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春耕时节，一些地方的干部便开始忙碌——不是忙于除草施肥，而是忙于统计、报表、开会、“关心"市场种子农药化肥够不够用。他们像活在上世纪集体农业时代一样，仿佛这些物资的供给端坐在他们的办公桌抽屉里，仿佛只要他们"适当关心"一下，氮肥就能从文件中长出来。

他们把社会当成一个可以像机器一样操作的装置。他们预设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市场供给需要被"计划"才能存在。然而，种子不会因为他们开会而发芽，化肥不会因为报表而结晶。这些农资的生产，最终只能落实为具体个人的具体行为——某个化工厂的技术员调整肥料生产设备，某个经销商决定囤积还是出货农资，某个农户掂量着今年种玉米还是大豆。干部的"关心"插入这个链条，不过是用一套幻觉式的集体决策流程，替代无数个体的边际行动。

更讽刺的是，这种"关心"往往以既非完全计划、也非完全市场的拧巴形态出现。官僚们不信任价格信号，却又无力真正统制生产；他们想要市场的好处，又放不下计划时代的家长姿态。结果便是无穷无尽的"储备摸底"“供需监测”——用无法实现目的的手段在那虚晃。

农业官僚扛起粮食安全的大旗，他们心安理得，包括无知公众也心安理得的认为，粮食的安全，如果没有他们的这种总量关心、统计关心、管制干预，就不会安全。所以他们扛着这面道德大旗，关心成了一种责任，但是这个于真实而言，毫无用处。

这面大旗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认识论错误，包装成了不容置疑的道德义务。当官僚谈论"粮食安全"时，他们预设了一个脱离具体个人而独立存在的"社会整体”——仿佛"安全"是一个可以像水库水位一样被宏观监测、调控的物理量，仿佛无数个体农户、经销商、厂商的分散决策，若不经过他们的"总量关心"，便会自动滑向灾难。然而价值判断只存在于个体的具体行为取舍中，不存在任何超越个人的"社会需求"或"集体安全"。官僚报表上的"储备充足"，与某个具体农户能否在需要时买到合适的种子，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一个被建构的统计幻象，后者才是真实世界中的交换行为。

这种道德大旗更是一种认知的偷懒与责任的转嫁。官僚通过"关心"的姿态，将市场过程的自然风险转化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公众则通过认可这种"关心"，将本需自己承担的判断责任（选择何种作物、何时购买、信任哪个供应商）外包给了一个抽象的"政府"。双方合谋完成了一场幻觉的双簧：官僚假装生产要素的供给取决于他们的统计，公众假装自己的饭碗依赖于官僚的仁慈。这种**“善意的"管制往往源于"对行为学定理的无知，而非恶意”**，但无知披上道德外衣后，便更难被质疑——谁反对"粮食安全"，谁就是在反对安全本身。

他们担忧"市场储备不够"，仿佛这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技术问题。但在市场条件下，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若真有短缺，价格便会上涨，利润机会便会召唤新的供给者入场，资源便会从边际效用较低的用途流向农业。这个过程不需要任何人"统筹"，只需要私有产权和交易自由——而这恰恰是官僚们最不愿承认的。

集体从不行为，行为的永远是个别的人。当官僚说"政府要确保供给"时，他们遮蔽了一个关键事实：政府本身不生产一粒种子、一克尿素。所谓"政府行动"，最终只能分解为——某官员签发采购合同，某国企经理决定产能，某运输司机调度车辆。这些被包装成集体决策的个体行为，与市场上其他个体并无本质不同；唯一的区别是，他们不对自己的判断承担盈亏责任，因此也缺乏市场行为人的那种警觉与审慎。

那些声称"了解市场"却照例"关心"的官僚，尤其值得玩味。他们或许知道价格机制的存在，却在制度惯性中重复着计划时代的仪式——仿佛不开会、不报表、不"指导"，便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这是行为与认知的割裂：他们的理智接受了市场，他们的职务行为却困在计划思维的模子里，好似精神分裂一般。

经济计算不可能在缺少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进行。这些忙于"摸底储备"的官僚，本质上是在试图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用统计报表替代价格信号，用行政层级替代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敏锐捕捉。

他们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的是：市场供给的"够用"与否，不是一个静态的存量概念，而是一个市场竞争过程。市场过程实质是无数个体的边际取舍行为，这些内容根本不可能被汇总到任何一张报表里。官僚坐在办公室里看到的"储备数据"，永远是滞后、失真、被选择性呈报的；他们据此做出的"调控"决策，不过是用昨天的信息干扰今天的市场过程。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时间。市场是一个跨越时间的协调过程：今年的化肥供给，取决于去年厂商的投资决策，而这些决策又取决于他们对今年价格的预期。官僚的"及时关心"打断这个预期链条，制造政策不确定性——厂商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有行政性"储备调配"，于是倾向于保守投资；农户不知道价格信号是否真实，于是延迟购买或过度囤积。所谓"稳定供给"的干预，恰恰成为供给波动的源头。

经济学不是关于物质财货的科学，而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科学。种子、化肥、农药，这些物质实体本身不行为；行为的是人，是在边际上权衡取舍的具体个体。任何试图绕过个体决策、以集体之名"安排"资源配置的努力，都注定陷入目的与手段的背离——以保障供给为目的，却以破坏价格信号、扭曲激励结构的手段，最终得到供给短缺的结果。

那些扛起"粮食安全"大旗的官僚，若能真正理解行为学和经济学的教导，便该明白：他们的"总量关心"既非必要，亦不可能有效，更非道德上的优越。市场供给的充足与否，从来不由会议室里的文件决定，而由无数个体在利润与亏损计算中的自由选择决定。那面道德大旗，不过是计划思维幽灵的借尸还魂——用"安全"的咒语，掩盖对个体行为选择的不信任；用"责任"的姿态，逃避对行为后果的真正担当。

与其庸人自扰地"摸底"“监测"“指导”，不如守住产权边界，让价格信号自由传递——这才是农业官僚唯一该做的"关心”，也是他们对农民真正有益的贡献。否则，他们只是在重复着计划时代的幽灵舞蹈：用行为的样子，掩盖无行为的实质；用集体的名义，行个体专断之实；用道德的大旗，遮蔽认识论的无知。这种无脑的瞎忙，除了证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于国计民生毫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