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日本首相石破茂两次用了一个极其沉重的词——“国难”，来形容美国骤然挥起的关税大棒。这不仅仅是一个外交辞令，更在日本社会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不安。

一时间，从内阁紧急会议到媒体社论，从经济数据预警到街头巷尾的忧虑，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美国针对日本汽车产业、钢铝产业征收高达25%的关税，以及波及更广的“对等关税”，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仅仅是贸易摩擦的一次升级，还是一场足以动摇日本经济根基、甚至国家命运的危机？

为什么日本，这个以精工制造和全球贸易立国的经济体，会将这场看似局限于特定产业的关税冲突，上升到“国家灾难”的高度？

仅仅是因为GDP可能下降0.8%吗？还是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更结构性的恐惧？

我今天就来谈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关税这种看似“保护”美国国内产业的工具，在日本眼中却可能演变成一场难以承受的“国难”。

产业风暴

对等关税现在还是悬念，是否落地，对于日本人来说，不知道。当然我的判断是，基本上不可能执行。

但是，川普还在对等关税之前，就宣布了对全球所有汽车产业加征25%关税的决定，并宣布永不修改。

而汽车产业，正是日本的经济支柱。

日本汽车工业的辉煌，早已无需赘言。丰田、本田、日产等品牌不仅在全球市场享有盛誉，其背后更是一个庞大、复杂且高效的产业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对日本经济的贡献，体现在多个维度：

汽车及其零部件是日本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常年占据出口总额的相当大比例。美国作为日本汽车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其需求波动直接牵动着日本的出口表现和国际收支平衡。

25%的关税，无疑是对这一最大出口引擎的迎头重击。这足以让日本经济整体感受到寒意。

汽车产业并非孤立存在。它上游连接着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玻璃、橡胶、电子、精密机械等众多基础和零部件行业，下游则带动着销售、物流、金融、保险、维修保养等服务业。

据估计，汽车相关产业在日本提供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占制造业就业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打击汽车产业，实际上是在动摇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和就业基础。

日本汽车工业以其精益生产、质量控制、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等技术创新而闻名。它是日本高端制造业能力的集中体现。

汽车产业的持续研发投入，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如果核心的汽车产业因关税壁垒而萎缩，日本在这些前沿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和创新能力必然受到侵蚀。

同时，川普还对日本加征了钢铝产业关税，也是25%，也宣布永不取消。

钢铁和铝材作为现代工业，尤其是汽车制造业的基础原材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钢铁和铝材是制造汽车车身、发动机、底盘等关键部件不可或缺的材料。其供应的稳定性、质量和价格，直接影响到下游制造业的成本和竞争力。

如果日本的钢铝产品在出口美国市场时遭遇高关税，或者日本汽车制造商使用的进口钢铝（如果有关税的话）成本上升，都会对整个产业链产生影响。

关税对钢铝这类基础材料的影响，会像涟漪一样扩散。即使关税只针对最终产品（如汽车），但如果贸易摩擦扩大化，波及到钢铝等中间产品，那么日本国内依赖这些材料的其他行业（如建筑、机械、家电等）也将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

这种成本传导，会进一步加剧日本国内的通胀压力和企业经营困难。

日本的钢铁企业，如新日铁，在全球钢铁行业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高端钢材领域。贸易壁垒会阻碍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参与全球分工，不仅影响其自身发展，也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相关产业的效率损失。

数十年来，日本依据其在全球市场中的比较优势，投入了巨量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来构建和优化其汽车及相关产业链。关税的突然出现，使得这些基于自由市场信号进行的长期投资，其价值被大大削减，甚至可能变成沉没成本。

大量专门用于服务出口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生产线、设备、技术和技能，其预期回报被彻底打乱。这是对日本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和努力的巨大破坏。

面对关税壁垒，企业可能被迫做出非市场化的调整。

例如，将生产线转移到成本更高但可以规避关税的地区；或者转向生产国内市场能够消化、但并非自身最具优势的产品；或者缩减投资，减少研发。这些都是在扭曲信号引导下的*资本错配*。

这种错配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可能在未来市场环境变化时变得难以为继。

复杂的产业链依赖于企业间基于稳定预期的长期合作。

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会严重侵蚀这种信任和合作基础。供应商不敢扩大产能，整车厂难以制定长期规划，金融机构对相关行业的贷款会更加谨慎。整个产业生态的活力和效率都会因此下降。这种预期的破坏和信心的丧失，其影响难道比短期的GDP数字更深远。

因此，当美国关税直接瞄准汽车这一日本经济的“心脏地带”，并可能波及钢铁等“工业骨骼”时，其引发的震动绝非局部性的。

它威胁到的是日本经济最核心的竞争力来源，是其赖以生存的复杂资本结构和产业生态，是数百万人的生计和国家未来的发展潜力。

从这个角度看，称之为“国难”，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对潜在系统性风险的一种清醒认知。

打击日本意图更为清晰

中国与美国产业之间，在实施了一系列贸易管制后，除了一些新兴的产业外，其实竞争度重合不高，大部分产业其实是完全互补的。

美国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将苹果工厂、服装工厂搬回美国去生产。

但日本就不一样了。因为日美产业版图上存在着严重的重叠与冲突。

刚刚川普还否决了日本企业收购美国钢厂的意图，哪怕承诺了增加投资、提高生产率，那也不卖。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9日对记者表示，他不希望看到美国钢铁公司到日本去，这是一家很特别的公司。特朗普7日刚刚签署一份文件，指示负责审查收购计划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这一收购计划进行重新审查。关于该收购计划，特朗普曾表示，不会允许日本制铁公司获得美国钢铁公司过半股份，但日本制铁公司则指出，将美国钢铁公司纳为旗下子公司的目前的收购方案是此次收购计划的出发点。据信双方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此次特朗普的言论再次显示了他不会批准日本制铁公司将美国钢铁公司变为子公司这一收购方案。

日本为何如此紧张？首先，因为美国此次瞄准的，以及潜在威胁的，恰恰是日本经济中最具竞争力、也是与美国存在直接、激烈竞争的核心产业。这不是偶然的“误伤”，而是结构性竞争矛盾的必然体现。

我们不能忘记，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曾在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等半导体领域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一度让美国硅谷感到窒息。

东芝、NEC、日立等企业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和成本控制，几乎垄断了市场。这直接威胁到了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安全认知。

美国的反应是什么？是1986年签订的《美日半导体协议》。

这份协议，包含了强制性的市场份额目标（要求外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份额达到20%以上），并通过反倾销税等手段，极大地限制了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势能。

这被许多日本人视为美国利用国家力量打压竞争对手的典型案例。

如今，美国再次将半导体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拜登政府推出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投入巨资补贴本土芯片制造和研发。虽然其主要目标宣称是应对中国，但其本质是重塑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确保美国的技术霸权。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半导体产业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一方面，日本在半导体材料、制造设备等领域仍有很强实力，是美国试图拉拢的盟友；但另一方面，在先进制程、芯片设计等核心环节，美国企业（如英特尔、英伟达、AMD）与日本（及其他亚洲）企业依然存在直接竞争。

美国的产业政策，会不会最终以牺牲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友利益为代价，来确保美国自身的绝对领先？日本企业会不会再次陷入类似80年代的困境，被要求“选边站队”甚至被迫转让技术、限制发展？这种历史的阴影和现实的压力，怎能不让日本在半导体领域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日美之间在汽车产业竞争最为激烈，也最为持久。

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以燃油经济性、可靠性和精益生产著称的日本汽车，就不断蚕食美国市场份额，给底特律的“三巨头”（通用、福特、克莱斯勒/Stellantis）带来了巨大压力。

美国消费者用钱包投票，选择了他们认为更具价值的日本汽车——正如特朗普抱怨的那样，“（日本）不接受我们的汽车，但我们却接受了他们数百万辆汽车”。

然而，这种市场成功，在美国国内却常常被解读为“不公平竞争”或对美国就业的威胁。

贯穿80年代的“自愿出口限制”就是这种压力的直接产物，日本被迫“自愿”限制对美汽车出口数量。

如今，美国提出的25%汽车关税，其威胁程度远超当年的VERs。这对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日本汽车产业来说，无异于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关税落地，数百万辆汽车的出口将面临灭顶之灾，日本的GDP、就业、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信心都将遭受重创。

除了半导体和汽车，日美在其他重要工业领域也存在长期的竞争关系。

日本拥有新日铁等世界级的钢铁企业，在高端钢材领域具有优势。美国同样拥有庞大的钢铁工业基础。历史上，美国就曾多次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国钢铁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征收关税。

川普政府上一任时期依据“232条款”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日本也未能幸免。虽然有关税豁免谈判，但这种基础工业领域的竞争和摩擦从未停止。

高精度机床是工业制造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重要标志。日本在该领域技术领先，其产品在全球市场，包括美国市场，都占有重要地位。80年代，美国也曾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日本机床实施过进口限制。

这种广泛存在的产业竞争格局，意味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矛头，理论上可以指向日本的任何一个优势产业。

只要美国国内相关产业的“压力集团”足够强大，游说足够有效，任何一个日本的“强项”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这种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多点开花”的风险，加剧了日本的整体焦虑感。

美国和越南这种互补型经济体，要谈成协议很容易。因为几乎不存在产业竞争，但是，与日本的贸易谈判很难很难，因为背后的美国压力集团的重大利益会驱使。

甚至比中国还难谈。

因为中国很多产业注定只能走本国自给自足的路线了，因为美国不卖。高精尖领域的脱钩已经是事实了。

即使中美开展贸易谈判，这些过去几年实施的贸易管制，已经很难取消了。

历史的教训

日本今天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场旷日持久、代价沉重的日美贸易战的痛苦记忆。那段历史，给日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甚至出现了“买下美国”的论调。这种崛起，伴随着对美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在美国引发了强烈的危机感和敌意。“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Japan Bashing”（敲打日本）成为当时的流行词。

美国当时对日本的修理是全方位的。

1、关税壁垒： 对日本的特定产品，如摩托车、电视机等，征收高额关税。

2、配额限制： 最典型的就是上文提到的汽车“自愿出口限制”（VERs），直接限制了日本最具优势产品的出口数量。钢铁、纺织品等也遭遇过类似限制。

3、汇率施压： 19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严重打击了日本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并被认为是后来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重要诱因之一。

4、市场准入与结构性障碍倡议（SII）： 美国不仅要求日本购买更多美国产品（如农产品、牛肉、橙子），还深入干预日本国内经济结构，要求其改变零售体系（大店法）、土地政策、储蓄习惯等，认为这些是造成贸易不平衡的“结构性障碍”。

从美国压力集团的角度看，这些措施或许“成功”地遏制了日本的势头，保护了美国的部分产业。

但对日本而言，代价是极其惨重的。日元升值和随后的泡沫破裂，使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被迫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虽然也催生了一些新的发展，但整体经济活力大不如前。更重要的是，国家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

这段历史清晰地告诉日本：

有了这样的历史记忆，当看到特朗普政府以及之前拜登政府（尽管方式可能更隐蔽、更具选择性，比如禁止日本收购美国钢厂）再次祭出关税、管制大棒，并将矛头直指汽车等核心产业时，日本国内的警报怎能不被拉响到最高级别？

历史的幽灵仿佛再次降临，那种被步步紧逼、无力还手的恐惧感重新浮现。

日本产业的敌人到底是谁？

要理解日本的紧张，还需要认识到美国贸易政策背后强大的国内政治推手——压力集团。

日美产业竞争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贸易战，但当这种竞争触及到美国国内某些强大行业的利益时，这些行业就会通过游说活动，将商业竞争转化为政治议题，推动政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和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是美国政坛上历史悠久且影响力巨大的游说力量。

每当面临来自日本（或其他国家）汽车进口的激烈竞争，导致工厂关闭、工人失业时，他们就会向国会议员和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要求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他们的诉求往往简单直接：保护美国工人的饭碗，限制“不公平”的进口。特朗普“让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口号，以及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的威胁，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迎合这部分选民和利益集团的需求。

日本深知，只要美国汽车产业感到压力，要求保护的呼声就不会停止，关税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始终悬在头上。

美国的钢铁行业同样拥有强大的游说能力。他们长期抱怨外国（包括日本）的低价钢铁倾销和政府补贴，不断要求政府提供贸易救济。特朗普政府时期实施的232钢铝关税，正是其游说成功的体现。

当前的半导体竞争，虽然表面上更多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博弈，但背后同样有美国芯片企业的利益诉求。他们希望通过政府补贴和政策扶持，在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对手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并确保在全球供应链重塑中占据有利位置。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来自特定行业和地区的压力集团，其诉求往往比代表广泛消费者利益的声音更容易被政客听到。

尤其是在关键的摇摆州（如密歇根、俄亥俄等制造业州），保护本土产业和就业的承诺，是赢得选票的重要手段。因此，即使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关税对整体经济弊大于利，政客们也常常有动机去迎合这些压力集团的要求。

日本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知道，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很多时候并非基于纯粹的经济逻辑或自由贸易原则，而是美国国内政治和特定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这意味着，即使日本做出让步，只要美国国内相关产业的竞争压力依然存在，要求保护的声音就不会消失，新的贸易壁垒就可能随时出现。

这种由压力集团驱动、政治逻辑主导的不确定性，使得日本在处理对美贸易关系时，始终感到如履薄冰。

结论：

综上所述，日本将美国当前的关税威胁视为“国难”，绝非小题大做或故作姿态。这种深刻的焦虑，是历史教训、现实竞争和未来忧虑交织叠加的结果。

最大的问题是，美国既是一个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情绪爆棚的地方，他同时还是一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将产业、市场、合作链条建立在与美国贸易基础上，或与美国产业构成竞争的国家，不可能幸免关税战或类似的贸易战。

这是由美国政治体制决定的，是由摇摆州影响某一党当选的关键少数的政治制度决定的，是由美国以压力集团影响为特点的干预主义政治决定的。

除非美国民众们起来推翻这套政治体制，否则，世界各生产大国就必须要反复面对这种问题。

唯一的方法，只有分散，不能形成与美国市场、供应链高度紧密的经济发展模式，降低美国市场的依赖性，才能不至于反复形成“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