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样的标题，我忍不住想笑出声来。这哪里是学术辩论，分明连“开除”这个修辞法都不懂。

风灵对“土奥”们冠以“开除派籍”的指控，甚至搬出“行政复议”和“盖公章的决议”，这般官僚化的思维，与奥地利学派最核心的去中心化、自发秩序理念，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个口口声声自称奥派的人，却试图用行政权力的象征来定义学术流派，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

这哪里是“奥派”，分明是“官派”——官僚主义经济学派。

一、关于“派籍”的荒谬指控：权力崇拜与自由的伪装

风灵对土奥们“开除”其派籍的指控，显得异常滑稽。

她质问：“加入奥派从来不需要任何人批准，既然没有批准，啥时候又居然能被开除了？”她甚至搬出“自由移民”和“财产权”的逻辑，试图证明“土奥”们是“叶公好龙，卖矛卖盾”。

好一个“自由宣称”！

奥地利学派，一个以严谨的逻辑推演、彻底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对国家强制力深刻批判而闻名的学派，它从来不是一个由某个权威机构发证的俱乐部。

一个人是否是奥派，取决于他的思想、他的分析方法、他是否遵循奥派的核心原则，而不是他嘴上说了什么。

正如米塞斯在其不朽巨著《人的行动》中所阐明的，经济学是一门先验的科学，它的真理是通过逻辑推演而非经验观察得出的。

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体系是内在一致的，如果你接受它的基本公理（如人类行动公理），并严格遵循其逻辑推演，你自然就进入了这个思想体系。

如果你在关键问题上背离了这些原则，那么你所宣称的“奥派”身份，不过是自我欺骗罢了。开除你，是因为你背离了奥派的原则。

风灵用“行政复议”和“盖公章的决议”来影射“土奥”们，这恰恰暴露了他对奥地利学派反对国家干预、警惕官僚主义的根本精神的无知。

奥地利学派最痛恨的，就是用行政命令和国家强制力来界定真理、分配资源。

用这种官僚化的语言来嘲讽一群信奉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的人，简直是把奥派最核心的反骨踩在脚下，然后指责人家“卖矛卖盾”。

这种言论，用罗斯巴德的话来说，简直是对自由主义的彻底扭曲和误解。

罗斯巴德一生致力于捍卫彻底的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他认为政府的任何干预都是对个体自由和财产权的侵犯。

在一个不需要“盖公章”就能进行学术探讨的领域里，风灵先生却执着于“公章”，这难道不是对自身潜意识里权力崇拜的完美展现吗？

你连土奥的修辞手法都看不懂吗？怎么混到博士研究生的？

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偷换概念与“社会利益”的伪善

风灵声称“把方法论个人主义混同为价值观个人主义是土奥最常见的错误”。

她辩称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是忽视社会利益，更不是宣扬‘只要我爽就行’”。她甚至搬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强调“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却在无意中产生了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效果”。

好一个“社会公共利益”！

奥派确实不“忽视”社会利益，但它深知“社会利益”本身是一个无法客观定义和量化的抽象概念。奥派强调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其核心在于一切社会现象都必须从个体的行动来解释。

社会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实体，它没有自己的“利益”。所谓的“社会利益”，不过是无数个个体利益通过自愿交换和市场协调的结果。

如果这种“社会利益”无法通过价格机制和个体自愿选择来体现，那它就变成了少数人强加于多数人的“集体意志”。

风灵将亚当·斯密和奥地利学派对“社会福祉”的追求混为一谈，甚至拿“天天宣扬这种言论，怕人家不知道你脑子不好使吗？”来攻击。

这种泼妇骂街式的辩论方式，实在有辱“学者”之名。

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确实谈论过自由主义如何促进“所有人”的福利，但他的重点在于实现目标的方法——通过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而非政府强制。

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无法进行经济计算，而非仅仅因为“侵犯私人财产权”。但是，经济计算的失败，其根源恰恰在于公有制对私有产权的侵犯，导致市场价格信号的缺失。

所以，两者并非互斥，而是因果关系。风灵在这里玩弄概念，试图将奥派对产权和自由的坚守，描绘成对“社会利益”的漠视，这是典型的稻草人谬误。

罗斯巴德在《人、经济与国家》中明确指出，经济学是关于人类目的性行动的科学。任何旨在实现“社会利益”而超越个体自愿选择的行动，都必然走向强制和低效。将“个人主义视为最高价值”并非仅仅是价值观层面，它深深植根于奥派对人类行动本质的理解。

如果个体的主观价值得不到尊重，如果个体不能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那么所谓的“社会福祉”就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象，其实现方式也必然是国家强制。

三、主观价值论的庸俗化与对“生活水平”的肤浅理解

风灵指责“土奥”们“错误理解主观价值论”，并称奥派不是“没有标准的玄学”，还引用米塞斯谈论“人民生活水平（如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消费品的数量和种类等）和劳动分工的程度”来反驳。

这简直是把主观价值论庸俗化到了极致！

主观价值论的核心是价值的个体性、非加总性。没错，米塞斯和奥派学者会观察到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进步，比如消费品种类增加、寿命延长等。

但这并非在否认主观价值论，而是在说明：当市场价格信号有效运作，当私有产权得到保护，当个体自由行动时，无数个体的努力和创新汇聚起来，自然而然地提升了普遍的物质福利，满足了更多人的主观偏好。

这种“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市场秩序的非预期结果，而不是政府通过“社会总收益”规划出来的。

奥派警惕的“数字崇拜”，正是风灵在上一篇文章中对GDP和各种宏观数据的迷恋。将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等宏观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恰恰是忽视了个体的多样性和主观偏好。

一个生活在偏远地区、自由自在的农民，其主观幸福感可能远高于一个在都市写字楼里被高房价、高压力压垮的白领，即便后者的“人均GDP”更高。价值是个体的、主观的、不可通约的。

任何试图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和指导“社会发展”的尝试，都是对主观价值论的背叛，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傲慢。

四、“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的曲解与机会成本的无视

风灵在第三点中试图修正对巴斯夏“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的理解，声称“破窗谬论不涉及外部性，而是纯粹的财富转移”，并拿巴斯夏的“公路取代运河”为例，强调“他可没说不该建运河”。

这又是对巴斯夏思想的粗暴简化！

巴斯夏提出“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其核心在于强调决策的全部后果，尤其是那些不直观、不明显的机会成本。

破窗谬论的精髓在于，政府（或任何强制性力量）看似创造了需求，但实际上是以牺牲其他未被观察到的生产为代价。这不仅仅是“财富转移”，更是对资源的错误配置和对生产力的破坏。

巴斯夏用运河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在市场竞争中，更高效的解决方案（公路）会取代低效的解决方案（运河）。

如果运河在当时是高效的，且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盈利，私人自然会去修建。如果它无法盈利，那么即使它看起来“有好处”，其背后的机会成本也是巨大的。风灵先生将其歪曲为“没说不该建运河”，恰恰是他对市场自发调节和效率原则的无视。

高铁当然涉及巨大的机会成本！

当政府将数万亿资金投入高铁建设时，这笔钱本可以用于其他无数种用途：减税让民众自由支配、投资教育医疗、鼓励私人企业创新、或者简单地留在私人手中用于消费和投资。

这些未被实现的可能性，就是高铁的看不见的机会成本。风灵所谓的“看得见的成本，也要重视看不见的收益”，这简直是废话。

关键在于，这些“看不见的收益”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大于其看不见的成本，以及谁来界定和衡量这些收益。在缺乏市场价格信号的情况下，所有的“收益”都不过是政府或其支持者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

五、归谬法的无力反驳与对政府无限膨胀的盲目乐观

风灵指责“土奥”们“错误运用归谬法”，认为我们“把某个事情推到极端”，并以“赞助非洲”和“全国每个城市都修地铁”为例。她辩称“人是会根据变化的情况来决策的，归谬的前提要保持一致”。

这简直是最无力的反驳！

归谬法作为一种逻辑工具，其目的就是通过将论点推向极端，来揭示其内在的荒谬性或矛盾之处。

当我们说“如果政府有义务建设老少边穷，那就有义务赞助非洲”，其核心逻辑是质疑政府介入的范围和边界。如果政府的职责是为了“促进地区发展”、“缩小差距”，那么这个逻辑在地理上就没有终点。除非风灵先生能明确给出政府干预的非任意性、非政治性的边界，否则这种“归谬”就是完全有效的。

至于“每个城市都修地铁”，这同样是对政府介入合理性边界的质疑。

如果高铁的“正外部性”和“社会收益”是如此压倒性地重要，那么同样逻辑，地铁作为城市内部的交通大动脉，其“社会收益”岂不更高？为何不“全国每个城市都修上地铁”？

风灵试图用“人是会根据变化的情况来决策的”来搪塞，但他恰恰回避了关键：在缺乏市场价格信号和盈亏约束的情况下，谁来判断这些“变化的情况”？谁来决定“最优”的决策？ 政治家和官僚的“决策”，往往是出于政治利益和权力扩张的考量，而非真正的经济效率。

她声称“即使国防和司法等各国政府都提供的纯公共品…也很少无限膨胀，因为仍然有预算约束与监督机制”。

这种说法简直是自欺欺人！罗斯巴德和霍普都曾深刻揭露，政府作为垄断的暴力机构，其天生就有扩张的冲动。预算约束和监督机制，在强大的政治意愿和缺乏真正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往往只是形同虚设。

国防开支的无底洞，以及司法系统日益膨胀的官僚化，恰恰是政府权力无限膨胀的明证。风灵先生对政府“理性”的盲目乐观，与奥派对国家内在扩张本性的深刻洞察形成了鲜明对比。

六、经济计算的刻意曲解与对现实的粉饰太平

风灵再次试图曲解“经济计算不可能”的含义，声称“米塞斯和哈耶克所指的经济计算不可能，是在全面计划经济下不可能”，而在“国有和私营共存的经济体，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市场价格进行计算”。她甚至引用米塞斯在《自由主义》中的话，来证明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货币计算判断管理成败”。

这简直是断章取义的典范！

米塞斯在《自由主义》中强调的是，国有企业之所以能够进行“某种程度”的货币计算，恰恰是因为它们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由私有产权和市场价格主导的经济体中。

它们可以从私营部门获取价格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市场行为。但是，米塞斯紧接着就指出：“在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中，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不可能有资本品的市场交换，从而也就不可能有货币价格和货币计算。”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国有企业真的要依靠市场价格进行计算，那么它们就必须像私营企业一样，面对真实的盈亏约束，而非政府的补贴和兜底。

国铁集团高达6.18万亿的负债，以及大部分线路的持续亏损，难道不是最响亮的巴掌，打在风灵先生“盈亏计算”的脸上吗？这种亏损之所以能够持续，恰恰是因为它不受市场盈亏约束。它不是在“通过货币计算判断管理成败”，而是在通过政治指令和强制征税来维持生存。

风灵的论调，不过是试图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的寄生性，美化为“有效计算”。这和说一个靠输血维持生命的病人“生命力顽强”有什么区别？

七、个人决策的傲慢批判与对“社会利益”的虚伪追求

风灵在最后一点中，指责“土奥”们“认为，任何条件下，由个人决策都能产生最好的效果”，并荒谬地声称“如果真的这样，经济学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她还指责“土奥”们“看不到一分钱的进步”，甚至将其比作“排外大妈”。

这种攻击真是达到了人身攻击和概念混乱的极致！

奥地利学派从未说过“任何条件下，由个人决策都能产生最好的效果”。

恰恰相反，奥派认为只有在自由的市场环境中，在私有产权得到保护、法治健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个体的决策才能最大程度地促进其自身利益，并最终通过自发秩序造福社会。

经济学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研究在各种制度和物质环境下，人类行动如何导致不同的结果。奥派致力于揭示政府干预如何扭曲这些结果，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人类福利的下降。

风灵将“土奥”们对政府不干预的坚持，歪曲为“如果政府不在欠发达地区投资修基建，他个人在发达地区能生活得更好，能赚到更多钱”，并指责我们看不到“全国各地的市场”、“人才、资源和知识”的重要性。这种指控简直是无稽之谈，荒谬至极！

奥地利学派最强调的，恰恰是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对人类福利的巨大促进作用。米塞斯和罗斯巴德都曾深入论述过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如何创造前所未有的繁荣。

我们反对的，从来不是“市场扩大”和“劳动分工”，而是政府通过强制力而非自愿交换来“扩大市场”和“促进分工”。

我们质疑的是：这种“扩大”和“促进”的真实成本是什么？它是否扭曲了资源配置？它是否阻碍了更有效率的自发市场解决方案的出现？

当政府动用强制力修建高铁，将巨额债务转嫁给纳税人，同时挤出私人投资时，这难道不是对市场自发分工的破坏吗？将我们对政府强制力的批判，歪曲成“排外大妈”，这不仅是泼脏水，更是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恶意攻击。

结语：谁才是真正的“叶公好龙”？

风灵的这篇反击文章，非但未能洗脱其论证的谬误，反而更加清晰地暴露了他对奥地利经济学派核心原则的无知和刻意曲解。

她口口声声自称奥派，却在最关键的方法论和价值观问题上与奥派背道而驰。她试图用“社会利益”的空洞口号来掩盖政府强制的本质，用对宏观数据的迷恋来回避真实的经济计算困境，用对政府“搭台”的乌托邦式幻想来粉饰现实的浪费和扭曲。

她才是那个真正的“叶公好龙”！她喜欢“奥派”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名头，却无法承受奥派思想最核心的彻底自由、反对强制、坚守私有产权、以及对政府干预的无情批判。

当奥派的理论锋芒直指政府权力扩张的根源时，他便急不可耐地跳出来，为自己所依赖的权力体系寻找辩护。

这种“我自称奥派，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自称”的逻辑，充分展现了其对自由与权力边界的根本性混淆。

奥地利学派的真理，不需要任何人“盖公章”来认证，也不需要任何政府项目来“证明”。它存在于严密的逻辑推演中，存在于对人类行动本质的深刻洞察中，存在于对自由市场自发秩序的坚定信念中。

风灵及其所谓的“奥派”，不过是在这片思想高地上插上了一面错误的旗帜，并试图借此贩卖其对政府干预的妥协与赞美。

然而，在奥地利学派的明镜之下，任何形式的“官派经济学”都将无所遁形。我们不必“开除”任何人，因为思想的阵地，早已泾渭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