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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他或许以为自己正在宣布一个医学奇迹。

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双胞胎女婴，通过CRISPR-Cas9技术编辑了CCR5基因，据称将天然抵抗HIV病毒。

消息传出，112位中国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国家卫健委连夜回应，全球舆论哗然。

但当2019年12月30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判处贺建奎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三百万元时，贺建奎终于明白：

他试图为生命定价的行为，激怒了这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

而在这一刻，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并被所有道德家有意无意地绕了过去——生命的密码一旦可以被改写，到底谁来定价？

谁来监管？

“生命无价”——一句虚伪透顶的口号

所有反对基因编辑商业化的人，最先亮出的牌就是“生命无价”。

在这个口号面前，任何试图谈论效率和价格的人似乎都天然地站到了道德洼地里。

然而门格尔在1871年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时，发动了一场被称为“边际革命”的思想起义：

价值不是商品自带的客观属性，而是行动者对财货满足其需求之重要性的主观判断。

水比钻石更有用，但钻石远比水更贵——这种被古典经济学派绕了整整一个世纪都没绕过去的悖论，门格尔只用“边际效用”四个字就彻底解开了。

如果把门格尔的逻辑砸向基因编辑，会发生什么？

全球基因组编辑市场2025年估值约108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增长至237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6.9%。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在只会背诵“资本逐利”咒语的批评者看来，这不过是肮脏的利润动机玷污了纯洁的科学事业。

但门格尔会反问：

不是“科学”创造了价值，而是病人对健康的欲求赋予了基因编辑技术以价值。

CRISPR技术2025年市场规模约45.3亿至55.65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增长至95.5亿至112.3亿美元——驱动这些数字膨胀的根本动力不是科学家的虚荣心，也不是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每年全球约30万镰状细胞病新生儿患者及其家庭的真切痛苦，是那些被遗传性血管性水肿反复折磨的病人在每次窒息发作中“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终结这种痛苦”的主观意志。

但问题远不止“哪些人有需求”这么简单。

人类每时每刻都在对生命进行定价——煤矿工人冒死下井，消防员冲进火场，病人接受只有一半成功率的手术，父母日复一日地让孩子乘坐汽车去上学——所有这些行为的背后，无一不是个人在自己的主观价值排序中做出了“这个风险值得那个收益”的判断。

那些高喊“生命无价”的道德家们，其实不是反对给生命定价，而是要把自己的价签贴在别人身上。

他们自己认为基因编辑太危险，就把这种判断包装成“普世价值”，然后用法律的暴力机器塞到所有人的口袋里。

****被“知识自负”害死的病人

如果说门格尔摧毁了“客观价值”的迷信，哈耶克则用一把更锋利的匕首刺穿了“中央监管者全知全能”的幻觉。

哈耶克在1945年那篇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论文”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道出了一个被所有监管者刻意遗忘的真理：

文明所依赖的知识，永远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头脑或任何一个委员会完全掌握。

知识的分散性是根本性的——不是暂时的技术局限，而是人类认知结构的永恒特征。

这个道理说起来似乎无人反对，但一到具体操作层面，监管者就开始把自己当上帝。

2025年，中国国务院颁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为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构建全链条监管框架，并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在美国，FDA于2026年4月发布了针对基因组编辑产品安全性评估方法的指南草案，提出了基于下一代测序（NGS）的安全评估标准；

FDA同时宣布将对所有细胞与基因治疗的生物制剂许可申请采取“一致且更具弹性的审查方式”。

在欧洲，2026年1月28日，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批准了关于新基因组技术的综合框架。

表面上看，各国都在搭架子、定规则，一切有条不紊。

但哈耶克会冷笑：

你们坐在会议室里，能知道某个深圳实验室里刚发现的降低CRISPR脱靶率的新方法？

能评估一个母亲在孩子因遗传病窒息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所对应的“风险收益比”？

更血淋淋的证据来自一个不那么基因编辑的经典案例。

TPA（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是一种能溶解血栓、抢救心梗患者的药物，当它还在FDA的审批流程中缓慢爬行时，早已在法国、奥地利、新西兰、德国等八个国家上市了。

FDA顾问委员会以“缺乏延长患者生命的证据”为由拖延批准，而同期一项意大利的多中心研究已显示链激酶治疗能将患者死亡率降低18%。

那些因FDA延误而死去的美国心梗患者，他们的生命被官僚的数学形式主义献祭了。

而《科学》杂志当年的评论更是字字如刀：

“当一个监管心脏病药物的机构踉跄时，它脸上可能不仅有鸡蛋，还会有鲜血。”

同样的剧本正在基因编辑领域重演。

截至2026年初，尽管已有多个基于CRISPR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但除Casgevy已在部分地区获批外，尚有多款基因编辑疗法仍在主要监管机构的审批通道中排队。

Intellia Therapeutics的lonvo-z——一种用于治疗遗传性血管性水肿的体内CRISPR基因编辑疗法——在III期HAELO试验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结果：

与安慰剂相比，lonvo-z使肿胀发作率降低了87%，平均月发作率从2.10次降至0.26次，差异极为显著（P<0.0001），安全性数据表现良好，治疗中出现的不良事件主要为轻度至中度的输液反应、头痛和疲劳。

但FDA进行的是“滚动BLA审查”，计划在2026年下半年完成申请，预计2027年上半年才可能在美国上市。

那些在审批的“时间窗口”中因血管性水肿窒息而死的患者，他们的死亡被归为“自然病程”，没有一个会算在监管者的头上——这就是所有科层制监管体系与生俱来的原罪：

做错决定的人，永远不是承担代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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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建奎的背后

如果把贺建奎事件仅仅当作“一个疯子越了界”的故事，那就彻底错失了它真正的意义。

贺建奎到底干了什么？

法院审理查明，他“得知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可获得商业利益”后，纠集张仁礼、覃金洲，伪造伦理审查材料，招募男方为HIV感染者的多对夫妇，以冒名顶替、隐瞒真相的方式，由不知情的医生将基因编辑过的胚胎移植入人体内，致使2人怀孕，先后生下3名基因编辑婴儿。

他为此制定了商业计划，筹集了资金，从境外购买了严禁用于临床的试剂原料。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蔡卫平的评价更是一针见血：

“艾滋病病毒母婴阻断完全可以通过服用抗病毒药物来实现，从现实角度，根本不需要通过基因编辑这种‘极端’手段实现所谓的阻断目标。”

在奥地利学派的透镜下，贺建奎的行为根本不是“科学家的越界”，而是一个创业者在计算风险收益比。

他看到了需求——HIV感染者对健康后代的渴望；

他掌握了供给——CCR5基因编辑技术；

他预期收益——商业利益和科学声誉；

他估计成本——被发现和惩罚的概率。

这个算盘在法律和伦理面前碎了一地，但它暴露的一个更深层的真相是：

对基因编辑的严格管制并没有阻止他，而只是把他逼入了黑市。

8对夫妇是自愿参与的——在奥派看来，这不是“邪恶”的证据，而是管制制造犯罪的铁证。

如果一项技术被法律禁止，但患者愿意承担风险、研究者愿意提供服务，那么“社会”这个虚构的集合体凭什么声称拥有否决权？

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早就把话说绝了：

“只有个人在行动。社会并不会思考，不会行动，不会评判。”

但米塞斯也划出了一道不能逾越的边界：

经济计算必须以产权为前提，而人类的基因组恰恰是最不应该也不可能被标注价签的领域。

市场交换的前提是私有产权，而人的身体和生命本身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

当贺建奎试图将尚未出生的婴儿变为“产品”时，他已经在行动学上犯下了根本性错误——他混淆了“可交换之物”与“不可交换之人”。

所以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科学家该不该赚钱”，而是当一项技术的后果只有三五十年后才能被全面认知时，谁能保证今天的“治疗”不会成为明天的“伤害”？

2018年出生的那三名基因编辑婴儿，她们的CCR5基因已被永久性修改，没有人知道这种修改将在她们七八十年的余生中产生什么后果——这个知识至今不存在于任何人的头脑里。

这也正是在复杂系统中所揭示的深层困境的终极例证。

基因编辑从实验室概念到III期临床完成，往往需要十五到二十年。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资本不仅在物理意义上被“束缚”，而且在认知意义上也被“束缚”：

科学家的人力资本被投入到这条特定路径中，一旦路径被证明是死胡同，这些投资将全部沉没。

据估算，一款细胞疗法或基因疗法在临床试验阶段的平均研发投入达19.43亿美元；

诺华为开发其基因疗法Zolgensma累计投入高达94亿美元（含87亿美元收购费用）。

但基因编辑的迂回性比任何传统的工业生产更为特殊——因为基因编辑的最终“产品”不是一袋水泥或一辆汽车，而是修改过的人体。

如果CRISPR-Cas9的脱靶效应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显现——谁能负责？

“谁能负责”的追问还会引爆另一枚炸弹：

专利制度在基因编辑领域的深层张力。

CRISPR-Cas9的专利争夺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昂贵、最激烈的知识产权纠纷之一。

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角——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杜德纳团队和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博德研究所的张锋团队——已经缠斗了超过十年。

2022年，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PTAB）将“应用于真核细胞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专利权判给了博德研究所；

但2025年5月，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PTAB的裁决，要求就专利归属问题重新审理，尤其需要明确是谁先完成了该技术的“构思”。

从奥派的视角来看，整个专利制度都笼罩在一种深刻的张力之中。

所谓的“知识产权”不过是国家赋予的垄断特权，本质上是对物质财产权的侵犯；

当然专利作为企业家利润激励的重要性也不可否认。

这一张力本身恰恰就是市场过程的体现——没有统一的“奥派官方答案”，只有持续的辩论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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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的幽灵与辉瑞的退场

如果说上述分析触及的是基因编辑的理论困境，那么接下来的两个故事将把它们从教科书拉回现实——一个是历史的诅咒，一个是市场的铁律。

美国从1907年印第安纳州首开先河到20世纪70年代，超过六万人在“优生绝育法”下被强制绝育——目标对象包括“弱智”、“精神病患者”、“惯犯”和“性变态”。

这些政策的辩护者所使用的语言，和今天某些“基因增强”倡导者如出一辙：

“我们在改善人类基因库”、“我们有责任让未来世代免除遗传疾病的负担”、“科学不能向无知和偏见低头”。

更触目惊心的是，纳粹德国在1933年至1945年间对约四十万人实施了强制绝育，而纳粹的优生学实践从美国汲取了大量的“灵感”和“理论依据”——美国优生学家发明的“种族完整法”、大规模制作家族谱系卡片、强制绝育、人种隔离、婚姻限制等手段，被纳粹全盘借鉴并推向了种族灭绝的极端。

负责集中营的纳粹医生甚至在纽伦堡法庭上用美国支持优生学的法官的原话来为自己大规模迫害犹太人辩护。

但20世纪的优生学灾难不是“科学的必然结果”——它是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的后果：

国家垄断暴力的合法性、个人权利被集体目标所压制、知识分子对“社会工程”的狂热崇拜。

这就是为什么简单的“全面禁止”不仅不能阻止基因编辑，反而可能制造更大的灾难。

当合法渠道被堵死，需求不会消失——它只会流向黑市。

贺建奎就是铁证：

中国的监管已经够严了，但他依然伪造材料、冒名顶替，秘密地完成了实验。

全面禁止的结果不会是零基因编辑，而是劣质基因编辑——那些没有安全标准、没有质量控制、由最胆大妄为之徒执行的基因编辑。

再看看辉瑞的Beqvez——2024年4月刚获FDA批准的血友病B基因疗法，定价高达350万美元，然而上市后竟无一人使用，辉瑞不得不在2025年2月宣布终止其全球研发和商业化。

这不是“贪婪”的故事，这是市场检验的残酷与公正。

当消费者——在考虑了所有替代方案之后——不愿意支付这个价格，生产者就收回资源投向别处。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血液循环。

辉瑞退出的同时，Vertex的Casgevy正在全球扩张：

2025年1月31日，Casgevy以165万英镑（约205万美元）的定价获英国NHS批准使用，NHS还与Vertex达成了保密折扣协议。

Casgevy和Beqvez的对比揭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

市场中的价格是无数个体分散决策的汇总，而不是任何一个聪明人的设计。

Casgevy的价格是由患者、医生、保险公司、NHS和Vertex在博弈中形成的；

Beqvez的价格则是被市场用脚投票否决的。

这两个价格的命运截然不同，但它们的形成机制是同一个——自由市场的价格发现过程。

如果由一个中央定价委员会来定两个价格，结果要么是两者都太高，患者用不上；

要么是两者都太低，企业破产，未来所有研发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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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答案的答案

在基因编辑这条极为特殊的边界上，奥派经济学最深刻的贡献不是给出答案，而是揭示为什么那些声称“拥有答案”的人是不可信的。

定价者只能是市场。

不是某个中央定价委员会，而是无数个体的主观评价通过自愿交换显现出的价格信号。

那些声称“基因编辑应该由政府统一定价”的人，应该先去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研发这项技术的科学家投入了多少时间成本？

你怎么知道不同患者对这项技术的需求强度有多高？

你怎么知道未来技术迭代需要多少资本投入？

米塞斯已经用毕生精力证明了：

没有市场价格，就没有经济计算；

没有经济计算，理性配置资源就根本不可能。

监管者只能是竞争本身。

不是FDA，不是WHO，不是国家卫健委，而是市场竞争、声誉机制、法律责任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

在一个自由市场中，提供基因编辑服务的机构必须通过声誉来赢得客户；

欺诈和伤害将通过普通法的侵权责任来追究；

质量将通过品牌竞争来保障。

历史反复证明，市场本身就是最严格的监管者，因为它让错误的企业破产，让欺骗者身败名裂。

中世纪的商人行会自发制定质量标准，明清的票号体系自我演化出信用评级，互联网早期的“自发秩序”在没有任何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发形成了TCP/IP等基础协议——去中心化的自我治理远比铁腕统治更有效。

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必然”正确。

奥地利学派在基因编辑这个极端案例中，面临的恰恰是那些连自身框架都难以完全容纳的极限命题。

当编辑的后果只有几十年后才能显现时，归责原则怎样追溯因果链？

当“受害方”是尚未出生的世代时，谁有资格代表他们主张权利？

当知识分散于无数个体之手、却没有一个头脑能同时拥有足够信息来承担决策的道德后果时，分散决策的稳健性是否只是一个美丽的假设？

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承认没有答案，恰恰是所有负责任的讨论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面对基因编辑这个深渊，唯一诚实的回答就是承认我们不知道。

这不是犬儒，而是行动的起点。

因为只有承认无知，我们才会拒绝让任何单一权威垄断对“生命应该如何被改写”的回答权。

只有承认无知，我们才会坚持分散决策——不是因为它必然“正确”，而是因为分散的错误至少不会同时把全人类拖下水。

只有承认无知，我们才会警惕那些用“科学必然性”或“历史进步”来为强制行为辩护的人。

1796年，詹纳第一次给人接种牛痘预防天花时，全欧洲的教会都在反对，说“人是上帝造的，接种牛痘是亵渎上帝的旨意”，甚至有地方政府出台法律禁止接种牛痘。

结果呢？

一百年里，天花杀死了上亿人，那些反对接种牛痘的人，手上沾满了鲜血。

现在我们看那些反对牛痘的人觉得可笑——再过一百年，我们的后代看那些用“伦理”为名阻碍基因编辑的人，只会觉得更可笑。

那些妄图以“伦理”或“公平”之名垄断基因编辑定价与监管权力的机构，不过是披着羊皮的狼。

他们的计划将窒息创新、制造短缺、滋生腐败，最终将人类拖入技术停滞与官僚专制的深渊。

生命没有被定价——生命一直在被定价，被那些自认为有资格定价的人定价。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确保有足够多的人拒绝承认任何人的定价权。

让管制者见鬼去吧——让自发秩序接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