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29 日，国务院发布的新一轮生育支持包引发热议，0 - 3 岁每年 3600 元补贴、逐步推广免费幼儿园、延长育儿假等政策，让朋友圈满是期待。

但我却认为这点钱作用不大。今天，我就好好分析下，这些政策想要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但是靠简单 “催生”并不能起效。并且生育率下降并非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养老金收入下降支出增加的问题。

补贴为何难以奏效？

先看国外，日本在过去 30 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鼓励生育，据相关统计，这些年日本在生育补贴、育儿福利等方面的总投入累计高达数十万亿日元 ，然而其生育率却始终稳定在 1.3 左右，远低于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 2.1 的水平。韩国同样不遗余力，砸下 2000 亿美元用于提升生育率，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生育率一路跌到 0.7 ，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再把目光投向国内，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完成基础教育，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隐形补贴经估算高达 100 万。以北京为例，我们总觉得国家在孩子身上投入不够。 但真相是，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早就以另一种形式，给我们的孩子发放了巨额的“隐形补贴”。这个补贴，主要就藏在我们的公共教育系统里。

以上海为例，普通小学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大约在5万元人民币左右，普通初中更高，大概在6-7万元，普通高中则可能达到8万元以上。小学阶段6年 * 5万/年=30万元。初中阶段3年6万/年=18万元。高中阶段3年7万/年=21万元。一个北京、上海的孩子，就已经从政府那里拿到了 30 + 18 + 21 = 69万元 的教育补贴。如果加上幼儿园的补贴，这个数字轻松超过75万元。

这还没完。上了大学呢？中国的公立大学学费非常便宜，一年只有几千块，这远远不是培养一个大学生的真实成本。背后同样是国家巨额的财政补贴。一个普通的本科生，四年下来，政府为其投入的补贴总额，再添个十几万，是板上钉钉的。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在一线城市，他（她）享受的来自国家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教育补贴，总额轻松达到接近100万元人民币。

你看，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这笔高达百万的巨额补贴，促进生育了吗？恰恰相反，享受这种高额补贴最充分的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它们的人口生育率，是全中国最低的。

当下养育孩子的成本，早已远超基本生活所需，犹如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父母肩头。在教育方面，早教班成为许多家长的 “必修课”。以市面上较为常见的某知名早教机构为例，一年的课程费用在 2 - 3 万元左右，这仅仅是孩子早期教育的开端。随着孩子成长，兴趣班接踵而至。一个普通钢琴班，一节课收费 300 - 500 元不等，一年下来，仅钢琴学习的费用就要 3 - 5 万元。

而学区房更是教育成本中的 “大头”。在一些城市，对口好学校的几十平米老破小，价格能比同区域其他房屋翻好几倍。例如在上海的某些优质学区，一套 30 平米左右的老房子，售价可能高达 500 - 800 万元 ，其单价远超周边品质较好的非学区房。

除了教育，孩子的生活成本也不容小觑。从奶粉、尿不湿到衣物、玩具，每一项开支都持续不断。一罐中等品质的奶粉，价格在 200 - 400 元左右，婴儿时期每月可能需要消耗 4 - 6 罐；尿不湿每月费用也在 500 - 1000 元左右。孩子稍大一些，衣物、玩具的更换频率也带来了不小的开支。

在这样高昂的养育成本下，每年 3600 元的生育补贴，三年共计 10800 元，显得微不足道。它可能不够支付几个月的早教班费用，甚至不够半年的奶粉钱，更无法与未来十几年持续的教育投入相提并论。就如同想买一辆价值 100 万的保时捷，销售却只送一张 500 元的加油卡，根本无法改变消费者的决策。

米塞斯在他那本伟大的著作《人的行动》里，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我们常识的观察。他说，资本主义文明有两个极其重要的标志性特征。你猜是什么？第一，人的平均寿命被极大地延长了；第二，出生率显著地下降了。

你看，米塞斯在百年前就把 “低生育率” 和 “长寿” 并列，视为现代社会的一体两面。这不是一个 Bug，需要我们去修复；这是一个 Feature，是系统的 “出厂设置”。

为什么会这样？逻辑链条是这样的：在前现代社会，或者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是什么样的？缺医少药，饥荒、瘟疫是家常便饭，人的寿命很短，夭折率极高。据历史资料记载，在 18 世纪的欧洲，人均预期寿命仅为 35 岁左右 ，婴儿死亡率高达 30% - 40% 。

在那种环境下，一个家庭要想延续下去，唯一的生存策略就是 “多子多福”。你必须生足够多的孩子，才能对冲掉那个极高的死亡率风险。孩子在那个时代，某种程度上是一种 “生物学意义上的保险”。

而且，孩子很早就得下地干活，成为劳动力，养育成本极低，还能创造经济价值。例如在农业社会，一个 5 - 6 岁的孩子就可以帮助家里从事一些简单的农活，如放羊、除草等 。所以，多生是那个时代最理性的选择。

但是，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它带来了技术进步、财富积累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以英国工业革命为例，工业革命后，医疗技术得到极大发展，公共卫生条件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开始大幅增长。到了 20 世纪初，英国人均预期寿命已增长至 50 - 60 岁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有能力，也有意愿进行 “长期规划” 了。我们不再只为眼前的生存挣扎，我们开始思考自己的一生，思考子女的未来。

你看，这个转变是根本性的。当人均寿命只有三四十岁的时候，你考虑不了那么远。但当你能活到八九十岁，你的人生视野就完全不同了。你开始投资自己，投资自己的教育、健康和事业。同样，你对子女的看法也变了。你不再需要靠数量来对冲风险，你开始追求 “质量”。

于是，生育的逻辑就彻底翻转了。从前的 “多生多育，粗放经营”，变成了今天的 “少生优育，精耕细作”。低生育率，本质上是社会进步、人民富裕之后，个体选择的一种理性结果。它是我们告别了短寿和贫困的勋章，而不是一个需要被纠正的错误。

我还得给你介绍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经济学引入生育研究的加里・贝克尔。贝克尔是把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到家庭、婚姻、生育等社会学领域的开创者。他的观点更直接，也更 “扎心”。

贝克尔说，我们不妨把生孩子这件事，看作一个家庭的 “投资决策” 或者 “消费决策”。孩子，是一种能给父母带来巨大情感满足的 “耐用消费品”。请注意，这里不是不尊重孩子，而是用一种经济学的框架来理解父母的行为。

既然是消费品，就有两个维度：数量（Quantity）和质量（Quality）。在过去，父母更看重 “数量”。以我国农村地区为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个家庭生育 4 - 5 个孩子是很常见的现象 。而在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压倒性地选择了追求 “质量”。

什么是 “质量”？它不是说孩子天生的基因好坏，而是指父母愿意为这个孩子投入的资源总和。这包括：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更丰富的体验（比如旅行、兴趣班）、更充足的陪伴时间，以及最重要的 —— 一个更有保障、更高起点的未来。

这个 “质量” 的军备竞赛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你家孩子上公立，邻居家的孩子上了国际学校；你家孩子学钢琴，同事家的孩子在学马术；你给孩子报了奥数班，同学的家长已经带着孩子参加了哈佛的夏令营。

这种对 “质量” 的追求，使得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变得极其高昂。这个成本，不仅仅是金钱，更是父母的时间、精力和机会成本。尤其对于现代女性来说，生一个孩子，往往意味着职业生涯的中断或重大调整，这个损失是巨大的。以某互联网企业为例，有调查显示，女性员工生育后，职位晋升的概率比生育前降低了 30% - 40% ，平均薪资增长速度也明显放缓。

现在，我们把生育补贴放回到贝克尔的这个框架里看。一年 3600 块钱，三年一共 10800 块。这个钱对于一个追求 “高质量” 养育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可能不够几个月的早教班费用，不够半年的奶粉钱，更不用说跟未来十几年的教育投入相比了。

这就像你想买一辆价值 100 万的保时捷，纠结的不仅仅是车价，而是你有没有那个实力去养它，包括它的保险、保养、油耗，以及开着它进入的那个圈子所需要的一切。这时候，销售跑过来跟你说：“哥，今天我们店里搞活动，送您一张 500 块的加油卡！” 你会因为这 500 块钱，就下定决心买下这台保时捷吗？当然不会。

生育补贴，就是这张500块的加油卡。它试图解决的是孩子的 “价格” 问题，但父母们真正焦虑的，是孩子的 “质量” 成本。这个成本，动辄上百万甚至数百万，区区几千几万的补贴，在它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它改变不了那个核心的决策方程。

社会的生育水平，受到其成员对下一代“期望值”的限制。期望值越高，生得就越少。这是因为现代人父母的责任感太强了。他们害怕自己付出得不够好，不够多，害怕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掉队。

这种深沉的爱和焦虑，混合成了这个时代最坚硬的“避孕药”。热热闹闹的生育补贴政策，它只是一种安慰剂，但它绝不是一剂能够扭转乾坤的猛药。难道就束手无策了吗？如果低生育率本身不是问题，需要处理吗？

把近年来从放开二胎、三胎到“双减”、高中强制双休、免费幼儿园、生育补贴、延迟育儿假按时间轴排列，背后的逻辑逐渐清晰。都是为了降低生育限制和育儿成本，提高生育率。其根本目的还是鼓励生育，让未来有更多劳动力，有更多的人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也就是想让未来的劳动力 “够用”，有更多的年轻人缴纳养老经。因为养老金穿底的速度比生育率下降更快，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

2023 年，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为 2.8∶1，即 2.8 个在职人员供养 1 个退休人员。但据权威机构预测，到 2050 年，这一抚养比预计将降至 1.3∶1 。这意味着，未来在职人员供养退休人员的压力将大幅增加。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今天的工作人口缴纳养老金，用于支付今天退休人口的养老金。当出生人口减少，未来劳动力数量下降，而寿命变长使得退休人口数量增加且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变长，养老金系统就从 “收支平衡” 走向 “转移支付”。转移支付规模越大，为了维持养老金的发放，政府不得不提高税率，这进一步加重了企业和个人负担。

以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为例，为了维持养老金体系运转，企业所得税税率高达 30% - 40% ，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在 40% - 50% 左右 。企业成本增加，竞争力下降，不得不削减开支，包括减少招聘新员工，这使得年轻人就业难度加大，收入不稳定，进一步降低了生育意愿。而年轻人面对高房价、高物价、高税负，觉得生育成本太高，不愿生育。生育率下降又导致未来劳动力减少，加剧养老金制度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现行的 “现收现付” 养老金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代际转移支付模式，是剥削年轻人，去给别人的老人养老。在这种模式下，在职人员的缴费直接用于支付当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当社会处于人口结构较为年轻、出生人口较多时，这种制度能够顺利运行，因为有足够多的缴费人员供养相对较少的退休人员。

生孩子虽然是一个缓慢且艰难的过程，却是在不触动既得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养老金危机的一条相对 “无痛” 之路，只是这种痛苦被转嫁给了年轻的父母们。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寿命变长、出生人口减少的趋势日益明显。以我国为例，建国初期，人均预期寿命仅为 40 岁左右，而到了 2024 年，人均预期寿命已增长至 78.2 岁 。与此同时，生育率却持续走低，总和生育率已降至 1.07 左右 。这使得养老金制度从原本的 “收支平衡” 逐渐走向 “转移支付” 困境。

在转移支付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养老金的足额发放，政府不得不提高税率。企业面临更高的社保缴费负担，以某中型制造企业为例，其社保缴费占员工工资总额的比例高达 30% 左右 ，这使得企业成本大幅增加，利润空间被压缩，竞争力下降。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可能会减少招聘新员工，甚至裁员，导致年轻人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不稳定。

对于个人而言，高税负意味着可支配收入减少。以一个月收入 1 万元的普通上班族为例，扣除五险一金（约占工资的 20% - 25% ）以及个人所得税后，实际到手收入可能只有 7000 - 7500 元左右 。面对高房价、高物价，生活压力增大，年轻人觉得生育成本太高，生育意愿自然降低。

高福利制度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能提高人们的生活幸福感，例如提供免费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但这种制度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隐患。为了维持高福利，政府需要大量的财政收入，除了税收，别无他法。随着福利支出的不断增加，政府不得不持续提高税率。

在一些北欧国家，高福利曾经吸引了众多目光。但如今，这些国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以瑞典为例，其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曾长期维持在 50% 以上 ，企业所得税税率也在 20% - 30% 之间 。高税率使得企业创新和投资的积极性受挫，一些企业选择将业务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国家，导致国内就业机会减少，经济增长乏力。

对于年轻人来说，高税负下的低可支配收入，让他们在面对高房价时望而却步。以斯德哥尔摩为例，市中心房价每平米高达 5 - 8 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 3.5 - 5.6 万元） ，而年轻人的平均月薪在 2 - 3 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 1.4 - 2.1 万元）左右 ，购房压力巨大。再加上养育孩子的成本，包括教育、医疗、生活费用等，使得年轻人对生育产生恐惧。

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口数量不断攀升，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大幅增加，而与此同时，由于生育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逐渐下降，缴纳养老金的基数增长乏力。

这一增一减的反向变化，使得养老金基金池面临着 “入不敷出” 的严峻考验。部分地区甚至已经出现了当期养老金支付困难的情况，不得不依赖财政补贴来维持正常发放，长此以往，将给地方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影响政府在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能力。

而生育率下降导致未来劳动力减少，进一步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动力，税收来源减少。政府为了维持高福利，又不得不进一步提高税率，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年轻人的生活压力直接影响生育意愿。五险一金占工资比例大，减轻这一负担，年轻人可支配收入增加，生育压力减小。当人们意识到养老靠自己，会更理性规划人生，包括生育。教育和医疗的军备竞赛让父母焦虑，改革养老制度能减少过度补贴，缓解焦虑，让父母更愿生育。

补贴、双减、幼儿园免费，都只是止痛片，就像传销里交50000本金，每月返还300的游戏一样，羊毛出在羊身上。若用更大福利填补福利挖的坑，只会挖得更深。与其每年多发 3600 元，不如把每个月几千块钱的五险一金还给年轻人。

生育补贴等政策只能短期缓解问题，无法根本解决养老金和生育率困境。只有彻底改革福利制度，让每个人自己承担养老责任，才能打破恶性循环，解除养老金这个巨大的炸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把养老责任还给个人，而不是由政府强制收税来维持不可持续的高福利。这样人们就会自己规划自己的未来，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提高生育率、延迟退休。生多生少是每个人自己的规划，生育率的问题还是问题吗？

福利制度改革虽有困难，却是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政府要引导人们转变观念，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养老金威胁，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让人们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真正的勇气，是承认国家养不了所有人，养老终究要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