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个人为追求自身目的、满足自身欲望而采取行动的结果。并没有脱离了个人行动视角的“国民经济”。所有经济问题，都必须被逻辑还原为个人行动才能得到正确理解。

所有加总的、平均的统计数据，都属于历史，而不属于理论。历史数据是需要理论来解读，并进行进一步分析的。

但凡提到国民经济、GDP这些概念和思维方式，其本质都是计划经济。

卡尔·门格尔说：只有（比如在socialist设想的计划制度下）经济活动之目标确实是尽最大可能接近以下状态，即满足人们设想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之需求时，我们才能看到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只有作为整体的国家确实是经济活动主体时，才会有国民经济；只有当可获得的财货确由被视为整体的国家所支配，才有国民经济。然而，无需赘言，这些条件在目前的国民经济中是找不到的。因为，国家根本不是一个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官员也不是）。个人的目标并不是满足作为整体的国家的物质需求，而是满足他们自己的物质需求。

统计当局灌输给人们的，是一个概念实在化的实体，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国家——有自己有目的、能决策、会行动，由此才会形成一个“国民经济”的概念；通过统计这些加总数字，给人们的教导是：所有人都是集体的一份子，所有的活动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集体的利益，而集体凌驾于个人之上。人们不是为了自身幸福而搞经济，而是为了一个集体的目标而搞经济。

门格尔说：**国民经济未被视为个别经济体之综合体，而是被视为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单个经济体，在这里，state就是需求、经济和消费的主体……（然而）**呈现一个整体的链条由各个环节构成，却不是各环节本身，作为一个整体的机器由轮子等东西构成，却不是轮子本身。

他由此批评亚当·斯密和德国历史学派：斯密和其学派一向忽视还原复杂的一般人的经济现象。他们努力的目的是，下意识地让我们从国民经济的虚构角度，理论地理解这些现象。历史学派则有意识地延续这一错误认识。

一切集体化的统计指标，都是从总体的角度看待经济，而不是从个人角度理解经济。这些集体指标根本无法反映真实的经济状况。

一个富人花1个亿买了一艘游艇，一个工薪阶层花300万买了一套房子，一个穷人拿出最后的积蓄200元买了100斤大米，计划当局当然可以将这些数字加总，计算GDP及若干国民经济的指标。但是，这个加总的数字能反映出任何经济的状况吗？平均数字又能反映出任何经济状况吗？它更是无法表达出任何个人的行动图景。

再比如价格指数。它是“一篮子商品”价格的加权。其错误和缺陷就在于，它假定了每个人的偏好相同，且假定每个人对某些商品的评价保持不变；其次是将各种商品（例如电视机、面包与自行车）的价格进行加权，各自赋予一定权重，这是非常不科学的，而且是没有意义、没有道理的；第三是它忽视了相对价格结构，即一种商品相对于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了，但是加总平均后数据可能不变；第四是一篮子商品的选择本身就是极端武断的。任何一个家庭主妇，随便选几种商品组合，算一个价格指数，并不比统计学家计算的价格指数更加武断。

所以，根本没有人盯着价格指数生活，人们早已切身地感受到了价格的变化。那也没有人盯着GDP生活，人们更关注的是自己的钱袋子和真实感受。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概念，是对经济学的背离，它把无数活生生的个人有目的的行动和努力的结果，极端地简化了，对我们理解极端复杂的个人行动，毫无助益，其实只能起到坏的作用。

如果真的有国民经济的统计数据，和人们认识的刚好相反，越是小的集体、小的统计样本，才在边际上越是接近真实状况。统计两个人组成的社会的“国民经济”，与统计一个10亿人组成的社会的国民经济，前者更加接近真实，更能揭示出个人的经济状况。

可以想见，如果在一个私产社会，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宏观经济统计指标。私产社会的安保机构，只负责按照合同条款维持治安，谁穷谁富，谁和谁交换了什么，跟它无关，它统计这些玩意儿干嘛呢？又有谁会愿意把自己的数据提供给它呢？你愿意把你家里的开支状况提供给物业办吗？

当今主要生产和供给各类数据的，正是计划统计当局。

他们为什么乐此不疲地收集和统计各类数据呢？

就是为了管制经济、干预经济。而国民经济的统计数据就是其干预的眼睛。

当看到统计数据揭示，价格在下降的时候，它不是去分析价格下降的原因，而是开始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价格的上涨。在这个时候，它站在了生产者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

当看到GDP在下滑的时候，它就要设法拉动GDP，开始采取国家投资、提振消费、增加出口等手段，让数据上升。那么用勺子挖运河、在沙漠里建楼又炸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都是提升GDP的办法。它只关注“看得见”的宏伟，忽视“看不见”的损害。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不是经济为了人，而是人为了经济。

当看到房价和房租在上涨的时候，立即采取的办法就是价格管制、限购，其实就是在信贷扩张这个干预之上叠加干预，以掩盖矛盾；当看到价格下降的时候，又开始推动价格合理回升、取消限购。经济问题似乎毫无规律性可言，是自己手中随意拨弄的棋子和面团，想如何摆布和揉搓，全凭自己的数据。这些数据背后活生生的人，再一次淹没不见了。

当失业率上升的时候，到底多少是主动失业，多少是由于发放失业补贴和最低工资法造成的制度性失业，统计数据是不知道的，然而采取的办法是通胀手段或者以工代赈，甚至像罗斯福一样将年轻人征召入伍，来提升就业率、降低失业率。至于这对长期的就业市场有什么样的危害，也不是它会去考虑的。

整天关注所谓就业问题的凯恩斯就说：如果英国财政部将旧瓶子塞满纸币，把它们埋在深度适当的废弃煤矿中，然后将这些矿坑填满城市垃圾，再让私人企业按照行之有效的自由放任原则把纸币挖出来……那么就不会再有失业问题了，而且在经济波及效应的帮助下，社会的实际收入及其资本财富可能会比实际情况要大得多。的确，修建房屋和其他类似设施更加合理；但是，如果在这方面存在政治和实际上的困难，上述做法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凯恩斯的一位美国朋友还讲了一个故事：洗手时他只用了一条毛巾，但凯恩斯把所有毛巾都揉成一团，说他这样做视为美国的客房服务员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干预之手千万不能闲下来，而增加就业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地搞破坏。这是典型的混账逻辑，是人类智力的灾难。

正是凯恩斯主义，为各种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各类宏观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计划当局开始了对微观经济的广泛管制和干预，最终将整个经济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

整个宏观经济学，本身就是反经济学。其实一个垄断暴力机构的存在本身，即意味着计划经济。认为一个计划机构能发展经济，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从一个整体的、虚构的概念去看待经济，不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正如门格尔所说：

这种简化丧失了我们学科的真正价值，因为它所依据的是一种完全靠不住的虚构。违背事物之本性，依据站不住脚的虚构，简化这门科学，欲把经济体的复杂总和体视为一个大型的个别经济体，是何等愚蠢。不把这些现象追溯至构成它的个别经济要素那里，这是何等愚蠢。

因此，当人们怀疑某些宏观的国民经济数据可能夸大其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这是其有目的的动作，就是为下一步的干预做准备。各个干预机构会自己收集并放出相关数据，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作为扩张自身权力、维持自己地位、增加自己预算的理据。恐惧，总是扩权的良机。

其次对某些数据失真，也不必过于责难，而要具体分析。当下层为了某些指标要求，只是为了糊弄上层而虚报数据的时候，至少能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不会为了“真实的数据”而“扩大投资”，进一步加剧对经济的扭曲和资本的消耗。你能想到的上层根据这些数据所做的进一步干预措施，那不是虚报本身的错。如果失真的数据能让上面感到形势一片大好而消停，那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最后我们要庆幸，有些数据是测不准的。例如就业率就测不准，这并不是坏事，而是会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因手段有限而未纳入监控的一些个人收入数据是无法掌握的，个体工商户的申报数据是不准的，反映在统计数据上就是人们的收入很低，这也是好事情，就会减少征税，并相应地采取市场化的政策。毕竟，要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收入增长，才能征收更多的税收；而发展经济、提升收入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减少干预、扩大开放、自由放任。

最终而言，如果能彻底消除宏观统计数据，将干预之眼“戳瞎”，杜绝通过这些统计数据来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政策，对经济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