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2 月，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两岸三地 —— 大 S（徐熙媛）在日本旅游期间不幸离世，年仅 48 岁。曾经活跃在荧幕前，以独特魅力和坚韧性格备受瞩目的她，突然离去，让无数粉丝陷入悲痛，也引发大众对整个事件的高度关注与深刻反思。

我个人刚好经历过与大S一样的病症，也是流感转为肺炎，经历了六天的住院治疗。

那就这一事件，我结合我个人的经验来讨论一下大S之死。

事件回顾

我们先来回顾事件过程。

1 月 29 日，大 S 携家人开启日本春节旅行。从导游透露的信息可知，大 S 在出发前就已身体不适，出现咳嗽、哮喘症状 ，但或许是因为近期一次公开露面时状态尚好，让她和家人都放松了警惕。

抵达日本当天，东京气温较低，一行人前往富士山地区，寒冷的气候可能加重了她的病情。

1 月 30 日，大 S 畏寒、咳嗽症状加剧，她以为只是普通感冒，并未太过在意。

然而，1 月 31 日，病情急剧恶化，家人首次叫救护车将她送往富士山某诊所，被诊断为病毒性感冒，医生开具退烧药，并建议观察，家属选择听从医生建议，当晚大 S 还按计划参与了怀石料理，全程裹着毛毯，身体状况已然不佳。

2 月 1 日，大 S 在酒店浴室昏厥，再次被急救送医，这次确诊为肺炎并发症，院方建议转至大型医院，可令人费解的是，家属却选择返回酒店。

当晚，小 S 和 S 妈在酒店开心热舞并发布在社交平台，与大 S 危急的病情形成鲜明对比。

2 月 2 日凌晨，大 S 突发高烧、意识模糊，第三次被送医抢救，可惜最终还是没能挽回生命。

2 月 3 日，东京时间凌晨 5 时许，大 S 因多器官衰竭去世，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标注 “感染性休克”，家属声明死因是甲流引发肺炎并发症 。

我也回顾一下我个人就医经历。

我在1月27日早起时，发现喉咙痛，但当天预约了体检，并在当日上午去做了肺部CT，B超，核磁共振三项较大型检查。

由于我有一项小检查忘记做了，导致我的体检报告在大年初三才出来，在微信里看到我的CT时，显示在27号早上，我已经肺部感染。

但我并不知道，我认为是小问题，小感冒。

到了28号，我病情开始加重，开始咳嗽并同时流鼻涕。除夕晚上发现发烧了，于是吃了片布洛芬，并连续泡了两天的热水澡。

泡热水澡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但我还以为是受了风凉。

初一这一天症状更加严重，我除了去父母家，哪都没去，全天在家休息，到了晚上，我老婆认为我越来越严重了，我就用一块智能手表测了一个血氧，结果是88，这一下，吓我一跳。

因为我有一个基本常识，这是三年疫情期间教我的，那就是血氧饱和度要是低于90，那就是重大风险。

我离医院只有三分钟走路路程，当晚十二点，马上到了县城人民医院急诊就诊。

医生开了CT，CT显示肺部感染，但不是很严重，测了血氧，诊断为肺炎，并要求我住院，理由是血氧饱和度这么低，风险太大。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持续性的输氧，打吊瓶，一直住院到昨天上午。

昨天上午我出院时，血氧饱和度为94左右，各类症状大大减轻了，但肺部还有阴影，医生认为可以出院，炎症的吸收有过程。

通过事后的甲流检查，血液检查，医生出院时告诉我，我就是流感，因为血液中检出流感抗体，也即流感导致的肺炎。

当然，我的病情，显然比大S要轻，也比她要幸运一些。

回顾这个过程，是试图来找出一些我们大家可以防范的点。

医疗不是普通的消费

很多产品或服务，我们可以很不专业，甚至不需要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因为要么他不重要，要么他的产品品质有高度的稳定性。

但医疗是非常特殊的消费。

每一个人的医疗结果，是千差万别的，他不仅与个人的独特的体质有关，还与碰到的医生、各地的医疗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患者自己对待疾病的态度，与结果有很大的关系。

接诊我的急诊医生，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医生。

她在开CT时，是有顾虑的，因为她先向我解释了，为什么要开CT，因为他怀疑是肺炎，其实我自己就是因为血氧饱和度低才急诊，我自己也怀疑是肺炎。

她要求我住院时，也耐心和我解释，理由是什么？就是血氧饱和度太低，她说，一般的肺炎，血氧饱和度没有这么低的。

这时，她的顾虑是，我是否会认为她这么做是在“过度医疗”，所以她需要向我解释。

我去的就是一个县城里的普通医院，二甲医院。

但大S就没有碰到好的医生。

在整个就医过程中，大 S 首次被送往的是富士山某诊所，被诊断为病毒性感冒时，诊所仅开具退烧药并建议观察，没有进一步深入检查，也未考虑到流感可能引发的严重并发症，这说明，在流感明明已在日本大量流行时，而诊所医生却没有足够的警惕性。

同时，大S这种巨富，居然去诊所看病，而不去日本最好的私人医院看病，也是我不能理解的，这个责任大S及其家人要负很大的责任。

大S或许认为，家人在外游玩，自己可能不严重，如果为了自己，让家人的旅游泡汤，她或许认为自己给难得的家庭旅游带来了麻烦。

在大 S 二次送医确诊肺炎并发症后，医院建议转至大型医院，但是诡异的是，没有去。之后，甚至小 S 和 S 妈在酒店开心热舞并发布在社交平台。可见，他们全家没有任何警惕性。

而当时大S是已经昏厥了，这很有可能是因为缺氧引发的。

我认为从当事医院及其家人的操作都有严重的问题，当事医院可以建议转诊，但在转诊前，给予积极治疗，比如输氧这是必然要做的事，怎么能让这么危重的病人回家呢？

其家人更是荒唐，要求转诊了，还不立马送去日本最好的医院吗？这还是巨富家庭对待生命的方式？

从他们依然在狂欢说明，这个家庭缺乏基本的医学常识，甚至没有优秀的医生朋友，否则打个电话，也不至于这么处理啊。

但是，日本的医院与诊所，很少有晚上开门的，大部分知名医院，严格遵守分级诊疗制度，都是需要预约的，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

如果是节假日，就更难以就诊了，而2月1日、2月2日，正好是周末。

这或许是大S没有及时就医的一个原因，但我想，如果巨富家庭，愿意找可以治疗的医院，没有什么找不到的。

家人的不重视或本人就不够重视，可能才是主因。

不知道大S在日本医疗诊断时，有没有CT检测，如果以其第二天就去世的情况，以一般病毒性肺炎的情况，这时，大S应该已经是大白肺了——肺部感染很严重了。

医疗消费不能指望你什么情况医院都能救你回来，自己对医疗的认知，以及对当地医疗体制的认知很重要。

大 S 家人在整个事件中暴露出明显的医学专业知识匮乏。大 S 出发前就有咳嗽、哮喘症状，家人却未足够重视，以为只是小毛病。在首次送医被诊断为病毒性感冒后，家属仅遵循医生 “建议观察” 的意见，没有进一步寻求更全面的检查与诊断。当 2 月 1 日确诊肺炎并发症，院方建议转大医院时，家属依旧选择回酒店，这一决定或许是因为对病情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缺乏医学常识，使得他们在面对大 S 的病情时，无法做出更科学合理的判断和决策，一步步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

说实话，我认为中国的医院，哪怕是一个县城的医院做得比日本医院好。

我在急诊后，医院开出CT单，仅十分钟就拿到了CT结果，半小时内就吸上了氧气，挂上了点滴。

医生也提示了风险，说明了有可能严重的可能性。

只要你不对医生抱以偏见，那么听医生的，总是没有大错的。

流感的名字与过度医疗

一直以来，我们习惯用 “流感” 来称呼这种疾病，但实际上，它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医学专业术语为 “流行性感冒” 。

“流感” 这个通俗的称呼，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众对它的警惕性。

很多人就像大 S 起初一样，以为只是普通感冒，休息一下、吃点药就能好。流行性感冒具有高度传染性和传播迅速的特点，更严重的是它可能引发多种致命并发症，如病毒性肺炎、病毒性心肌炎、流感相关性脑炎等 。

如果我们能更多地使用专业术语，加强对流行性感冒知识的科普宣传，让大众清楚认识到它与普通感冒的区别和危害，就能提升大家的警惕性，在出现症状时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我都建议不要用流感这个词了，虽然概率低，但由于太多人忽略他的风险性，就会导致很多人因为忽视，错过了最佳冶疗时机。

特别是在流感季，医生和媒体都有必要告诉普通人，这种病有一定的概率是要命的，是要谨慎对待的。

不少人经常批评医疗过度，也导致了不少的问题。

医疗是否过度，由三种情况构成。

第一种，是患者本身的风险偏好

有人曾经在群里吐槽，说他去一家三甲医院治个感冒花了一千多。但这是三甲医院造成的吗？当然不是，是他本人的风险偏好带来的。

如果他认为真的只是个感冒，连医院都不必去的，你还去三甲做什么？

当你去到三甲医院看感冒时，就是在告诉医生，我怀疑有其他的问题，请你详细检查，以防风险。

社区医生，倒是可以听诊一下，没有听到肺炎症状，就开两片药，就几块钱就解决了，但你不去，因为你害怕风险。

对于大S这样的富人，风险偏好肯定更低，不会拒绝什么过度医疗，她死于医疗手段的匮乏。

但这种风险偏好，没有在这件事中体现出来。

家人的常识缺乏及医院的手段不足，可能都是问题。

第二种，是医生的专业判断

医生如果认为有风险，那么就会开出他认为有必要的检查和处理方式。

这种必要的检查和处理方式往往不容易被患者所理解，或被一些收入更低的消费者所讨厌，因为他的预期当中，不需要做这么多检查。

我在急诊期间，邻床就一位老人，腹痛难忍，做一个X片，没有查到病因，医生要求开CT检查，他死活不同意。

他的原话是，就一个肚子痛，还要做这么贵的检查？

最后，这位老人的一位亲戚过来才说服他去做CT，最后检查后，推去做手术去了，由于没听清不知道是什么病，但很严重。

第三种，就是医生为了各种原因，增加各种检查

有多种原因导致了检查较多，比如，为了防患医疗事故，医患纠纷，减少误诊率，医生出于自保，会尽可能地全面排查，以防止风险；

医院的利益机制中有设计提成机制，也会推动医生多开各种检查。

但有一个更长远的利益机制在约束医院与医生的行为，那就是商誉机制，如果一个医院、一个医生长久以来不以消费者为中心，只考虑如何多让消费者出钱，不要很久，这个医生或这家医院的名声就是臭了。

甚至本院的医生和护士都会在私下骂这个医生或骂自己所在的医院。

其结果是，这家医院病人逐步减少，人们只要有选择，就不会去这家医院看病，因此，过度医疗，在消费者有选择的情况下，是难以大面积长期存在的。

人们对于过度医疗的担心，甚至引进分级诊疗，这有可能会导致大S这样的事情反复出现，有什么情况先去社区吧，先从最差的医院看起，一步一步往上转诊，象这种急性肺炎，能经得起这种折腾吗？

结语

医疗好不好，先取决于一个关键指标，那就是供给是否充分。

24小时，是不是能找到医生，做到检查，输到氧，住进院。没有充分的供给是做不到的。

那么，供给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越来越多的？

计划经济的方式能做到吗？有这种可能做到，因为他可以牺牲一切，全国大部分资源用于医疗，比如古巴，民众吃不饱饭，基本生活物资缺少，但当地的医生成为了出口创汇的资源，天天派出去外国为政府赚钱。

最好的供给方式，当然是市场化的生产模式，消费者通过价格信号告诉经营者，我们缺什么，请你马上生产。

我们现在有充足的衣服供应，不再过年才买新衣。

我们现在有充足的餐饮供应，想吃什么大餐，市场上都有。

我们现在有着充足的电器供应，你要哪种档次的电视机，从二百一台到两万一台，都有。

市场化的供给方式，才能丰俭由人，谁的消费都有企业来满足你。

现在我能这么快地用到当地的医疗资源，就是由于过去这三十多年来，中国公立医院以利润为中心，他们才投资了足够多的设备，才二十四小时服务，每一个医生在乎自己的名声，供给才足够充分。

若是走回计划经济的老路，七十年代求人、找关系看病的历史，又要回来了。

大S之死：分级诊疗，全球灾难

大S之死，除了其粉丝外，引发更多的讨论是一个地区的医疗制度问题。

固然，大S之死，与其自己及家人轻忽有极大的关系，但日本的分级诊疗制度，也成为了人们热议的重点。

分级诊疗，是这个世界上几乎最为常见的医疗制度，他广泛实施了欧美发达国家，甚至一度被我国的医疗管理研究人员认为是发达国家的标志。

在中国长达数十年间，有一大群社会制度研究学者，有一种迷思，他们基本上认定，但凡是发达国家实施过的制度，就一定是某一种好的制度。

今天中国的各种社会管理制度，基本上都是从欧美国家抄来的，在医疗领域，什么DRG,集采、分级诊疗，医药分离、医生规培、医保制度，全部来源于发达国家。

但是，对于上述医疗制度的成因，却很少有专家去仔细分析，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实施过的，就一定是好制度，否则他们为什么发达呢？中国养了一大群这样的体制内的专家，他们写过最多的文章、论文，都是在讨论欧美国家的这些制度细节，但从来没有真正地思考过，这些制度形成的原因。

简单来说，包括分级诊疗在内的这些医疗管制制度，都是医保这种医疗计划经济的产物，说白一点，就是在医疗公有化的情况下，发明出的各种各样的制度，试图缓解公地悲剧的后果。

日本1961年实行全民医保，一开始是免费，后来日本财政兜不住这么沉重的负担，改由患者自费承担10-30%，到了1991年，日本政府还会考核医生的控费水平，降低药品价格等等，来降低这块的赤字。

在日本执行一些DRG\集采等医疗制度后，日本医院收入下滑，医护压力增大，许多医生辞职，成立了遍布日本街头巷尾的诊所。

这时，为了进一步控制医保的支出，于是日本出现了分级诊疗制度。

日本人看病基本上要走以下流程。

一次医疗圈：诊所 二次医疗圈：能住院的普通医院。 三次医疗圈：提供高精尖服务，除转诊外基本没有门诊业务

类似的制度，你可以在欧美各国见到，也可以在中国香港见到。但凡是实施过这类制度的，必然是医疗全盘公有制的配套模式。

我只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就明白了。

吃饭是比治疗更为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吃饭不需要吃饭呢？先上大排档，大排档老板认为你需要吃个大餐，然后给上一级餐饮写推荐信，于是你可以进个馆子吃几个大菜，如果你还不满足，向馆子的老板打个申请，要求去吃海鲜酒楼，一万消费打底，老板认为你应该吃，于是你才可以吃到海鲜。

这不是很荒唐吗？

医疗也是一样的情况，如果是市场化的医疗，那么有富人医院，有平价医院，甚至有中产医院，和餐饮一样，根据自己的消费水平去就行了。

可惜，各国民众都有一个巨大的迷思，他们认为就是医疗就是不一样，医疗就是足够特殊 ，理由是，生命面前，应该人人平等。

富人吃一万一顿的海鲜大餐，我可以接受，但病了，我和富人们享受的医疗消费不一样，这我受不了，必须得拉平，于是医疗消费均等化就此拉开了序幕。

那要怎么实现医疗消费均等化呢？简单来说，就是全民都交一样多的钱，然后把钱集中起来，然后按需分配，只要你有需要，不管你是穷是富，人人享用一样的医疗服务。

这就是全球普遍采取的不管是全免费医疗，还是公办医保模式的核心理念，那就是追求人人在医疗前面保持平等。

由于医疗由政府先集资后出资，那么政府这个资金管理方，就需要达成一个目标，那就是收支要平衡。

我一共就收了一百个亿，但是人们想消费价值二百亿的医疗服务，那要怎么办？财政补贴三十亿，同时，想办法控制人们的消费，减少另七十亿的消费量。

只有这么做，我才能维系这套系统，让他能玩得下去。

分级诊疗，就是这种控制人们进行医疗消费的手段。

先由一个普通诊所或家庭医生对病人的需求进行判断，你有没有必要抽血，有没有必要做CT，那得由这个第一级的诊疗医生进行判断。

这时，这位医生并不是一名真正的医生，他实际上是国家医保体系当中的排头哨兵，他起着控制民众进行医疗消费的最重要的功能。

如果这个哨兵不发挥作用，那所有有病的人，都会倾向于更多的使用公办医疗的更多资源。

这就是典型的公地悲剧。

一块草地，用于牧羊，由于他是公有的，所有牧民都不会考虑他的长远价值，都会先赶上自己的羊饱餐一顿再说，最终导致这块草地的价值消失殆尽，甚至变成沙漠。

人民公社，吃所有人的粮食，那不管来年的生产，甚至下半年的消费，先吃顿好的再说，因为公家的，你不吃，别人也会吃，这时，你少吃反而一定是吃亏的那一个。

你想，没有哨兵怎么可以？日本老龄化人口占比还这么高，这么长寿，老人有个头疼脑热都要求住院，那哪来的病床？

在公有资源面前，必须设立哨兵制，这就是分级诊疗体系的真正功能。

那么，如何管理这个哨兵呢？

在英国，家庭医生的收入来源于人头费，比如让你管二千人的就医审核，那么就按这个人头数发给你钱。

同时，如果你随便把没有达到所谓标准的病人送到了上级医院，那么，扣除绩效甚至把你开除出体系，都是正常的。

这时，这个家庭医生，就成为了医保资金的看门人。

光是预约这个医生，有时就需要排队。预约到了，是否安排做血检，做CT，那得他说了算，安排上了，上级医院也要你等。

只要排队足够长，就一定有人排死，这样医保资金就可以节约下来了。

一位驻日记者说：

后来我才知道，**日本实行分级转诊制度，由基层医疗机构首诊，“转诊”制度非常严格，大医院并非患者想去就去。**日常看病，主要是去小型诊所和私立医院。而这些基层医疗机构往往以门诊为主，不设病床，在面对新冠和流感等患者时，统一由“发热外来”门诊接诊，而治疗方法也基本上按照感冒处理。

此外，在日本，**病人被救护车接走后，并不代表一定会有医院接收病人。**住院治疗需要医院认定确有必要才会收治，而流感被视为“可自行恢复”的疾病，患者往往被安排在家吃药自愈。除非病情极端恶化，陷入昏迷，医院才会接收患者。

在日本住院难问题，主要原因是医疗从业人员不足。

从每一百张病床配备的医生数量来看，英国有108.1名医生，美国有93.5名医生，德国有51.9名医生，而日本仅有18.5名医生。

没办法，不控制住院率，就难以降低医保支出。

因此，分级诊疗只是一种现象，是一种公办医疗公地悲剧的具体表现形式，他不是什么先进的医疗管理制度。

当然，世界上没有新鲜事，中国的未来也一定是分级诊疗。

因为中国一样有以医保为核心的公办医疗体系，并且医保的控制必然会走到这一步。

但请你记住，分级的那些个基层医生，并不是一名医生，而是一名计划经济下的医疗官员，他在负责判断应该给你什么样的医疗服务。

如果是明显的急病，那大概率还是能得到转诊的机会的，如果是这种大部分风险并不大、少数人却致命的流感，那你想迅速得到好的医疗资源，是几乎不可能的。

在英国、加拿大分级诊疗制度下，大多数排队排死的，肯定不是那种有明显生命危险的，而是那些有可能没什么事，但却暗藏巨大风险的疾病患者。

世界都一样，你也别指望某个地区的人们观念就更先进一些，各路人马要么主张免费医疗，要么主张医院公立，反正都反对医院以赚钱为目标，反对医疗应该自由市场。

那么，分级诊疗一定会来到你身边。

恭喜各位，未来的你，也将有一名家庭医生，即一名计划经济管理官僚，你想去哪治病，找他审批吧！

大家都跑到三甲医院去看感冒，怎么办？

先发个图，一个医生大V对我文章的批评。

一个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是否就代表他对自己领域的各种看法都是正确的呢？

好，我先来问一个问题：

你看到一个IP在美国的美国博主，他对美国某件事的评价，是否就比一个从未去过美国的人的评价更客观、更准确呢？

你再把这个问题倒过来：

在中国，社会舆论分为几大派，这几大派对中国的理解往往南辕北辙，可是他们都生活在中国啊。

在一个领域工作，或在一个地方生活，并不能证明他对某些事情有专业性。对于制度层面的问题，缺少正确的理论，都不可能准确解读。

我丝毫不怀疑，如果谈到给儿童看病，这位医生在我面前是绝对碾压式的存在，但谈到医疗制度，在我看来，这位医生与一个街头大爷并没有区别。

比如，他发出的问题：大家都跑到三甲医院去看感冒，怎么办？

医疗是一种服务，也是一种产业，我们不会担心，劳斯莱斯出一款新车、性能贼好，造型漂亮，全中国人都挤过去买怎么办？我们也不会担心，苹果16新款发布了，他的专卖店门口挤爆了怎么办？我们也不会担心，人均消费一千的海鲜酒楼人们峰拥而至怎么办？

随便抓个厨师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吗？不能。大排档的厨师能满足海鲜酒楼消费者的需求吗？不能！

看病的需求也是一样的。不同消费者的偏好也是不一样的，需要不同的医生为他们服务。全球顶尖名医，一天只能看三十个病人，而这类疾病的患者一天有三万个，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选择这三十个病人，资源早就标好了价的。

优秀的海鲜厨师也是标好价的，不是普通人可以随便请的。

当然，我们应该倒过来思考，为什么三甲医院这么多人去就诊？

如果我们把三甲医院就比作优秀的高档餐饮企业——海鲜酒楼，那问题就一下就清楚了，第一个原因马上就找到了，因为三甲医院没有自己的定价权，挂号多少钱，手术多少钱，检查多少钱，全部是由政府限价的。

海鲜酒楼没有人排队，因为海鲜酒楼自己有自由定价权。好东西，不会便宜卖。

第二个原因是第三方支付。

官办医保制度的建立及报销机制的存在，让人们看病的代价变低。反正部分金额是可以报销的，我就去看个感冒，都可能报销一部分，那为什么我要去小的医院呢？

特别是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以及职工退休人员，退休人员不用再交医保了，他们的一切医疗支出都可以报销一部分。

在限价的情况下，还能报销，这相当于低价再加打折，那我为什么不去呢？

这位大V医生，不仅对医疗制度毫不了解，并且没有看完我的文章，仅仅截图几页就开始批评了。

我可从来没有说分级医疗制度不好，我说的是，在医疗公办、医保公办的环境下，分级医疗制度是必然要实施的，他是减少公地悲剧的一个必然手段。

如果不搞分级医疗制度，不搞DRG，不搞集采，不搞医保控费，那么，一年的医保资金，在当年六月份就花完了，下半年去看病的人就无法报销了，因为资金池的钱用完了。

各种大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医保报销的比例在增加，这当然会使得病人更倾向于消费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他形成了业界所说的虹吸效应。

越多的人去大三甲，这家医院的收入越高，其资本支出也越高，于是这些医院的先进设备更多，病房更好，医院人才越多，分工越细，进一步导致了大三甲医院与普通医院的诊疗能力的差距，从而推动更多的消费者涌入大三甲医院。

我告诉各位，中国的大三甲医院，一家医院的营业规模就堪比一家上市公司。很多上市公司的收入远远比不上这些国营医院。

象郑州第一附属医院，年营业收入高达225亿，其中221亿收入来源于其诊疗服务的收费即事业性收入。

每一天门诊的人数超过2万，可以说是全球第一大医院，年手术量超过了三十万台。

有人说，这些公立大三甲是政府投入的结果，当然不是如此。

2021年该医院的决算报表显示，在郑大一附院收入合计218.78亿元中，财政拨款收入仅9.8亿元，占4.48%；

这种投入可以说略胜于无罢了，这家医院能扩张到几个院区、一万张病床主要是靠医院的利润累积和银行贷款。

在这些大医院的诊疗活动中，的确有大量的人因为小病就直接去了这些医院，甚至有人统计，大三甲医院接待的用户只有35%左右的疑难重症。

除了医保第三方支付、对大三甲定价限制外，这一现象的构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人们的消费水平上去了，经济发展了，于是追求更高的医疗质量，哪怕小病，人们也会去大医院看，以防不测，怕不认真对待导致大病未被发现；

这才是大三甲医院人数越来越多更为主要的原因。

对于人们的消费选择，政府是没有必要去干预的，一个人如果愿意花钱，他就找大三甲的主任，花一千块钱挂号费看，那又如何？这叫浪费吗？

任何交易都是基于主观价值的，没有一个神仙可以判定人们哪一种消费就是合理的。

在市场上，农民工吃大排档，有钱人吃海鲜酒楼，中产去中型饭店搓一顿，这只是消费层次的不一样。

大S这样的家人，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找个小诊所看病，这是风险意识不够好，碰到风险意识高的同等级富人，可能租架私人飞机就回台湾了，但一些普通人，哪怕有个小病，宁愿排长队，也想花高额的专家挂号费去看病，这也是他们的选择。

风险偏好的不一样，导致人们选择了不同的治疗方式。

所谓的小病大治，其实是一种非市场化的现象。

一个农民工吃饭，不会进海鲜酒楼，十五块的盒饭，他就接受了，他怎么可能小饭大吃呢？

只有在没有自由定价，有第三方支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小病大治。

在自由市场中，人们如果主动花更多的金钱和精力去更大更好的医院去看小病，不过是这些人风险偏好导致，这不叫小病大治，这是消费偏好的区别。

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任何一个优秀的企业必然是追求规模，越来越大的，在交通更加便捷的今天，人们坐上高铁几小时后就可以去一个大城市的好医院就诊，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只有规模才能带来更加细分的科室，才会有更多的医生一生只专注在少数几种疾病上，甚至有一些专家一生只死磕一种手术。

而在规模小的医院，科室不细分，人员专业度不够，其服务能力必然更低，他就只能服务于对品质要求更低的消费者。

大医院虹吸小医院的客源，本身也是市场之必然。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民营医院干不过公立医院，就是因为上述原因。我们来看一下高端私人医院——和睦家。

3月4日，北京市卫健委发布《关于原则同意在东风乡设立三级综合医院的批复》，批复原则同意由和睦家医疗在（朝阳区）东风乡设立三级综合医院，性质为中外合资合作营利性医疗机构，床位规模为500-600张。

郑大一附院有多少病床数呢？一万张，是其规模的二十倍。

郑大一附院的各种设备的利用率就会超级高，成本会更低，分工会更细，各种科室高达一百多个，分工会细化得多。

而和睦家这种搞综合性医院的模式，怎么可能在技术和治疗能力上干过得这种大型医院？民营医院想要干过这些大医院，只有专科医院一途，而不是综合性医院。

和睦家只能在服务体验上下功夫，但做重大手术、面临重大风险，哪怕你有钱，我也劝你一定要去大三甲医院，毕竟医院最重要的功能是治好病，服务体验是其次的需求。

好了，说回到关键争议，那就是分级诊疗有必要吗？

在市场化的环境下，没有必要！相反，支持这些大医院进一步扩大规模，甚至连锁化，满足更多人对高质量医疗的需求，才是更好的方式。如果能卖给大企业，让他私有化，那就更好了。

印度发展最好的就是平价医疗，并且连锁化了，大医院化了。

如果消灭这些大医院的盈利动机，就会产生一个结果，过往大量资本投入构成的设备与人才优势，一步一步化为乌有。

如果进一步用分级诊疗的方式阻止人们去大医院看病，这就更荒唐了，等于是明明有好的医院，却不让人们使用。

唯一需要考虑的是，资源错配问题，那就是无数人在第三方支付的支持下，滥用大企业优质资源，等于是用别人的钱去看自己的病。

这也很容易解决，给予这些大医院自主定价权就好了，同时，门诊没有任何报销，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感冒自然就不会进大医院的门，因为关系到自己支付的代价问题。

中国的医生们，虽然天天在这个行业，但大部分医生，不能从基本的经济规律出发，导致他们一样陷入了这种误区。

最简单的道理，如果把医院看成是一家企业，一家企业门庭若市，难道是什么坏事吗？加大供给，满足消费者需求不就行了？有谁嫌生意好、顾客多的呢？中国的医生居然担心医院病人太多？这不是疯了吗？

可悲的是，我们不把医院当作企业，不断地想用计划的思维来思考，医院应该有多少病人来，每一个医生应该看多长时间的病，人们应该去县城医院看病，去社区门诊看病。

医疗不过就是一种消费行为，千万别特殊化。

把他特殊化的结果，都是一种，那就是最终造成短缺。

明明需求旺盛，但却得不到供给。

欧美政府管制下的医疗灾难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大量的人想要去消费，却必须排几个月甚至一年的队，这是全世界最为荒唐的事。

如果有一天，你吃饭、买衣服、都要排这种队，你一定无法理解。

只要管制增加，任何领域都会出现短缺。

只有市场化，才是增加供给的最好的方法。分级诊疗就是在公办医疗制度下的一种人为制造短缺的手段，在这种手段下，灾难很严重，无数人得在管制中被迫过早地死亡，甚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2023年，英国每一周有250人因为分级诊疗在等待中死亡。

当然真正的源头不在于分级诊疗，而在于公办医疗、公办医保。

希望这样的灾难，不要在中国出现。

随便抓个医生看病行不行？当然行！

互联网给了很多多医生更多的选择。比如小儿外科的裴医生，他在各个渠道科普，还能拓展自己的业务，在成都也开了个诊所，我很佩服他的企业家精神。

他的医学很专业，但是对市场经济的了解还是不多，比如最近大S去世，跟日本的分级诊疗就有不少关系，但他却是支持的。

我想说几点。

首先，裴医生陷入了存量思维。

如果没了分级诊疗，连看感冒都要排队好几个小时，作为企业家来说，该思考的是如何增加医院的供给，而不是限制病人的选择。

你觉得医院不够，那你开个十家二十家，还不够？那开个100家，是不是就不用排队了呢？

其次，裴医生不懂市场化的价格。

就算短时间医院增加不了这么多，那么价格也会调整人们的选择。

好医院好医生的价格自然会高，差一点的医院医生价格当然可以低一点。但是对于感冒这个事儿，如果好医院收一万才能看，差一点的收十块，病人自然也会分流。

第三，裴医生不懂人的行动。

人不是木头，如果感冒花了一万才看好，其他地方花十块也能看好，那些花了一万的人，下回也不会去找更贵的医院了。

第四，呼吁监管要不得。

厨师可以随便抓，而医生不能随便抓，结果就是对医疗的无限监管。监管起来了，医生不能随便当，医院不能开，价格不能随便定，供给自然大大减少，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好医院人山人海，也就造成了感冒也要去挤三甲。

第五，屁股决定位置要不得。

裴医生这番建议，大概就是其他医生你们不能随便选，要选的话，要经过“我”的批准，如果我要批准的话，尽量还是来我这里。

医疗协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大概率就会主动增加各种门槛，减少医生，医院的供给。

如果大量比自己好的医生，价格比自己低的医院，除了病人喜欢，哪个从业者又会欣然接受呢？

第六，监管别人，别监管我。

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监管是针对自己的，都是针对其他人的。

过节期间，我和家人聊到了医保的大锅饭困境，一个家人就说了一句：人是需要约束的。

我就问他，既然这么说，那你做一个爸爸，是不是也应该约束起来？你是不是应该请我来约束你呢？要是你娃娃没有考上好大学，好工作，过上幸福的人生，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罚你的款，枪毙你呢？

他说我是偷换概念。

其实当然不是，他也会认同监管爸爸，但是不是监管他这个爸爸，而是其他的爸爸。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主动要求给自己套上手铐和脚镣，我们都是呼吁为其他人套上。

没有一个厨师会这样干，也没有医生会这样干。

但是一个厨师会呼吁给医生带上手铐，医生也会要求给厨师戴上脚镣。

医生厨师一起呼吁给AI带上手铐和脚镣。

这就是美国，欧盟政府为什么会越来越臃肿的原因。

如果一个医生呼吁监管医生，那也是监管其他医生，而不是他自己的。

说了这么多，我的结论还是吃饭和看病本质也没有区别。

都是人的需求，是人的需求，就该开放竞争，百花齐放。就像吃饭不需要一个社区饭店，不要省级饭店，国家级饭店，看病也可以市场化，也该市场化。

在市场化的医疗市场里，随便抓个医生看病行不行？当然行。

病人想找谁看，就找谁。

如果作为一个医生，非要呼吁，那就呼吁医疗市场化，保护个人财产，维护自愿交易，解除套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手铐和脚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