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其实我之前都写过，这次我做了一些整合和调整。加了一些案例进来，以使得文章的逻辑更为完整，内容也更为客观一些。这篇文章的知识结构跨度非常大，感兴趣的朋友建议从头开始观看，因为缺少了某些知识结构理解的话，对于后面的文章观点理解起来会比较吃力。

我们就从物种起源开始吧。

达尔文写的物种起源这本书，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也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是很不幸的是，很多人对物种起源和进化论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价值，也是远远被低估的。

生命在诞生初期，到底凭借什么在自然界存活？那些低级生物，没有大脑，没有手脚，都是一些病毒和细菌级别结构的简单生命体，他们凭什么存活，靠什么能力进行存活和繁衍后代？

凭的是概率。

虽然最初的生命体能力低下，结构简单，但是他们通过大量的复制自己，繁殖大量的子代。任凭海水、河流、风这些自然界本就存在的形式将这些大量的子代送往各处。

即便环境异常恶劣，但是总有适合存活的地方，一万个里活两三个就是成功。

于是最初的生命体，只依靠复制这个技能，就能不断地繁衍和壮大自己的族群。至于那些不会大量复制的生命体，永远的消失在了自然界，成为了养分。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复制这个能力，也是被动筛选出来的，并非物种自己主动进化出来的。

后来随着复制的子代越来越多，基因在复制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紫外线辐射也好，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会有一定的概率出错，就好比让10个人进行传话，传着传着，可能后面人接收到的信息和第一个人就完全不一致了。同样，基因在大量的复制过程中，也存在了一定的几率产生变异，直白的说，就是复制粘贴的过程中出错了。

这些复制错的物种和先前的物种由此就产生了差异，从完全一样，变成了亲戚关系。变异是物种分叉的开始，地球初期从几个简单的生命体，发展到今天的包罗万象，靠的正是变异。经过变异后，变种和原种该如何发展呢？这个一般取决于生态位关系。

第一种是变异物种和之前的物种属于同一个生态位，两个物种直接正面竞争，一个物种淘汰另外一个物种。因为如果变种和原种依然同属一个生态位（例如食谱和活动范围都一样），那就会产生竞争关系。比如，两个同属一个生态位的近亲物种，他们谁的食物获取能力大尼？谁的繁殖能力比较强尼？变异后的物种生存能力并不是一定就会变强，也有可能变弱，各种可能性都有，但是最后只有变强的留下。

例如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同属一个生态位，但是因为智人在组织能力方面更胜一筹，淘汰了尼安德特人。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变异出来的能力对生存能力产生不了实质性优势的话，两种特性是完全可以共存的，比如人类的不同ABO血型，单眼皮和双眼皮这些特征。

第二种情况，两个物种由于变异导致了生态位错位，或者不处于同一个环境中了，例如某一个鱼的物种，因为变异产生了能直接绕过水直接呼吸空气的能力，能在岸上存活了，变种和原来的物种没有竞争关系了，物种开始彻底走向分叉，从此分道扬镳。例如狼和狗的关系，智人与黑猩猩等等（广泛意义上的）。

当然除了物种互相竞争淘汰和分叉两种路径外，还有那些被其他物种或者自然环境淘汰的物种都有很多，这种属于失败的样本，我们这里暂不讨论。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变异的价值尼？或者说，生物变异的这个能力为什么会被保留下来。

变异能力并不是进化出来的，而是被动筛选出来的。对变异来源的理解很重要，因为进化代表着有明确的方向，有一种生物刻意为之的味道。教科书在教进化论的时候非常误导人，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天演论。至于为什么会被误导，我们后面讨论。而被动筛选不是，因为时间是一个过滤器，有利的特征会被筛选出来，不利的特征会被淘汰掉。正是因为变异能力的存在，使得物种在繁殖的过程中维持了各种多样性，进而一步一步躲避了筛选，走到了今天。

进化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的，背后的本质其实是世界观的差异。主动，意味着环境的未来是可被预测的，按照既定方向发展就行。被动，意味着，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只能多方位下注。但是未来是不可能被准确预测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掌握全方位的信息，我们连明天有多少交通事故都无法预知，又怎么可能预测更遥远的未来尼。

这里我们要完整回答一下“未来为什么无法被准确预测”这个问题。

人类世界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和科技发展程度以及大数据算法之类的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个其实是由热力学第二定律限制的，热力学第二定律限制下，人类完全控制一件事所需要的能量必然是大过这件事所产生能量收益本身的。同样，人类想要完全准确预测一件事，所需要的信息量，同样是大过这件事所包含信息量本身的。就如同，人不能通过抓自己头发把自己拎起来一样。

例如，我们掷骰子的时候，想要预测下次骰子出现的点数，需要的信息量是H=−i=1∑661log261=log26≈2.585 bits。 而骰子每一个点位出现的概率（理想状态下）是 1/6，其不确定性所携带的信息量I(x)=−log261=log26≈2.585 bits。在现实摩擦与测量代价存在时，中心化预测在复杂系统中呈现递增边际成本和递减收益。简单理解就是，准确预测一件事所需要的能量（信息可以转化为能量）必然大于这件事本身所带来的能量收益的。

那面对一个无法准确预知未来的世界，我们该要怎么样才能存活。答案是依靠模型。什么是模型？模型就是把复杂世界的信息压缩成少量有效结构，让我们能理解、预测、并行动的工具。

面对一个无法准确预知未来的世界，我们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为学会了依靠模型。现实的信息量是无限的，而我们掌控的认知与能量却有限。我们无法直接处理世界的全部复杂性，只能通过压缩、抽象与归纳，把无穷的细节简化成可理解的形式。这种对复杂世界的主动“简化”行为，就是模型的诞生。

模型并不是现实本身，而是从混乱中提炼出的秩序。它保留那些决定性的信息，忽略无关的噪声，让我们能以有限的思考去理解与预测世界。科学用模型解释自然，企业用模型判断市场，生物体用内部模型预测环境——一切智慧生命的本质，都是在不断维护与修正自己的模型，使之尽可能贴近现实。

当模型失效，我们感到不确定、焦虑与恐惧；当模型重新对齐现实，我们称之为“理解”。因此，理解其实是一次成功的信息压缩，而生存则是模型持续修正的过程。人类从未真正“看见”世界如其所是，而是依靠一个个动态演化的模型，在不确定中保持秩序、方向与意义。

当然，模型的有效应用还有一个前提——世界不是均匀分布的。如果世界中的一切都完全平均、没有差异，那么任何模型都不会产生价值。比如说，一张 2 元的彩票，如果每一张都固定返还 2 元奖金，那无论你怎么买、怎么买多，你都不会盈利；甚至因为行动和时间的损耗，你必然是亏的。这个世界若真如此均匀，就没有任何可预测性，也就没有“优化”和“智慧”可言。

但现实不是这样的。世界存在偏差、稀缺和不均衡——正是这些“非均匀性”，为模型提供了意义。比如 10 张彩票中，9 张没奖，1 张奖 20 元。平均下来，每张彩票的期望收益仍是 2 元，但如果你能通过研究、识别、建模，找到那张更可能中奖的票，你的期望值就会被打正。模型的价值，就在于利用这种不均匀分布：发现潜在规律、降低不确定性，从而在长期中让收益趋向正向。

换句话说，模型的存在前提，是世界有“信息差”；模型的意义，是用结构化思考去压缩混乱、提炼偏差、放大期望。我们活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但正因为世界不均匀，我们才有机会通过模型，让自己的生存几率优于随机。

我们重新回到生物演化这条线上来，因为未来的环境无法预测，使得变异是物种存活的最大依靠。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物种通过下注来对应环境的变化，以期待在未来的世界里依然存活。也正是因为变异能力的存在，不断的丰富着物种的丰富度，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有一些物种变异出了一种神经细胞，生命体获得了从外界获取信息的能力。比如我们现在的视觉、味觉、触觉等感官系统，都是一步一步筛选迭代出来的。信息能力的获得，催生了生命体的学习能力。

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生命的变异本质上是一种被动模型构建策略，生命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只知道繁殖时留下来的特征大概率是有用的，依赖时间加持下的被动筛选，成为了有价值的功能模型。而学习能力，则是一种主动模型构建策略，依赖于外界信息的出入和处理能力，生物则开始具备主动模型构建能力和应用能力，例如动物学习如何发现猎物这件事，主动模型策略主要基于生物大脑这个功能机制。

所谓学习能力，就是生物通过已经存在的知识和信息，大脑通过对这些信息进行压缩提取处理并拟合（俗称归纳能力）。从而构建了一个模型（构建模型的方式有很多种，只是归纳法是主要方式），当下次遇到相同或者类似的情况时，可以之前存储的模型，提前进行决策和行动。比如人类特别喜欢听故事，为什么尼？因为人的大脑会主动的从故事中去构建模型，并将模型储备为未来做准备。比方说我们熟知的函数，本身就是一个模型。

为方便理解，我们举两个例子，人通过教育学习，知道了过马路的时候，红灯停绿灯行，由此建立了一个模型，看到红灯要停，绿灯行，否则就会有危险，这就是最简单的预测模型。

同样，青蛙在野外捕食时，也学习了一个捕食模型，就是看到一个晃动的小物体时，这个大概率是小虫子，可以吃。一个模型就是一个策略，而模型的泛化能力，就是模型的再应用。

学习能力或者说归纳能力产生的模型策略一定正确吗？

和其他模型一样，只能说大概率正确，做不到完全正确。因为你遵守了交通规则，但是有司机酒驾闯红灯了，你依然会有危险，导致你的策略失败。青蛙看到动的东西就吃，这个动的东西有可能是人类放在鱼钩上的饵料，并不是真的虫子。因为很明显，不管什么生物，都做不到获取全量的信息，或者说获取全量信息的成本难以承受，我们只能借助模型来帮助我们决策，提升我们成功的概率。

模型只讲有没有用，并不对正确错误负责，为方便大家理解，这里讲一个小故事。说德国有个老师，认为人们低估了马的智商，为了验证这个猜想，于是在退休后开始教马算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马真的学会了算术，你问马2+3等于几，马就会把蹄子得5下。于是这个老师将自己的成果向德国的上级部门进行反馈，德国人比较严谨，开始着手调查这个事情。

经过反复的检验，德国的上级部门确认了马确实会简单算术，但是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考核马的人离得马近的话，马就会算出来，但是如果人离马很远的话，马就算不出来。经过反复的验证，最后终于真相大白。就是马并不会算术，因为马在长期的训练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当蹄子快要到算术的结果位置时，人的表情会产生变化，而马一旦在这个地方停下，马就会有奖励。于是，通过观察人表情的方式，马间接算对了算术答案，但是并不是真的懂算术。而当人离的远的时候，马由于无法观察到人表情的微变化，就无法做出决策。这是一个错误但是有用的模型。

归纳法模型有非常多的缺点，经常会预测错，但是有一个优点是其他方法难以取代的，就是成本低，或者说归纳法模型在整体的概率期望值是正的。而全量信息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和时间，很容易使得决策成本大于成果获得。这里的结论很重要，会成为我们文章后面某些观点的论证依据。

这里我们要着重抽象一下，即所有生物的竞争，本质都是模型策略的竞争。所有生物的特征属性，本质都是一个一个模型。不管是身体机能变异出来的身体机能为代表的变动模型策略，还是大脑学习构建的预测模型为代表的主动模型策略，本质都是模型。同样，所有的商业盈利模型，以及所有的制度等等，本质都是模型。只不过有的是低级简单模型，有的是高级复杂模型。但是不管是被动模型还是主动模型，都只是一种对应对策，最终的对错还是要交给时间和环境来筛选。

讲到这里，我们要总结出几条对我们理解达尔文进化论非常重要的核心结论。

第一，未来是无法被预测的，正是因为未来无法被预测，所以，物种需要借助多样性来应对筛选（环境变化）。

第二，所有的生物的现有特征，都是建立在模型的筛选之上的，即生物通过繁殖变异或者迁移构建了多样性，而环境（广义上的环境，不单单是自然环境）对这些模型进行了筛选，选择了那些对生存有利的部分，淘汰了那些对生存不利的部分，当然无用无害的部分也会得到保留。模型是被动筛选出来的，不是主动进化出来的。

第三，任何物种的生存与发展，都是建立在模型基础之上的，模型只讲有没有用，不讲对不对。构建模型的方式有很多种，有被动的，例如两性繁殖。也有主动的，大脑根据信息输入决策判断出来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是适者生存，不是强者生存。是环境淘汰不适合的物种，不是强者淘汰弱者。强者只是环境中的一环，并不是环境的全部，强者也可能先于弱者被环境淘汰。

物种（包括人类）繁衍发展规律的前提是分叉（新特征或者新模型），然后是筛选。只有对这几条核心结论真正理解，才会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人类政治经济的底层逻辑。

至此，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黑猩猩和智人的祖先是近亲关系，也就意味着，在更遥远的以前，有着同一个种族祖先。但是可能由于环境的变迁，使得智人的祖先下树了，下树后锻炼了智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比如之前是各自树上摘果子，下树后开始一起合作捕猎。不会合作的智人被淘汰了，会合作的生存了下来。然后智人的活动范围变大，逐步走出非洲，走向欧亚大陆。

再然后，随着合作关系的逐步紧密，智人需要制造各种声音来进行交流，某一个群体产生了发音能力，最后演变成语言能力。但是类似的人猿群体不是只有智人一个，类似的还有安德特人。安德特人虽然身形巨大，但是智人又开始变异了一个新能力，就是讲故事的能力，通过讲故事的能力，智人可以组织更多人参与活动。相比较安德特人的组织能力不足，智人形成碾压优势，最终竞争PK掉了同生态位的安德特人群体。同时，一部分智人越过白令海峡达到了美洲，有一部智人乘船达到了大洋洲。

历史进一步发展，智人开始进入母系社会，这里提一嘴，之所以存在母系社会，和什么女性采摘比男性狩猎更有稳定优势的观点完全是胡扯，恩格斯关于母系社会的论述完全是胡扯。人类之所以进入母系社会，是因为在那个没有DNA技术的年代，母亲的身份是唯一可以确认的，如果一群人拥有共同一个老祖母，那么这群人毫无疑问都是有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下构建的部落，显然比陌生人构建的部落更团结，更有合作基础，陌生人背后放枪概率大。比如在那个生产工具稀缺的年代，陌生人拿着生产工具跑了，剩下的人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然后随着人类驯服农作物，粮食产量开始稳定，使得一个男人养活好几口家人的能力得到提升，于是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父系父权社会，即氏族社会。随着粮食产量进一步提升，农业社会的地位得到稳固，氏族分叉为家族，家族分裂为家庭，家庭裂变为个人。

这一整个过程，其实是财富单元不断裂变（分叉）的过程。同样，智人从走出非洲开始，通过几万年的时间，一步步散落到世界各地，这一步步的过程，依然是分叉。

经过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人类整体处于发展缓慢的阶段，因为之前的赛道已经到达了瓶颈，甚至很多地方的人类已经陷入了进化论陷阱里无法出来，例如非洲的有些部落无法从狩猎赛道里走出来，东亚的某些农业国家无法从农业社会的赛道里走出来。这些地方的社会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提供了多样性，但是本身失去了多样性能力，无法进行分叉了。

直到英国大宪章开始，逐步限制王权，人类逐渐开始找到新的赛道—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虽然我们现在看来殖民主义不道德，但是我要说，殖民主义是先进力量，相比较被殖民地的落后和陷入进化论陷阱，殖民主义从结果上看也是道德的。对这一点有异议的也不要着急，后面我会详细论述。

殖民主义的兴起，使得新教徒带领人类最先进的火种，在美洲大陆建立了人类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至于为什么是美国，我们后面会有单独的文章进行论述。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一个高度智能的状态，充满了偶然性，经历了很多次的分叉和筛选才走到今天。但是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依然存在着各种被淘汰的物种和民族，他们成了失败的样本，而他们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必然。因为进化进化的前提是分叉，然后是筛选。有些物种和民族没有分叉到成功方向的样本，最后被永远的筛选掉了。

可以说，整个生物物种（包括人类的今天）的发展模型就是分叉，筛选，发育成长，然后继续分叉。记住，这个是规律，所有生命物种遵循的规律。

好了，前面我们通过进化论了解了物种的进化规律，以及模型的各种概念。我们重新梳理下前文的框架逻辑。因为未来无法预测，为了生存，生命通过建模（变异）来应对环境筛选，在这种不断的筛选中，发展出来了信息获取能力和处理能力，从而掌握了主动建模的能力。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讲一下，决定模型是否有效的核心因素，就是信息。

信息是什么？信息是能减少人们对世界不确定性的内容。

当生物没有大脑的时候，生物对外界的认知是完全盲目的，未知的，生物的生存完全凭借运气，通过大量子代这种简单的多样性策略获取生存，因为总有运气好的能落在肥沃的土地上。而有了大脑后，通过对外界信息的获取和理解，降低了我们对外界认知的不确定性，哪里的土地是肥沃的，哪里是贫瘠的，哪里是安全的，哪里是危险的。

信息的价值在于帮大脑构建模型和提供决策依据，从而提升我们的预测成功概率和决策效果。

信息的价值在于降低我们对环境事务的不确定性，但是信息的价值会由于其降低不确定性的减少而减少。比如有人今天告诉你明天股市哪支股票涨，这个价值十分巨大，但是如果有人明天告诉你今天股市的情况，那么没什么价值了。

关于信息的价值衡量，计算机领域的先驱香农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计算公式。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举个例子来帮助我们的理解：

你和朋友玩一个猜数字的游戏。朋友心里想了一个数字，范围是 1 到 8 之间。你的目标是通过问“是/否”问题，尽快猜到这个数字。我们假设每个数字的可能性都是均等的。

朋友心里选的数字是 1到8之间，每个数字出现的概率相同，都是1/8 。信息熵公式是：

H(X) = - \sum_{i=1}^{8} P(x_i) \log_2 P(x_i)

计算每个数字的信息量：

• P(x_i) = 1\8 ，所以 log_2 P(x_i) = log_2 \（1\8) = -3 。

因此：

H(X) = - \big[ 8 \times \frac{1}{8} \times (-3) \big] = 3 , \text{比特（bits）}

解释：信息熵为 3 比特，表示需要 3 个“是/否”问题才能唯一确定朋友的数字。例如：

1. 问：“数字是大于 4 吗？”（一分为二，排除一半可能性）
2. 问：“数字是大于 6 吗？”（继续一分为二）
3. 问：“数字是 7 吗？”

用 3 步，必定可以猜出答案。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案例，现实的情况会复杂很多，但是内核和原理都是一样的，光香农的信息论，展开讲就能讲一本书，普及信息论不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目的。你记住结论就行，即信息的价值在于降低不确定性，而随着不确定性的降低，信息提供的价值是减少的，信息的减少并不是主观判断的，而是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来的，是可以被定量的。

我为什么要花大量的篇章讲这些东西？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学过信息论相关的课程，对进化论的理解也是错误的，缺乏对这些概念和知识的理解，就无法真正理解我后面在讲政治经济的观点的来源和支撑。

这里我们讲一下知识和信息的区别，知识可以提供信息，但是知识并不等于信息。比方说我们知道地球到太阳之间的距离，我们知道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世界吉尼斯记录，但是这些知识对于我们的日常决策没有提供什么价值，也不会帮助建立对他人的优势。这些就只能是知识，而不是信息。但是假如，你参加了一个档有奖竞猜的综艺节目，上面的考题是各种高知识或者吉尼斯问题，而恰好你又知道了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个时候这些知识就变成了信息，对你构成了决策价值。又或者，你知道光刻机的制造工艺和核心技术，你知道美元的制造技术，这里的每一个知识都会对你构成巨大的帮助，提升你的竞争力，这里的知识就是信息。

你在学校学习到的是知识，你在社会上赚到钱靠的是信息差。

信息对人有多重要？科学统计，成年人脑在体重中的占比仅约2%，但是人脑能量消耗却占到人体全部能量消耗的约20%。 可以这样说，信息和吃饭同等重要，不吃饭人会饿死，但是没有了信息处理能力，人就会变成植物人，和死了差不多。而人大脑的唯一价值，就是处理信息输出决策。

薛定谔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生命是什么》，书中的核心观点就一句话，生命以负熵为食。就是生命为了维持自身的状态，需要不断输入其他“负熵”物质（食物）来维持自身状态，来抵抗来自环境的消耗。但是基于当时的时代所限，薛定谔遗漏了一个东西，“负熵”的东西不止有有机物，还有信息。因为信息提供的关于事物不确定性的减少，同样是“负熵”行为。

信息的价值来源于信息差，而信息差的减少，意味着信息价值的减少。同样是卖一个东西，你去A市场卖，能赚5元钱，你去B市场卖，能赚10元钱。你去A市场进货到B市场卖，你就能赚5元。但是如果知道这个信息的人越来越多，去A市场进货到B市场进货卖的人越来越多，A市场因为买的人变多不断涨价，B市场价格因为卖的人变多不断降价，最终A、B市场的价格趋近于相同，信息差消失。

这只是市场中的一个案例。而现实世界，由无数个这样的案例组成。

人类所有的活动，都是由信息差驱动的。人的大脑寻到处找信息差，然后从信息差中获取收益。为了将这个模型泛化，方便大家理解，我们举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中国高考，在2000年以前，高考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场命运的抉择，只要通过高考，就能改变人生，所以那个时候为了高考能各种拼命。大家为什么那么重视高考？因为高考制度构建的信息差（收益-投资）大呀，通过高考就能改变命运，所以大家不顾一切投资教育。学区房为什么能炒的这么高，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随着高考改变人能力变得越来越弱，高考的号召力也变得越来越弱。花几百万几千万买的学区房投资教育，孩子大学毕业后拿个5000块钱工资，那这么重金投资教育的意义在哪？

类似的案例到处都是，考公务员、考教师编制、出国留学，中国这些年房价的上涨和下跌等等。比如一个产品，随着推向市场的时间越久，涌入的卖家越多，如果不继续迭代，那么产品的价格就会持续走低。

其实像任何的规则、政策、道德、法律、利润的背后的本质，都是提供信息差，这种信息增不一定是增量收益，也可能是减少损失。如果一个法律，描述上制定的再完美，但是总有人破坏法律而不受到惩罚，那么最终都会消耗大家对法律的信任，最后都不再遵守法律。

人是逐利动物，人大脑的职责就是寻找信息差，所以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或者说生物本性。中文的很多词汇都有很严重的道德色彩在里面，非常容易误导别人。比如在形容商人逐利、趋利避害、人性自私这些词汇时，都带有严重的道德色彩，认为这些是不光彩的。我之所以想用信息差和进化论分叉筛选这些逻辑去分析各种理论和模型，是希望大家能拿掉有色眼镜去看待一些事物本身的东西，而不是因为混淆概念而沉迷于道德批判。

信息差提供价值，信息差会因为参与人数的变多信息差变小，从而信息价值衰减。根据香农的信息论我们知道，信息是可以被度量的，因此，信息的价值是有上限的，但是信息价值变化的过程本身同样传递信息价值。股票市场就是最典型的信息模型体现 ，当大家绝望的时候筑底，在犹豫中上涨，在亢奋中见顶。如果我们知道一只股票未来会上涨，我们就能通过这个信息差赚到大钱。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只股票未来会暴跌，我们依然可以利用这个信息差赚到钱。

信息的价值是多维度的，或者说信息本身的状态同样会传递信息。就好比美国曾经的西部淘金热，去淘金的人赚到了大笔财富，但是去那里卖铲子的人同样获得了巨富。某一个爆点产品可以利用信息差赚钱，而围绕这个爆点产品构建的服务和公链同样可以赚钱。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我后面会有详细的论述，因为从单个案例上看显得缺乏价值，但是放在社会系统却会价值不一样。

在了解完上面的这些概念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讲解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也是整篇文章最精华的部分。

在通过前面的长篇大论之后，我们知道了几个简单的结论，就是所有的竞争本质都是模型与模型的竞争，而准确及时的信息则是构建有效模型的基础。但是环境（同样可以抽象为信息）的不断变化的，信息的价值是又是不断降低的，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模型的效果是有边界的，是有时效性的。也就是说，模型和信息一样，其价值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衰减的。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存在（人、公司、国家）死亡？以及人为什么会遗忘。

生物的死亡和遗忘本质都是一个目的，因为已经存在的模型运行一段时间后，环境（可以抽象为信息）的改变，逐渐让模型失去作用，旧模型的数据和认知已经成了负担，因而需要不断构建新模型和淘汰旧模型。

这也是为什么人类无法永生的原因，或者生物为什么会进化出死亡这种模型。因为当一个模型积累了大量的垃圾数据（过期失去参考的数据），其后期的模型学习结果上很难改正过来的，不如起号重开，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容易固执和容易受骗的原因。

那么其对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价值是什么尼？就是所有的制度和商业模式，都是有有效期的，需要不断的更新迭代。这里我需要强调一点的说，并不是说失败的模型就是没有价值的，探索本身就是价值，同时，失败的尸体同样会成为其他生物的营养。

这个结论其实也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经验主义总是战胜理性主义，或者类似的海洋法国家的法律实践效果总要好过大陆法国家。

我们前面论述过，为什么归纳法存在着种种弊端，但是有一个优点是其他方法替代不掉的，就是成本低。因此，归纳法构成了人类探索认知世界的主要方式。其实归纳法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紧跟时效性，当一个事物发展变化，归纳法是可以最先觉察出这种变化并做出调整的。

经验主义的价值恰恰就在这里，为什么理性主义构建的社会最后总是失败，因为这个构建社会的这个理性（信息差）所传递出来的价值最终肯定是要被消耗光的，而因为基于“正确”被构建的制度和法律是很难改的，于是后期这种理性构建的制度和法律会极大的损坏社会发展。

同样，英美海洋法为什么要重视判例和陪审团制度，因为判例和陪审团的来源都是社会本身，法律本身也是为社会服务的，绝对的法律和正义是不存在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不能及时更新法律对于现实的差距，那么制度也好，法律也好，就会离现实社会越来越远。

没有永远的正确，只有不断的迭代更新。

前面文章我们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解了进化论的模型筛选规律和信息的各种概念。为什么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普及这些概念，因为我们今天不再像以往各种社科概念去定性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逻辑，我们现在将以绝对科学的角视角去解构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

在论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及经验之前，我们单纯从抽象模型视角去理解，到底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模型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在探讨社会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之前，我们可以先从抽象模型的角度出发，思考一个基础问题：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模型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既然未来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那么在面对未知变化时，社会的资源应该是分散配置还是集中控制？答案显然是分散更好。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如果整个社会的资源都由中央系统统一调配，一旦出现判断失误，代价将是系统性的；而分散结构虽然效率略低，却具备更高的适应性与容错性，能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保持韧性。

不过，仅仅“分散”并不足以保证进步。分散意味着多样性，但多样性如果没有有效的筛选，就可能沦为混乱。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个体自由实验的空间，更需要一套能持续筛选和优化模型的机制。也就是说，社会必须具备让优秀模型被保留、放大，而让无效或错误模型自然淘汰的能力。正是这种“筛选”，让社会系统能够像生物进化一样自我优化、持续进步。

而支撑这一切的核心条件，就是信息的透明度、时效性与共识机制。

信息的透明让社会成员能看见彼此的结果，信息的时效让好模型能被快速传播和方便决策，而共识则是社会筛选的最终输出。共识不是强制一致，而是在开放信息的基础上形成稳定预期与共同判断。它让社会能在多样化的个体行为中保持一定方向性，使创新与秩序得以并存。没有信息，就没有筛选；没有共识，就没有协调。一个高效的社会，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

因此，一个健康的社会并非依赖于某种“完美设计”，而是依赖于持续学习与动态筛选的机制。它允许多样性，但不纵容混乱；它鼓励创新，但要求验证；它依靠分散个体的智慧，却通过信息流动与共识形成，完成集体的自我优化。这种基于分散、筛选、信息与共识的结构，才是社会进化与持续繁荣的真正动力。

从抽象层面我们得到上面的结论之后，我们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社会的共识到底是什么？所谓的应对未来环境变化的模型又是什么？又如何提升社会构建模型的有效性和灵活性。社会的本质，就是无数个体与组织共同构建、筛选、更新模型的过程。制度、市场、价值体系、文化形态，都是社会在试图解释与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时形成的结构化模型。一个社会的活力，不在于它是否有一个完美的设计，而在于它是否拥有足够多元且开放的模型竞争机制。那些能够在变化中自我纠错、持续优化的模型，最终会被保留下来，而封闭、僵化的模型则会被时代淘汰。

然而，仅仅依靠模型的分散竞争并不足以支撑社会的稳定进化。社会需要有某种“共识机制”来协调个体之间的行为，使模型的选择不至于陷入无序的混乱。共识是一种超越个体的稳定预期，它让社会成员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够进行协作与判断。它并非强制一致，而是在开放信息与持续反馈中形成的动态平衡。信息的透明让优劣得以比较，信息的时效让好模型能被快速放大，而共识则让这些局部最优的模型能汇聚为社会整体的方向。没有共识，社会将失去协调的能力；没有信息，社会将丧失演化的驱动力。

理解了共识与模型的价值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看清宗教在人类社会演化中的深层意义。宗教并不仅仅是精神信仰或文化传统，而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大规模“共识—模型系统”。当理性与科学尚未诞生时，人类需要一种机制来稳定社会预期、维持合作、解释未知。宗教恰好承担了这一角色。它通过神话、象征和仪式，把秩序、道德与意义嵌入人类的集体心智，建立了第一个能够跨越血缘与地域、维持大规模协作的社会结构。换句话说，宗教是人类在应对不确定性时发明的“原始社会算法”，是最早的模型与共识的结合体。

宗教的力量在于它能在低信息、低理性时代维持社会的稳定。它让个体在混沌世界中找到意义，让社会在没有科学与制度支撑的条件下仍能形成秩序。尽管宗教的结构是封闭的、难以自我修正的，但它提供了一个“意义层面的操作系统”，为后来的理性制度与科学模型奠定了基础。如果说科学通过逻辑构建世界的秩序，那么宗教则通过信仰构建社会的秩序。正是这种最初的宗教性共识，使人类得以从原始混沌迈向制度化、理性化的文明社会，也让我们理解，任何社会结构，无论多么现代，本质上都仍在运行着某种形式的“信仰系统”。

当宗教成为早期社会的共识核心后，人类第一次通过“意义”而非“力量”实现了大规模协作。它解决了“人类为何共同行动”的问题，让秩序从外部暴力转向内部信仰。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人口规模的扩大与知识的增长，宗教的解释模型开始面临瓶颈。信仰可以统一人心，但无法管理复杂的利益关系；道德能维系群体，但无法分配资源。当社会的复杂度超过宗教叙事的承载能力时，新的模型开始出现——这就是政府。

政府本质上是宗教之后出现的“制度化共识系统”。它继承了宗教的功能——维系秩序与稳定，但从“信仰的秩序”转变为“规则的秩序”。宗教通过神圣性维系服从，政府通过法律、程序与惩罚维系服从。两者的目标相同，都是让个体在集体中形成可预期的行为模式；不同的是，宗教依赖意义，政府依赖制度。可以说，政府是宗教的理性化、世俗化延伸，是人类将“信仰的服从”转化为“理性的契约”的过程。

然而，这两种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真正分离。古代社会的统治者往往同时拥有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威——王权神授、天命所归、圣职加冕。政教合一在早期是有效的，因为信仰与权力结合，能最大化社会的凝聚力。但随着知识、经济与个体意识的崛起，这种合一逐渐成为社会进化的阻碍。宗教拒绝修正自身的信条，而政治则需要不断调整制度；一个追求永恒，一个追求现实。政教不分，意味着社会的模型更新机制将被信仰冻结，社会从此无法自我迭代。

政教分离的意义，正是在于恢复社会“模型更新的自由”。当宗教继续提供意义与精神秩序，政府负责规则与利益协调，两者各司其职，社会便获得了双重稳定结构——精神上的凝聚与制度上的灵活。这种分工，是文明现代化的起点。

政与教，本身都是客观存在的，没有一个社会是只有政而无教，或只有教而无政。政代表现实秩序的管理系统，教代表意义秩序的建构系统。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生态位：前者负责协调利益与权力，后者塑造信仰与价值。当二者未能实现分离时，必然会发生结构性的绑架——要么是政利用教，以信仰之名为自身统治提供合法性背书；要么是教借助政，以权力之手巩固教义的垄断地位。前者导致政治神圣化、独裁化，后者导致信仰政治化、教权极化。两种状态都削弱了社会的自我修正能力，使社会失去在历史演化中的开放性与适应性。

政教分离的意义，正在于防止这两种力量的互相劫持。政治的合法性应来自理性共识与公共契约，而非神授与神权；宗教的信仰应根植于个体精神的自由，而非由政治权力的庇护维系。只有当信仰的领域回归精神与道德，政治的领域专注规则与公共利益，社会才能在“意义秩序”与“制度秩序”之间保持平衡。政教分离的本质不是拒绝宗教，而是承认宗教的功能边界——让宗教为心灵提供归宿，而不是为权力提供护符。

其实从模型的视角来看，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构，并非宗教与政府的对立，而是它们在不同层面的有机分工。宗教的核心功能，是为社会提供精神坐标与信仰共识，降低个体间的心理摩擦，塑造文化的一致性与社会的凝聚力。宗教的存在，让个体在多元竞争与不确定中仍能找到意义的锚点——这是一种“价值层面的稳定机制”。而政府的功能，则在于通过制度与规则，维持社会运行的可预期性，保障资源分配与公共秩序。它所依赖的，不是信仰，而是理性；不诉诸神圣，而诉诸契约。

当宗教提供了“意义秩序”，政府维系了“制度秩序”，社会才具备了结构上的张力与平衡：一方面有足够的精神凝聚力，避免社会原子化；另一方面也有足够的制度开放性，防止信仰僵化为压迫。最终，社会的创造力来源于第三层——组织与个体的自由竞争。它们是社会的“模型生成器”，在宗教与制度提供的秩序框架中不断实验、创新、淘汰、更新。宗教提供方向，政府提供边界，个体提供动力，这三者的动态耦合，才构成一个能自我进化的文明系统。

这样的社会模型，本质上是分层自洽的：宗教维系长期的意义稳定，政府维系中期的制度稳定，而市场与个体创新维系短期的灵活性与活力。三者各自承担不同的时间尺度与功能区间，共同抵御社会系统的熵增。宗教过强，则社会陷入信仰僵化；政府过强，则社会陷入制度独裁；市场过强，则社会陷入短期功利与精神真空。理想的社会模型，不是三者之一的胜利，而是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一个能持续自我修正、又不失共同意义的结构。

从这一点看，政教分离并非宗教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宗教回归其应有的层级位置。它从权力的工具退回到文明的根基，从政治的装饰退回到精神的原点。真正成熟的社会，不是没有宗教，而是人人都在更高层意义上“具备宗教性”——对共同价值的信仰、对制度公平的信任、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宗教、政府与个体竞争机制三者合一，正是文明能持续演化的终极结构。其实我们从模型视角来总结一下理想社会的模型：由宗教来构建信仰共识、降低社会摩擦和塑造社会文化，然后由政府来制定规则，维护社会秩序，推动信息的透明化和时效性，最终由社会上的组织和个人自由竞争，提供模型多样性策略。

从这个多层模型系统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各宗教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与演化。不同宗教体系，其实是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对“共识形成机制”与“社会模型结构”的实验。它们提供了不同的信息流动方式、共识形成逻辑与社会协调结构。

犹太教：契约型共识模型 犹太教的核心不是神权，而是“契约”。它以“神—民族—律法”的三元结构建立社会共识，将信仰与伦理绑定在文本与法则中，而非政治权力。这种模型依靠内部的契约与教义实现社会自治，即便在流散中仍能维持群体的文化连续性。其特征是高凝聚、高自治、低适应：稳定而封闭，能够维持内部秩序，却难以适应外部变化。但它孕育了“法治”与“契约精神”的原型，是将共识从血缘转向理念的第一次尝试。

基督教：分层型共识模型 基督教的历史是一部“信仰与权力的分化史”。中世纪教会曾垄断精神与制度的双重层级，使政治合法性来源于神权；启蒙运动后，西方通过政教分离完成了社会模型的重构。宗教回归精神领域，政治建立在理性契约之上，个体与市场承担创新功能。此举恢复了文明的演化弹性。基督教文明的成功在于意义秩序与制度秩序的分层：在精神上统一、在制度上多元，形成一种“分层协同型社会模型”，奠定了自由主义与宪政的文明结构。

伊斯兰教：一体化秩序模型 伊斯兰教将神法、政治与社会秩序融为一体，是“信仰即制度”的典型形态。它在低信息、低复杂度的时代极具效率：统一的神权与律法让社会拥有极高的执行力与共同体稳定性。但代价是缺乏层级分化与自我修正机制。当社会复杂度上升时，这种模型的适应性迅速下降。它是秩序极强、演化极弱的统一模型，适合封闭环境，难容多元反馈。

印度教：等级固化模型 印度教的社会模型将宗教信仰直接嵌入权力结构。种姓制度让宗教成为社会分层的神圣合法性来源，形成“宗教—社会—政治”同构体系。它的稳定性极强，但几乎失去信息流动与模型更新能力。宗教在此不再是信仰系统，而是社会结构本身。模型特征为超稳态结构：高秩序、零演化。它维持了长期文明延续，却抑制了创新与流动。

佛教：去中心化自洽模型 佛教打破了外在神权，将“意义秩序”转向内在心性。它不依赖权威而依赖觉悟，把救赎从外部转向个体，使宗教获得普遍适配性。其模型是一种精神自治系统，无需政权支撑也能维持秩序。它的特点是高自洽、低支配、强兼容性，既能与多种社会制度共存，又能为文明提供心理缓冲和文化连续性。东亚文明的长期稳定，正源于这种去中心化的信仰结构。

儒教：伦理秩序模型 儒教是一种介于宗教与政治之间的中间层模型。它没有超验神灵，却以“天道—人伦—礼制”构建意义秩序。其核心不是信仰神，而是信任秩序；不是祈祷救赎，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教把宗教性转化为伦理性，把信仰的凝聚力内化为社会规范。它是一种制度化的精神结构：以道德约束维系社会协同，以礼仪结构稳定秩序。儒教文明的强项在于能把精神秩序与政治秩序融合，而其局限在于创新性不足与个体自由空间有限。可以说，儒教是“伦理宗教”的极致形态，是“政教分离”之前最成功的“政教融合”样本。

泛神论：去中心化共识模型（理性文明的精神极限） 泛神论将“神”与“自然”视为同一存在，试图以宇宙秩序取代人格化神灵的崇拜，从而实现理性与信仰的和解。它的伟大之处在于消解了超验权威，让人类不再依赖外部神祇，而直接在自然与理性中寻找意义。然而，从社会模型的角度看，它的共识机制是高度分散的。每个个体都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神圣”，信仰从集体转向个体，秩序从统一转向去中心化。 在哲学层面，这是信仰的自由；但在系统层面，这意味着共识的瓦解。没有统一的叙事，社会的意义坐标开始解体；没有精神中心，公共价值趋向稀释。泛神论的特征是高兼容性、高抽象性、低凝聚力：它为理性文明提供精神缓冲，却无法维持长期的社会共识。 因此，泛神论不是宗教的终点，而是宗教的熵极限——当意义的传播完全自由，信仰的聚合也随之消散。它标志着信仰体系的个体化与社会精神的去中心化，是文明从“神权秩序”走向“信息秩序”的过渡形态。

各个不同宗教社会的结构特点如下：

从模型的角度看，基督教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最早完成了“意义秩序”与“制度秩序”的分层，从而让社会具备了自我演化的能力，这也说明了科学从基督教社会走出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在这种结构中，一神论提供象征共识与精神信仰，塑造超越个体的价值底层；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理性共识与公共契约，负责维持现实秩序与规则体系；而社会中无数个体与组织，则在信息开放和规则框架内自由组合、竞争与更新，构成了模型的动态选择机制。这一分层结构，使得基督教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形成“精神统一—制度开放—个体创新”三层耦合体系的社会模型，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文明的核心区域几乎全部出现在基督教世界。

然而，所谓“基督教社会”并非单一模型，而是一个在历史中多次自我重构的复杂系统。它在内部孕育出三种不同的结构形态：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三者共享同一信仰源头，却在“精神中心化程度”、“制度分层深度”与“自我修正机制”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演化方向。这三种路径，恰好构成了人类社会在意义与制度关系上的三种典型实验。

天主教代表的是一种“中央化的意义秩序模型”。它以罗马教廷为唯一精神中心，通过教义与仪式建立纵向统一的信仰网络。其优点在于精神高度集中、组织严密，能够在低信息时代维持秩序与凝聚力。但其缺陷也在于结构的封闭：信仰的解释权垄断于教会，社会缺乏来自下层的反馈渠道。于是，天主教文明的创新动力主要来自制度层的外部冲击，而非内部的信仰更新。它是一种典型的“稳态文明模型”——秩序强而演化弱，统一有余而开放不足。

东正教的模式则相反，它是一种“政治吸附型模型”。在这一体系中，宗教并非独立存在，而被国家机器吸收进政治结构之中。皇权成为神意的体现，信仰成为民族与政权合法性的延伸。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形成极高的社会整合力，尤其在危机与战争中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但缺陷也十分明显：当宗教与国家深度绑定后，信仰失去了独立性，一旦政治体制崩溃，信仰秩序也随之瓦解。东正教文明因此长期呈现出“稳定而僵硬”的特征——能维持传统，却难以更新制度；能统一民族，却无法驱动现代性。

新教的出现，则是一场基督教文明内部的结构性革命。宗教改革将人与上帝的关系从制度层面还原为个人与信仰的直接契约，打破了教会对精神权威的垄断。信仰不再是服从仪式的外在行为，而是良知与责任的内在自觉。救赎不再依赖中介，而是通过个体的劳动与行动得以体现。这种信仰模式天然地与理性、契约精神、自治伦理兼容，进而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与现代公民社会。从模型视角看，新教文明首次实现了“信仰的内在化、制度的分层化与社会的多样化”三者的协同，是精神自由与制度理性结合的产物。

因此，天主教保留了神权的形体，东正教保留了权力的形态，而唯有新教完成了信仰的去中心化与制度的自我演化。它使宗教从统治结构转化为文化底层，使信仰成为理性社会的内驱机制。基督教文明的分支演化，正好映射出社会模型的演化方向——从意义的集中走向意义的分散，从权威的垄断走向制度的反馈，从信仰的服从走向理性的契约。这种演化，使得社会既能保持精神的连续性，又能获得制度的开放性。也正因为如此，现代文明的核心结构——自由、法治、契约、责任——最终在新教社会中达到了最优平衡。

论证到这里，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前面简单提了美国是人类之光，下面我们将详细论述下为什么是美国。我们将从两条主线去剖析美国为什么会强大：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由一群新教徒建立的国家，为什么偏偏是新教徒？这是巧合吗？显然不是。因为只有新教徒同时具备了两样其他人不具备的特点，分别是先进的技术和社会管理理念。

关于技术这块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其实就是新教徒把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成果直接带到了美国，不值得过多阐述。

我们重点讲一下先进的社会理念，即社区自治文化。我们很多人在介绍美国的时候，都把重点放在了自由平等上，但是自由平等只是结果，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美国民众的社区自治文化。而社区自治的来源，就是新教的会众制，会众制是信教下面的一种制度，会众制源自于神学家慈运理的主张，就是主张各教会独立，教会的牧师为教会内最高的决策者，并由会众决议一切教会的内部事务。会众制有以下几个特点：

地方教会自治：每个地方教会在治理和决策上完全独立。教会的事务由会众共同讨论和决定，牧师和长老只是教会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会众的集体决策。

民主决策：会众制强调全体会众的参与权，教会的重大决策通常通过全体会众的表决决定。这种模式被认为是基于新约圣经中教会早期的组织形式。

灵性平等：信教会众制体现了宗教灵性上的平等观念，认为所有信徒在上帝面前地位平等，因此没有等级式的宗教领袖。

反对中央化：信教会众制拒绝主教制和长老制的中央化权威，认为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都会限制教会的属灵自由。

紧密的地方团体：由于信教会众制强调地方教会的独立性，这些教会通常有很强的社区归属感，成员之间关系密切。

这玩意为什么牛逼？因为这项制度设计同时具备了一个强大文明社会的所有条件。社会组织能力下放，这就使得新教在传教的过程中无须跟上级汇报。几十个人就能开始传教殖民，社区内有新牧师诞生后，可以分裂出去继续传教，这就跟病毒复制一样，生命力旺盛。以牧师为首的社区自治体现了分布式社会结构，又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多样性基础，因为新社区形成后会有自己的发展方向。

当初的五月花号载了一船新教徒登陆北美大陆，牧师带领民众就能完成社会正常运转管理，根本不需要什么政府。我们前面文章花了大量的笔墨在描述进化论的分叉—筛选—成长—继续分叉的多样性价值，什么是社会形式多样性，这个就是。

民主决策强调会众的参与权，教会的事务由会众共同讨论和决定，这个极大的提升了民众参与社区管理及政治的积极性，同时降低了社区管理成本。

灵性平等和反对中央化体现了平等理念和制衡理念，维护了社区自治的生存基础，为遏制集权提供理论和文化基础。紧密的地方团体和民众对社区的自治管理构建了民众的归属感，以及对本地地区的热爱。

所以说，美国的民主自由权利并不是建立在宪法上，而是建立在社区自治上。但是空说民主自由有点抽象，很多人理解不了民主自由带来的直接好处。

我们还是回到进化论的进化论的分叉—筛选模型上。核心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利用多样性来应对筛选，防止单一下注因为环境突变被一波带走。同时多样性的社会结构，塑造了多样性的发展模型，容易筛选出最佳样本和方向。社区自治并不规定民众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生活，只要不违法就行。一个社区管理不善没关系，破产消失就行，同样会有新的社区产生。这种社区自治的文化成为了美国民众的底色和能力，不仅仅体现在生活上，同样体现在商业和科技发展上。美国有很多的协会，什么医生协会、律师协会、足球协会、半导体协会、学生会这个协会那协会的，都是自治文化的延伸，不需要政府介入，也能管理运行的很好。

我们前面说过，所有的竞争都是模型与模型的竞争，而通过筛选，需要提供大量的模型样本。这种组织能力下放的结果，就是美国社会充满活力。随便抓100号人，都能产生围绕以“牧师”为首的管理组织并正常运行。

我经常会有一种感概，每对美国深入了解一次，都会有一种天选之国的感觉，因为这条道路真的不可复制。欧洲的分封制度为基督教的普及提供了发展空间。教权和王权的矛盾，又为新教提供了存活空间，然后这些新教徒来到了远离其他国家的美洲大陆后，才有了今天的美国，一层一层的筛选，这里面少了一个条件，都会失败。

不管哪里，我们都提倡创新能力。我至今没有发现一个老板或者领导公开说抵制创新的，但是为什么只有美国的创新最多？不是美国人创新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美国社会包容，美国社会提供的模型策略最多。创新不过是一个社会包容后遗留下来的结果，并不是能力。我们很多地方提倡的创新的能力，是你今天搞一个特斯拉出来，明天你搞一个人工智能出来。希望的是你自己直接拿结果，至于那些失败的样本及代价，不是领导们考虑的事情。

美国包容的制度，提供了大量的模型，这种模型不管是社区管理，还是商业公司，或者其他的技术发展，每当有新模型通过筛选（得到市场验证），这些新模型都会给美国的生产力注入极大动力，进一步提升美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包容性（社会福利兜底能力上升），进一步促成生产力的解放。

达尔文进化论阐述了物种进化的演变规律，因为你不知道未来的筛选方向在哪，想要通过筛选，你需要提供多样性模型，需要提供包容文化和制度，提高社会福利，这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真正内核。

而别有用心者会这样解读达尔文进化论，你必须要强大才能活下去，你没有你的对手强大，那你就活不下去。将你死我活的竞争解读成达尔文进化论内核，刻意引导你去过度竞争和内卷，属于逆练达尔文进化论。

我们前面阐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以及底层规律，同样从结构上证明了为什么基督教社会会胜出。接下来，我们会同样从结构视角，论证我们文章的主题，即大政府为什么必然会失败？

前文我们已经指出，任何生命体系的生长，都依赖“分叉—筛选—更新”这一底层算法。社会亦然。社会的生命力，来自结构内部的多样性与层次性。而大政府的问题，恰恰在于它摧毁了这种结构的层次差，消除了系统内部的自由度，把原本分布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模型竞争关系，全部收拢到一个中心。这种结构的塌缩，使得社会从一个具备自我修正能力的复杂系统，退化为一个自我参照的封闭回路。

一个社会如果要具备进化能力，它必须在结构上维持两种张力：局部的自由和整体的秩序。局部自由保证多样性，整体秩序保证稳定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生态系统中物种间的平衡：足够分散，系统能不断生成新物种；足够聚合，系统能维持整体的稳定。理想状态下，这两股力量彼此牵制，使社会在“多样性—筛选—稳定性”的循环中实现长期演化。而大政府的逻辑，是把这两种力量都集中到一个节点上，让秩序完全覆盖自由，用“控制”替代“筛选”。从结构上看，这相当于把生态系统改造成单一物种的农场——在短期内高产、整齐、可控，但在环境一旦变化时，整个系统毫无弹性，瞬间崩溃。

进化的成功依赖于分布式的试错，而大政府的决策逻辑则是集中式的确定。前者依靠“多数失败换少数成功”的概率机制，后者追求“一次正确”。但“一次正确”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对复杂系统规律的误判。世界的演化不是由理性计算驱动，而是由试错网络推动的。大政府的中央集权结构使得“试错”变成了“试一次”，而“错误”则变成了“灾难”。因为权力集中意味着错误成本被放大，任何局部的错误都将成为系统性的坍塌。进化要求能容错，而大政府结构从根本上排斥容错。于是社会的学习机制被掐断，反馈机制被延迟，创新机制被冻结。长远看，大政府不是在避免错误，而是在累积一次足以致命的错误。

信息流动的结构同样揭示了问题所在。信息只有在自由流动的网络中才能形成真实的反馈，而中心化的结构会不可避免地形成信息瓶颈。下层为了避免惩罚，只会上报符合上意的信息，逐层筛选后抵达顶端的，不再是真实，而是经过多重过滤的幻觉。这种结构性的信息扭曲，使得上层的决策失去了环境感知能力，就像神经系统被切断的身体，看不见外部的变化，只能凭经验和想象行动。信息失真后，决策者会越来越依赖指标体系来代替现实，而指标一旦成为目标，本身就会被操纵。于是，一个看似井然有序的宏观机器，实际上已陷入了系统性自欺的循环。

从能量的角度看，大政府是一种高耗散的结构。中央集权意味着所有的信息与决策都要经过长链路的传导，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能量维持——汇报、审批、核查、再审批。系统本身的运转成本远高于问题本身的解决成本。当这种能量消耗超过了系统的产出，整个社会就会陷入“组织性熵增”——外表稳定，内核腐败。人们看似在忙碌地执行命令，实际上只是维持系统的形式存在。真正的创造活动则被挤压到体制之外，因为那部分能量无法被中心吸纳。最终，大政府会陷入一种“结构性饥饿”：越控制，越无能；越扩张，越低效。

从时间结构上看，大政府还具有一种内在的滞后性。因为所有决策都必须自上而下传递，所以任何结构调整都要经过漫长的审批与层级确认。当外部环境的变化速度超过内部调整的速度时，系统的所有响应都是事后性的。这种结构上的时间错位，导致大政府注定生活在昨天。它擅长管理稳定的世界，却无法应对动态的世界。当一个社会的反馈周期远慢于环境变化周期时，这个社会就会进入“结构惯性期”——即明知方向错误，却因结构负重而无法转向。每一次修正，都需要付出指数级的代价。

因此，大政府的失败不是因为某个领导人的愚蠢，也不是因为某种意识形态的错误，而是因为它违背了结构演化的底层规律。它让社会从一个开放系统变成了封闭系统，从一个多模态的竞争网络变成了单一决策链条。它以确定性替代了不确定性，以命令替代了反馈，以秩序替代了进化。它把“分叉—筛选—更新”的生长过程，压缩成“命令—执行—报告”的死循环。从结构上看，大政府的存在就像一个逆热力学的机器，试图通过持续的输入维持表面稳定，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信息耗尽、能量枯竭与功能塌缩。

真正健康的社会结构，不是无政府，而是分层自治的多中心系统。中央应当提供的是“边界与秩序”，而非“方向与结果”；地方与个体则在边界内进行自由探索，用竞争与失败换取社会的整体学习。政府存在的意义不是取代社会的进化，而是为进化提供安全的制度框架。一个能不断生成新模型、及时淘汰旧模型的社会，才是真正符合进化论逻辑的社会。而大政府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阻断了这个循环，让模型无法生成、筛选无法进行、时间无法更新。它把文明的动态系统，变成了一座形式上秩序井然、实质上生机枯竭的铁笼。

在有了上面的基本认知之后，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苏联的必然失败，以及日本社会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两者虽然在形式上截然不同，一个是以计划经济为核心的极权国家，一个是以企业秩序为代表的高度组织化社会，但它们的结构逻辑却惊人地相似——都在不同程度上走向了结构闭合，都让系统的“分叉—筛选—更新”机制失效，从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失去了持续演化的能力。

苏联的崩溃，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结构注定的结果。苏联的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封闭系统”，它试图让中央集权的计划取代市场的反馈机制，让政治信号取代价格信号。计划者以为，只要掌握足够的数据、足够的计算能力、足够的控制，就能精准地预测和调配整个社会的资源分布。然而，问题的核心不在“计划能力的高低”，而在于这种结构根本违背信息的热力学约束。社会的复杂度远超任何中心化处理单元所能承载的信息量，当局部的真实被迫上升为抽象的数字汇总，中央获得的“信息熵”反而减少。于是，中央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层层过滤的幻象，而不是社会的真实状态。

这种幻象的长期积累，让苏联形成了一个“完美而虚假的世界”。生产指标年年超额完成，文件报告一片繁荣，计划部门纸上绘制着光明的未来。然而实际的社会中，物资短缺、效率低下、创新停滞。原因不在于人不努力，而在于结构使得努力失去了意义——没有自由的竞争，就没有真实的筛选；没有真实的筛选，就没有进化的方向。苏联的科学技术在早期依靠高强度动员还能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当技术的复杂度与社会信息量指数级上升后，这种自上而下的“命令式创新”彻底失效。它不能容忍失败，因此无法学习；它不能允许多样性，因此无法筛选。最终，它成了一座巨大的封闭生态——外表统一而强大，内部早已停止呼吸。

苏联的解体不是政变的结果，而是结构自熵增的自然崩塌。当社会的信息流被彻底堵塞，连领导者自己也无法再获取真实世界的反馈，所有的修正机制都失效了。就像一个不再感受到疼痛的身体，短时间看似健康，实则正在被内部病灶慢慢侵蚀。计划体系的崩溃，就是反馈机制完全丧失后的自然终点。历史的裁决，不是政治斗争的胜败，而是系统演化逻辑的胜败。苏联败给的不是美国，而是它自己的结构。

如果说苏联的失败是一种极端集权导致的“硬崩溃”，那么日本社会的问题，则是一种温和而漫长的“软衰退”。日本并没有政治极权的问题，但它在文化与信仰层面，构建出一种同样封闭的结构秩序。它不是死于权力，而是困于秩序。日本的社会逻辑看似民主与自由，但其深层信仰结构——由神道、佛教与儒家伦理交织而成——在根本上压制了分叉、冲突与变异的空间。

日本的原生信仰“神道”强调“和”与“净”，它推崇自然万物的共存，反对对抗与破坏。神道的世界观认为秩序本身就是神圣的，混乱是不洁的。这样的精神底色，让日本文化从宗教起点就对“分叉”抱有排斥心理：偏离即是不净，差异即是危险。后来佛教的“无我”和儒家的“礼制”思想被吸收进来，进一步把这种对秩序的崇拜结构化。佛教的“忍耐”与儒家的“上下有序”，共同铸造出一种文化铁律——服从比创造更重要，稳定比突破更可贵。于是，日本社会的每一个层级，从家庭到公司、从公司到国家，都在复刻同一种结构：个体服从集体，集体服从系统，系统服从传统。

这套精神结构在动员时代极为高效。战后重建期，日本通过这种高度秩序化的社会模式，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奇迹。它的效率、纪律、责任感成为全球典范。但进入开放竞争与技术爆炸的新时代后，这种结构的弊端显现出来。因为进化的本质是分叉与筛选，而日本社会的文化机制却不断抑制分叉、排斥冲突。创新需要容忍错误，但日本社会把错误视为耻辱；变革需要打破秩序，但日本文化把秩序当作信仰。于是，社会越是完美，就越无法改变。人们在结构上被迫追求“无错”的完美过程，而不是“有可能错”的新方向。最终，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台高精度但无增长的机器：一切都井井有条，却没有新的能量源。

这种文化逻辑不仅体现在精神层面，还延伸进了日本的企业制度。日本公司被称为“宗教化组织”并不夸张。企业像神社一样拥有自己的信条，员工对公司忠诚如信徒对神明。年功序列、终身雇佣、晨会问候与企业颂歌，这些看似管理学的制度，其实是信仰结构的世俗化表达。它们构建了一个“秩序即安全”的集体幻觉：只要不破坏规则，一切都会持续安稳。可是在全球创新网络快速迭代的时代，这种封闭的组织模型成了创新的天然障碍。没有退出机制，就没有试错空间；没有试错空间，就没有学习；没有学习，就没有进化。于是，日本陷入了一种温和的停滞——既没有显见的危机，也没有真实的前进。

苏联的失败是剧烈的崩塌，日本的问题是缓慢的冻结。一个死于过度集中，一个困于过度有序。两者在形式上不同，在结构上却同源：都阻断了系统的“分叉—筛选—更新”循环。苏联是政治上的封闭，日本是文化上的封闭；一个拒绝反馈，一个拒绝变化。它们都曾在短期内获得辉煌的成就，但都无法持续演化。苏联的计划表和日本的会议纪要，本质上都是同一种结构幻觉——以控制抵抗不确定，以秩序掩盖熵增。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问题不是技术落后，也不是政策失误，而是一种信仰层面的结构困境。神道的“和”、佛教的“无我”、儒家的“礼序”共同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秩序世界，却同时封闭了进化的入口。它让日本社会变得优雅、纯净、稳定，却也让它在面对未来时失去了突变与分叉的勇气。文明的真正生命力，不在于精致，而在于粗糙的可变性；不在于秩序的完美，而在于能在混乱中生长。苏联崩溃的那一刻是轰然倒塌，日本的衰退则是静默凋零，但两者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都被自身的秩序所吞噬。

所以，当我们说“大政府必然会失败”时，其实指的不仅是政治体制的僵化，更是一切企图以“秩序”取代“进化”的社会形态都会走向自我毁灭。无论是苏联的计划机器，还是日本的秩序文化，它们都违反了同一条自然法则：任何拒绝分叉与反馈的系统，最终都将在稳定中腐烂，在秩序中死去。真正能延续文明的社会，不是最完美的，而是最能学习、最能修正、最能自我更新的。

其实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把这种演化逻辑简化为一个文明公式：理想社会的模型，应当由宗教提供共识和价值判断，由教权制衡政权，由政权防止经济垄断，从而确保自由竞争与结构开放。 因为一旦社会被某一单一力量垄断——无论是政权胁迫教权，还是教权挟制政权，抑或是无政府时代由资本垄断资源——其结果都一样：社会系统的“多中心结构”被摧毁，反馈机制被掐断，模型无法分叉更新，文明的进化因此停止。失去了迭代能力的社会，就像一棵停止生长的树，外表依旧挺立，但内部已然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