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8日，市场监管总局约谈了饿了么、美团、京东三家平台企业，要求其严格遵守《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范促销行为，理性参与竞争，构建“多方共赢”的生态。

这一消息看似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但这种干预却会对市场造成负面影响。

监管当局的这种行为，恰恰是在阻碍消费者“占便宜”，限制市场创新与效率。

一、市场的自发秩序

市场中的个体通过自愿交易、基于自身利益的决策，自动形成一种高效的资源分配体系，而无需中央计划者的干预。

市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参与者（消费者、商家、平台、骑手）通过价格、供需和竞争，协调彼此的行为。

以美团、饿了么、京东等外卖平台为例，这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推出促销活动、补贴和优惠券，消费者因此能以更低的价格享受服务，商家获得更多订单，骑手也能通过平台获得更多工作机会。

现在这种竞争看似“混乱”，但正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所推崇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通过竞争，平台不断改进服务，优化算法，降低成本，最终让消费者受益。

然而，监管当局的约谈却试图以“规范促销行为”“理性参与竞争”为名，强行干预这一自发秩序。

政府并非全知全能的“上帝”，无法准确判断什么是“理性”的竞争，也无法预测干预的后果。相反，政府的强制性措施往往会打乱市场信号，阻碍创新，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二、消费者“占便宜”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

监管当局的约谈中，要求平台“规范促销行为”，言下之意似乎是认为平台的补贴、折扣等行为过于激进，可能导致“不正当竞争”。但促销和补贴正是市场竞争的核心驱动力。消费者“占便宜”——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好的服务——并不是什么需要“纠正”的问题，而是市场经济的天然结果。

价格机制的魔力

价格是市场中最重要的信号。价格不仅反映了供需关系，还引导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当外卖平台通过补贴降低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时，实际上是在通过市场机制吸引更多用户，扩大市场规模。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对消费者需求的响应。

例如，美团和饿了么的“价格战”让消费者可以用10元的优惠券点一份原本20元的餐食。这对消费者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福利，而对平台来说，短期亏损是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长期来看则可能通过规模效应实现盈利。这种动态的价格调整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政府无权也没有能力判断这种竞争是否“过度”。

促销是创新的体现

促销活动不仅是价格竞争的体现，也是平台创新的成果。为了吸引消费者，平台需要不断优化用户体验、提高配送效率、开发新功能。

例如，饿了么可能通过算法优化缩短配送时间，美团可能通过大数据分析推出更精准的优惠券。这些创新的背后，是企业对利润的追逐，而利润的来源正是消费者的满意。

监管当局要求“规范促销行为”，实际上是在限制企业的创新空间。如果平台不能自由决定如何定价、如何促销，它们将失去改进服务的动力。

最终，消费者可能面临更高的价格、更低的服务质量，而非监管当局所宣称的“多方共赢”。

消费者是最大受益者

市场竞争的最终受益者是消费者。当平台通过补贴和促销争夺用户时，消费者可以以更低的成本享受服务。

这正是市场经济的魅力：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而竞争，却无意中为社会创造了价值。然而，监管当局似乎对消费者“占便宜”心存疑虑，试图通过干预来“保护”消费者。这种逻辑不仅违背市场原则，也低估了消费者的判断力。

三、政府干预的代价：扭曲市场信号

政府的干预往往会扭曲市场信号，导致资源错配。市场监管总局的约谈虽然打着“规范市场”的旗号，但其实际效果可能是阻碍市场效率，损害消费者和商家的利益。

干预破坏价格机制

价格是市场中最关键的信息传递工具。当平台通过补贴降低价格时，实际上是在向消费者和商家发出信号：我们愿意为你们提供更多价值。

然而，监管当局要求“理性竞争”，可能迫使平台减少补贴或停止价格战。这会导致价格信号失真，消费者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商家可能失去订单，骑手的收入也可能减少。

例如，假设美团和饿了么因为监管压力停止补贴，消费者点外卖的成本上升，订单量减少。商家因此面临生意下滑，部分小商家甚至可能退出市场。这种连锁反应不仅损害了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也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率。

干预增加企业成本

约谈要求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这通常意味着更多的合规成本。平台可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应对监管要求，例如增加法律团队、调整算法、修改促销策略。这些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服务价格上涨或质量下降。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曾指出，政府的每一次干预都会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从而降低市场效率。对于外卖平台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合规成本尤其高昂，因为它们需要不断调整复杂的技术系统来满足监管要求。这些资源本可以用来开发新功能、优化服务，却被浪费在了无意义的官僚程序上。

干预扼杀创新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外卖平台的激烈竞争推动了技术进步，例如无人配送、实时物流追踪等。然而，监管当局的干预可能让平台变得谨小慎微，不敢大胆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或技术创新。

长此以往，市场将变得死气沉沉，消费者将失去享受新技术红利的机会。

四、谁在害怕消费者“占便宜”？

监管当局声称，约谈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商家和骑手的利益，构建“多方共赢”的生态。然而，真正的赢家应该是自由市场中的参与者，而非监管当局。

消费者不需要“保护”

监管当局似乎认为，消费者的“占便宜”行为会导致市场失序，因此需要通过干预来“保护”他们。然而，消费者是理性的经济主体，能够根据自身需求做出选择。

平台之间的价格战让消费者可以用更少的钱获得更多的服务，这正是市场竞争的成果。监管当局的干预反而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让他们付出更高的成本。

商家和骑手的利益来自市场

商家和骑手同样是市场中的理性参与者。他们选择加入平台，是因为平台能为他们带来订单和收入。

即便平台的补贴行为可能在短期内压缩商家的利润率，但从长期看，市场竞争会促使平台优化抽成比例、提高服务效率，最终让商家和骑手受益。

监管当局以“保护”为名干预市场，实际上可能导致订单减少、收入下降，损害商家的生存空间。

监管当局的动机值得质疑

奥地利学派对政府的动机持怀疑态度。哈耶克曾警告，政府往往以“公共利益”为借口，扩大自身的权力。

市场监管总局的约谈看似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但实际上可能是在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例如，限制平台的促销行为可能有利于某些传统餐饮企业或地方性小型平台，却损害了消费者的整体利益。

五、案例分析：历史上的政府干预与后果

为了更好地理解政府干预的危害，我们可以回顾一些历史案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经常用这些案例说明政府干预如何导致市场失灵。

1. 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滥用

19世纪末，美国政府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打击所谓的“垄断行为”。然而，许多被指控为“垄断”的大企业，如标准石油公司，实际上是通过市场竞争降低了价格、提高了效率。政府强行拆分这些企业，导致市场效率下降，消费者最终付出了更高的价格。

类似地，市场监管总局对平台企业的约谈可能也是在以“反不正当竞争”为名，限制那些通过创新和竞争获得市场优势的企业。这不仅损害了平台的利益，也让消费者失去了享受低价服务的机会。

2. 中国网约车市场的监管

2016年，中国对网约车行业实施严格监管，要求司机和车辆满足特定条件。这导致许多司机退出市场，消费者面临更高的打车成本。虽然监管当局声称这是为了保障安全，但结果却是市场供给减少，消费者选择受限。外卖平台的约谈可能重蹈覆辙，导致价格上涨、服务质量下降。

六、自由市场的出路：让消费者继续“占便宜”

基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建议，让市场回归自发秩序，让消费者继续“占便宜”：

1. 减少甚至去除监管干预：政府应尽量避免对市场价格和促销行为的直接干预，让平台根据供需自由决定策略。
2. 鼓励竞争与创新：政府应通过降低税收、简化审批等方式，鼓励更多企业进入市场，增加竞争的多样性。这将推动平台不断改进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3. 信任消费者的判断力：消费者是市场的最终裁判者。他们会用自己的钱包投票，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服务。政府无需代替消费者做出选择。
4. 建立透明的法律框架：与其通过约谈这种模糊的方式干预市场，政府应建立清晰的法律框架，明确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哪些是合法的。这将减少企业的合规成本，增强市场信心。

结语：市场比政府更懂得如何“共赢”

市场监管总局的约谈看似是为了维护公平和秩序，但这种干预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破坏市场的自发秩序，损害消费者、商家和骑手的利益。

消费者“占便宜”并不是市场的弊端，而是竞争和创新的成果。政府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规范”市场，实际上是在剥夺消费者的选择权，阻碍企业的创新动力。

市场的美妙之处在于它的自发性和多样性。每一个参与者——无论是平台、商家、骑手还是消费者——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更大的社会价值。监管当局的干预，恰恰是在扼杀这种价值创造的源泉。

与其害怕消费者“占便宜”，不如让市场自由运转，让竞争继续推动创新和效率。

唯有如此，消费者才能继续享受低价优质的服务，商家和骑手才能获得更多机会，而整个经济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

请放手让市场自己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