也就是五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古史断代、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的形成，再就是农民起义。

在这其中，农民起义应该算是最大的一朵金花，毕竟它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是普通老百姓对强权的反抗，这是很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的，当然现在那就两说了。再加上太平天国过去的时间也不长，所以史学界的研究那是相当到位，咱们中学上历史课，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章节，我到现在还能背下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最后还有一个翼王石达开。虽然说很熟悉了，但这种熟悉，我想只是一个大致的印象，这其中精彩的细节，咱们就是不甚了了了，而且这个大致印象还会有不少偏见，值得进一步讨论一下，不废话了，首先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背景。

为什么会发生太平天国运动？按照思维定式，太平天国就是一次古老的、传统的、旧式的农民起义，咱们中国的说法叫“治乱交替”，任何古代王朝都摆脱不了这种宿命，太平天国运动发生时，大清朝已经生存了两百多年，差不多也该乱一乱了。为什么会出现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这就是马尔萨斯那一套理论了，好日子过得长了，人口激增导致土地紧张，再加上土地兼并，很多农民吃不上饭了就变成了流民，最后快要饿死了，哥们我反了得了。可以说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差不多都遵循这样一个逻辑：人口激增-土地兼并—农民流离—饥民遍地—领袖揭竿—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影从。

回看历史，当时的历史背景还确实挺符合，清朝初期，人口不到两亿，现在的研究是1亿4000万到1亿9000万之间，而过了两百年，人口干到四个亿，翻了一倍能不反么？但我们要细想一下，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四亿人口真就承受不住么？其实未必。首先，清朝的版图是非常大的，新开垦的土地也是有的，而且量也不算小。更关键的是，随着新作物的引进，粮食的总产量大幅增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玉米和地瓜，种土豆的也有不少。在三巨头来到中国之前，我们的主要农作物就是两个，南方种水稻，水稻的产量高，但是比较矫情，对土地的要求比较苛刻，不平不行，水少了也不行。北方就是种小米，也就是所谓的“粟”，咱们这边也叫“二米饭”。这哥们不矫情，但是产量却不高。可是三巨头来了之后，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什么地方都能种，而且都能高产，粮食总产量嗷一下就上去。

所以事实上，当时的大清朝并没有出现土地养活不了人的情况。既然能吃饱，为什么还要造反？难道是吃饱了撑得慌？某种程度上讲，确实有点撑得慌。人口增加、粮食产量增加，这两个因素作用在一起，就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工商业的发展。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不选择种地了，而是参与到全新的行业之中，一开始可能还是兼职，趁着农闲的时候出来打打工，到后来就发展成全职了，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按道理讲，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那你管理社会的思路和手段也要相应地跟上潮流，但是朝廷对这一切却是熟视无睹。你别看清朝统治者是满族，事实上，清朝这个王朝相当的保守和内向，它要比那些汉族王朝更加崇本抑末、重农抑商。朝廷还是老想法，如果农民不种地脱离土地了，那就是流民是莠民，也就是不良的老百姓。

我们知道，市场发展的基础是要有规则、有裁判，出了矛盾我好有地方说理去。既然朝廷不想干，你说还能怎么办？为了保护护自己的利益，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卫。于是当时就出现了很多自卫的团体，主体就是脱离土地的农民，这些团体的形式有的是帮会，有的是教会，有的是同乡会，其实不管是什么会，他们都没有和朝廷对着干的意思，而且也都不是秘密组织，人家根本不想闷声发大财，然后搞一个大新闻，无非就是报团取暖。

但清政府却认为这些组织非常危险，怎么能让老百姓自由组织呢？你让我这个领导还怎么管理？它根本不去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团体，还是一味地排斥和打压。那妥了，社会矛盾逐渐激化，整个社会的反叛性在增强，那朝廷能惯你毛病么，你越是反叛，我越是压制，可你越是压制，那些所谓的反叛团体就表现得越来越极端。甚至到后来，很多团体都被扣上了“反清复明”的大帽子，但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理想，完全是欲加之罪。

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之前的社会问题，再就是政治问题，主要表现就是统治机器的锈蚀。这也是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通病，每个王朝都是如此，发展到一定程度，制度就会开始松懈，进而失效，该遵守的规则没有落实，该处理的政务也没有人干。逐渐地，潜规则开始当家，再然后，潜规则也不好使了，它又被无规则所取代。这就很要命了，如果有正式的规则，那当然是好的，大家可以按照规则办事，没有正式的规则，要是有比较固定的潜规则，只要大家习惯了，其实也可以维持正常的社会运转。可要是潜规则也没有了，那所有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这个时候可就要乱套了。

比如说雍正老儿建立的秘密建储制度，立长还是立贤的问题，再也不用扯淡了，我也不立太子，把下一任皇帝的人选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放到“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等老皇帝一死，看看小纸条是怎么写的，咱就怎么办。后世学界对这个制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皇位继承问题。这不是胡扯么？所谓秘密建储，关键是能保得住秘密，事实上，它也就秘密了四代就废了，后来，不管是谁只要权力够大，随便收买一个太监，趁着打扫卫生的时候就能爬上去看看。归根结底，制度要靠人来执行，缺乏相应的制衡措施，任何制度都会流于无效。社会有矛盾、政治有问题，那你说那些当官的都是睁眼瞎么？都是吃干饭的？他们既然食君之禄，为什么不忠君之事、替皇帝老儿分忧解难？请看下集。

太平天国（二）：自我修复能力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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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讲到，清朝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可那些当官的各个人精，他们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没有意识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清亡了，他们也得完么？当然是意识到了。回顾历史，我国古代专制王朝有着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所以很多朝代都会出现所谓的“中兴”，而这背后的推动力量，就是知识分子跳出传统的文化创造力。可是咱们大清朝的知识分子，那文化创造力，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史，不能说是水平最低，至少也是水平最低的之一。原因就在于，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后，他们面对的最大敌人就是汉族士大夫，这群人思想太活跃，肯定是不利于满人统治，所以对汉族士大夫，满清统治者就采取了极为高压的压制政策，不让他们发挥自主性。

先是给你搞文字狱，搞完文字狱，基本上全都老实了。这还不算完，皇帝还跟你讲，什么修齐治平、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都不是你们要操心的，和你们没有关系，这都是我皇帝老子的事情，你们的工作就是服侍好老子。最最关键的是，皇帝自封为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阐释者，解释经典的是我皇帝自己。所以清朝那些比较牛的皇帝，都会搞一套自己的对经典的解释集，然后大臣就拍马屁，说皇上编得真好，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拨开了迷雾，规划了路线。实际上狗屁不通。那你说皇帝把这些事情都给做完了，士大夫和臣子们多余的精力往哪使？他们也没有闲着，除了舔皇帝，余下的精力都用在考据学上了，还出现了所谓的“乾嘉学派”。咱们有一说一，清代考据学的水平确实相当高，史学、文字学、音韵学都得到了空前发展，某些领域甚至不亚于同时期的欧洲。

但问题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不是什么考据，而是在于对经典的阐释，是在经典的基础上，发挥创造力，创造出新的思想体系。明不明白？我再给你说一遍：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对经典的解释，在经典的基础上发挥创造力，创造出新的思想体系。你品，你细品啊。我们常说儒家思想禁锢了古代知识分子，这确实有一定道理，但也很片面，真实情况是，高举儒家思想的大旗不动摇，可具体怎么解释那就大有学问了。甚至说我都不用去解释，不管我有什么新想法，都可以从孔孟之道里找到依据，保持政治正确和思想正确。

正是因为知识分子有着解释经典的自主权，所以我国古代也在不断地构建新的思想体系，比如说两汉的经学、宋代的理学、明朝的心学，这些思想体系都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作出了根本性的指导。但是清朝的士大夫没有解释经典的权利，他们的文化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被禁锢了，消磨在琐碎的考据之中，如此一来，传统文化自我修补的机制也不灵了。

不止是没有创造力，知识分子的知识面也非常窄，造成这种局面的始作俑者就是科举制。清朝是科举制发展的最高峰，高峰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所谓的科举考试，就是从四书五经里摘一句话作为考题，然后你就写命题作文就行了。要说中国人还是挺单纯的，从隋朝建立科举制开始，读书人的套路就是，熟读四书五经，等到考试的时候，自由发挥的程度的还是挺高的。而到了清朝，中国人终于学会了题海战术，当时就有商人搞了老大老大的一本书，四书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单独拿出来，然后给你一篇范文，也就是说，你只要把这本书给背下来了，考试的时候就可以拿来就用。你想想，所有人都把功夫用在这上面了，还哪有心思关心现实问题。而且名义上，考试的题目源自四书五经，但事实上五经基本轮不到，就是围着四书打转，四书当然是传统经典的核心，但毕竟范围太窄，《论语》、《大学》、《中庸》都是非常薄的，能有多少东西？

古代知识分子，讲究“经史子集”都要涉猎，但对于清朝的知识分子来讲，他们也就了解“经”的一小部分，这就导致清朝士大夫的知识面非常狭窄，更不具备现实社会的治理能力，哪怕考上了进士当了官，很多人也就是当个吉祥物，具体的政务——怎么去断案、怎么写判词、怎么调解纠纷、怎么去收税，所有这些问题，都要靠自己的幕僚团队。什么事情都要靠别人，那他们自己也就不想、当然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搞新的制度设计或是其他的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大家都发现帝国的统治机器不太好使了，看到社会问题重重、弊象丛生了，但都心照不宣地各干各的。

除了在文化上压制，在权力上，满清统治者也在压制汉族士大夫，比如说六部的长官，满人汉人各一个，满人掌权，汉人办事，虽然具体的事是汉人办的，但大方向是满人定的，汉人的发挥空间不大。而这种体制本来就不公平，满人才有多少，汉人又有多少，那是不知道多到哪里去了。至于地方上的总督和巡抚，一般来讲也不用汉人，还有科举也是满人优先录取。当然在今天，所谓的满族汉族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但我们要考虑到历史的局限，就当时来看，相比于汉人，满人的知识水平确实有待提高，需要学习一个。除了以上这些之外，朝廷管理汉族官僚也是相当严格，比如说不能嫖娼，特别是京官，嫖娼更是大罪过。

这个规定应该是好的吧？但你凡事不能管得太死，哪怕今天，学外语也很常见，学完之后，打点好了，问题也不大。可是清朝的汉族士大夫相当压抑，于是他们就养成了找戏子的习惯，这些戏子其实也是男人，就是长得非常漂亮，比如说时代少年团，当时人称“相公堂子”，他们虽然是男儿身，货真价实带把儿的，但你只要忽略那个把儿，他们完全可以成为妓女的替身，上哪不能找一个窟窿眼儿。你就说吧，天天研究这些东西他能有好？清朝还有一个规定，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向皇帝递折子，你要是级别不够，还想发表意见，其实也可以递折子，但要经过都察院的中转，那这里可就是人多口杂了，所以为了避免被挑出毛病，大部分官员有了想法也不表达。而在日常生活中，士大夫也很少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如果被查出来，这是相当危险的，这叫妄议。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国家治理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士大夫也不会去想如何解决问题，只会视而不见，假装看不到。

其实咱客观地讲，相比于大明朝，大清朝还是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它的赋税很低，摊派也很少，也不像明朝那样要养活一大堆藩王，清朝的边境也很太平，不像是明朝先是面对蒙古，后来又有了满洲，所以大明朝的粮饷和赋税，自始至终都没个章法，搞得老百姓的负担无比沉重。还有一点，虽然清朝统治者很保守、很内向，但侧面也反映出他们很讲规矩，所以清朝基本上没有出现昏君。所以在清朝灭亡之后，还有不少遗老遗少怀念清朝，说大清统治两百多年，那是江山稳固、泽被百姓、民康物阜。

但即便如此，到了清朝统治后期，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而且问题还很严重。原因正在于统治者对士大夫创造力和权力的压制，这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清朝的制度修复和制度更新的能力非常弱。明朝后期至少还有一个张居正，但清朝，至少是洋务运动以前，整个国家上上下下没有任何创新的意思。比如说漕运问题，当时所有人都知道，从南方向北方运输粮食，要是改用海运，是既方便又便宜，我国地势本就是北高南低，你天天走运河费不费劲？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大清朝也是一直不改，这个王朝的制度修补能力实在是太弱了。小事儿都没有改的意思，大事儿更不用提了，面对经济社会新的发展，清政府还是墨守成规，坚决不变。等到太平天国已经闹大了，国库里实在是没有钱了，这个时候，清政府才想到征收厘金，也就是所谓的商业税，当然征税的同时，也开始介入市场管理。由此可见，非要等到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清政府才会寻求最细小的制度变革。

朝廷没有变的意思，那结果就是民心思变，我想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而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崛起，两军主体都是汉人，到此为止，一部分汉族士大夫终于冲破了朝廷的阻力，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也确实挽救了清朝。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太平天国，士大夫们还会是一副明哲保身的态度，任由整个国家不断的锈蚀，再锈下去，估计汉族士大夫也就不想着保全大清朝了，而是会站到朝廷的对立面，也许清朝的覆灭还要早上几十年。

除了以上提到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当时的中国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地域问题，或是因为自然灾害，或是因为政策性的驱使，我国古代产生过好几次移民浪潮，移民总有先来后到，于是矛盾就出现了，我觉得在我国古代，在乡村内部，地域矛盾一直是大于阶级矛盾的，太平天国的发生，其实就和地域矛盾有很大的关系。以上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之前，中国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在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宗教进入中国，受此影响，广东一位名叫洪秀全的人创立了拜上帝教，并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叛势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再度上演，请看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