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的窘境，众所周知。不仅有庞大的债务，还面临着收入的迅速下滑，每过几天都能看到各种关于地方财政困难的正式及非正式的报道。

大会的决定里有这样一段话：

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

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中央财政事权原则上通过中央本级安排支出，减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财政事权。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确需委托地方行使事权的，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安排资金。

关键词：市县一级事权与财力匹配。

手段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

具体包括：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完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

这里首先要打个假：

这个报道是误导性的，并没有“开征”一说。开征是从无到有增加新的税种。

但是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是一直存在的税种和非税收入，一直由税务部门在征收。它们的计税依据，都是纳税人缴纳的流转税，即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税率，市区为7%；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3%；地方教育费附加为2%。即，增值税和消费税税额×（7%+3%+2%）。

这几个附加税费，本身也都是地方收入，不上解中央。收入规模近万亿，也是本来就存在的收入规模。

这次《决定》只是在说，将这三个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目的是简化征收方式，同时“费改税”了；同时，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

媒体要提高姿势水平。即便要反对什么，也要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不能以故意曲解的方式去反对，那样只会让自己被打脸。

现在说正题。

关于这三个小税费种，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适用税率，尽管数额不大，带来的地方竞争力有限，但是从经验上看，属于边际改善。因为，这意味着地方有了一定自主权，属于“自治”的范畴。

以往的经验和地方政府的行事逻辑，就是在税收高度集权的情况下，尽可能少收税。这是张五常说的“县域经济竞争”的一部分。低税收，才能引来更多投资，才能培育税源，最终达到多收税的效果。

税收会减少资本投资，减税能促进经济进步，其实他们心里门清。

当税率的权限下放——尽管是在一定幅度内——可以预见，地方上一般会取一个低值。尤其是经济发达的省份，例如广东，一年光是给其他省份的转移支付就是7000亿，不在乎那点小钱的。因此，假定将来的幅度是5%-12%，它大概率就会定5%。

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税收征管越是宽松。越是穷鬼，才越到处拔鹅毛还不让鹅叫。或者反过来说更准确，正是因为税收征管宽松，所以经济才发达，最终收的税才越多。

经济，才是真正的税源。如果经济不行了，你把税率定再高，也没用。

把各个省份想象成各个国家，爱尔兰所得税税率是12%，还有各种抵免和避税政策，所以苹果公司就将欧洲总部开到爱尔兰去了，爱尔兰就发达了。当今世界，在福利主义的侵蚀下，虽然用脚投票变得越来越难，但是资本的流动还是相对畅通的，资本会流动到管制相对不严、实际税负相对较低的地方，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

美国政府和耶伦这个老妖婆，要搞全球统一税率，清理全球税收洼地，这就是堵死了资本的自由流动，谁对国民征掠得稍微少一点、对纳税人稍微仁慈一点都不行。

所以国际上的所谓“公平贸易协议”，多数都是骗人的把戏，它实际上是在说：我都管得密不透风了，你怎么可以那么宽松；我都抢这么多了，你怎么可以抢那么少，你让我情何以堪？

真正的“公平贸易”，根本就不用签协议，“单边主义”的单方面“三零"就行了。这次《决定》里也说了，**“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很好。

贸易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跟国家本来就没有关系。米莱说了，管制贸易，是一种变态行为。贸易必定对双方有利，也不是对不发达国家的恩赐。

这告诉我们第一个结论，我们可以从政府人的目的与手段的角度说，你要想多收税，办法是降税，发展经济，把羊先养起来，才能薅羊毛。不要清理“税收洼地”，要形成地方上一种低税的竞赛。既然要地方事权与财权匹配，那么地方只要觉得事情还能办，给企业返还税收，其实不是什么事儿。在税收问题上，没必要搞“一盘棋”。

唯一正确的税收改革，是减税。

问题来了，都在说事权很多，财力不足了，怎么还能减税呢？那不是事情更办不成了吗？

那就不办。

决定也说的很清楚，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

地方上现在有一大块“刚性支出”，那就是社保。减不下来，减一点就会闹事。这是我们未来最大的危机。因为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加税来解决。但税收一方面取决于经济，经济若下滑，税收就补不上社保的窟窿；另一方面会带来巨大的反抗阻力。所以就要举债、印钞来解决。举债、印钞的结果，就是经济危机，或者陷入长期滞胀之中。福利-加税-举债-印钞-滞胀-长期经济衰退-生活水平直线降低，这就是阿根廷走过的道路。

我们可以先不谈这个刚性的问题，只说其他地方的事权问题，只要不办，事权就减少了，就减支了，自然就做到事权与财力匹配了。

也就是说，要做到事权与财力相匹配，最好的办法不是开源，而是节流、减支。对于地方政府的权力，要做减法，减少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只有这样，产权才更完整，市场的活力才能释放，才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地方政府管的太多了，事权太大了，这才是入不敷出、与财力不匹配的关键。能够压缩的支出简直不要太多，只要稍微放开手，支出就巨额下降，市场就活起来了。

地方上的国企，有必要一直管它吗？这就是一个源源不断地吞噬税金的无底洞。国企员工，要了还想要，退休了还得一直养着，都是在消灭资本，吸食税金。你把它直接放手，让它自负盈亏，让民营企业来办，不就马上支出减少一大截吗？放心搞，决定都说了：“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

所谓的农业项目和环保项目，到底下看看，就是靠大量的补贴和信贷资金搞起来的，根本就没有几个好好服务消费者的，说白了就是骗补，搞得地方上的小银行，都要破产了。要他们干什么？交给市场搞，消费者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政府不但不用花钱补贴，还能收税，还安置了就业，何苦自己一直抓在手上呢？

教育很重要，你管幼儿园干什么呢？民营幼儿园前些年如雨后春笋，自负盈亏，政府根本不用花一分钱，现在却要公办化，拿政府补贴，同时又规定了一大堆准入条件，让办幼儿园的难度倍增。还有民营的学校，家长们有教育的需求，民间资本想投入，哪怕你规定他们教学内容都可以，何必一把抓都公办化呢？教育，有啥难的啊，不就是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一位老师吗，整天说资本家心眼多，他们难道不会搞这些事？

还有各种城市建设和保障房，完全可以砍掉啊。地铁公交，大量烧钱，巨额补贴，减支的空间太大了；形象工程，毫无意义，消耗税金，毁灭资本；既然放开房地产市场，那就彻底一点，不要限购，增加土地供给，不要设置容积率、楼高、建筑标准等等限制，商家就能为大众提供最便宜的房子租和住，根本没有必要拿在自己手里。

医疗，放开市场准入，让民营资本去办，不要妖魔化医生，他就是个服务行业，你只要放开竞争，医生会凭口碑、医院会凭商誉取胜的。价格是剧烈下降的，会下降到比医保报销后自费部分还要低一大截的水平的。既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又减少了政府的支出，何乐而不为？不要听李玲那种婆娘乱说，经济学文盲。

当然，还有，地方公务员，实在是太多了。人多，就要给自己找些事情，不找事情就没有预算，自己就没权，没有存在感。那就必然会干预经济，影响税源。你看他们整天忙忙碌碌的，就是因为事权太多啊，如果你减少事权，根本不需要他们那么多人去“忙”。学学阿根廷，没错的。

以上种种，只是一个简单的举例。其实减支的路径太多了，空间太大了，就看愿不愿放手。

归根结底，减支的最佳途径是什么？

是市场化。

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了，把不该管的事情都交给市场了，当然就减支了。

事权与财力匹配的办法，不是事权多了所以增税，而是减事权，减支出。

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不要整天像个缺爹的人一样呼吁地方上管这个那个的。你让它管，那就得交出财产多缴税，否则它拿啥管？不要以为别人交税就与自己无关，税收必定减少资本，打击生产，最终造成每个人生活水平下降。

也不要以为征消费税就是对奢侈品征、对富人征，与己无关还幸灾乐祸。任何税收都打击生产；再说，那些奢侈品，难道都是富人生产出来的？还不都是劳动阶层在生产？对游艇这种奢侈品征税，以为会伤害富人吗？可是生产游艇的、以及游艇产业链的上游下游，都是穷人在就业，把游艇打趴下了，穷人失业了。 什么样的消费税改革，才是真改革？

既想让管，自己又不想多缴税，既要又要的事情是没有的。事权扩张，却没有钱，怎么办呢？对这种既要又要的巨婴，就只剩下用个奶头乐去骗了，发钞吧，悄无声息地将你的财产和储蓄稀释一空，到时候就遭老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