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对持有人是一项资产，对未来纳税人却是一张已经提前签好的账单。

8月10日，新一批凭证式储蓄国债开售。公开报道显示，3年期票面年利率为1.63%，5年期为1.70%，两期合计最大发行额300亿元，100元起购。

新闻标题很诱人：买10万元，比五年期定存多赚500元。

这笔账并没有算错。按照报道采用的比较口径，10万元存五年期定期，年利率1.60%，到期利息8000元；购买五年期国债，年利率1.70%，到期利息8500元，确实相差500元。

当然，不同银行、不同期限的存款利率并不相同，所谓“多赚500元”不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固定结论。但这不重要。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国债多出来的利息，究竟是谁给的？

很多人会说，当然是国家给的。

这句话等于什么也没说。国家不是一个会种粮食、造机器、开发软件，并用经营利润支付利息的抽象超人。把“国家”两个字拆开，问题才刚刚开始。

国债的利息不会自己长出来

先说明一点。站在个人资产配置的角度，购买国债完全可能是一种理性选择。有人看重安全，有人愿意锁定利率，有人不愿承担价格波动，这都是个人依据自身风险偏好作出的判断。本文不是劝任何人买，也不是劝任何人不买。

个人怎样选择，和一种制度怎样运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对购买者来说，国债是一项资产。10万元交出去，未来收回本金和利息。可对发行者来说，国债是一项负债。既然是负债，就必须有人偿还。

偿还国债，无非几条路。

第一，增加税收。今天借来的钱，由未来的企业和个人用税收偿还。

第二，发行新债。借新还旧并没有消灭债务，只是把偿还日期继续推后，并且让利息不断累积。

第三，增加货币和信用。名义上的本金与利息可以如数支付，但货币购买力下降，现金持有者和固定收入者承担了隐蔽成本。

第四，出售资产。它可以减少一部分债务，却是一次性的，而且前提是愿意把原来由公共部门控制的资产交还市场。

除此之外，没有第五条神奇的道路。

所谓“国家信用”，不是财富从空气里生长出来的能力。它真正依赖的，是未来征税的能力。对国债持有人来说，这种能力意味着安全；对未来纳税人来说，它意味着一张已经提前签好的账单。

罗斯巴德：公共债务不是普通借贷

罗斯巴德在《拒付国债》一文中，专门区分了私人债务与公共债务。

私人借贷很容易理解。甲把自己的钱借给乙，乙承诺用自己的财产和未来收入偿还。双方自愿订立契约，也都承担判断错误的后果。乙如果不能还款，损失首先落在乙和自愿承担风险的债权人身上。

公共债务却完全不同。决定借钱的是官员，收到资金并决定用途的也是公共部门，但将来还本付息时，拿出来的并不是官员自己的财产。

罗斯巴德说得很直接：“政府承诺偿还的，不是它自己的财富，而是我们的财富。”

这句话击中了公共债务最容易被掩盖的部分：签约的人和还钱的人，不是同一批人。

一个普通人向银行借100万元，不能要求邻居替他还款。一个企业发行债券，也只能用自己的现金流和资产承担责任。唯独公共债务可以由今天的人作出决定，再把付款义务分摊给没有参加签约的未来纳税人。

因此，罗斯巴德认为，公共债务不能被装扮成两个产权主体之间的普通契约。借款者并没有拿自己的财产作出承诺，债权人取得的，则是对未来税收的一项索取权。双方实际上在约定如何处分第三方的财产。

他的结论非常激进。他主张，与其通过加税或通胀摊还公共债务，不如拒绝承认这类债务的神圣性，并出售政府资产处理债权。很多人未必接受这个结论，但如果反对，就必须先回答他的前提：一个人凭什么替另一个没有签字的人借债？

“我们欠我们自己”只是一句障眼法

为公共债务辩护的人经常说：国债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我们欠我们自己”。

罗斯巴德对这句话的反驳很简单：先把含混的“我们”拆开。

持有国债的人，是“我们”中的一部分；缴税偿债的人，是“我们”中的另一部分。即使某个人既缴税又持有国债，他缴纳的税额、获得的利息和承担的通胀损失也不会自动相等。用一个集体代词把所有人混在一起，只会掩盖真实的财富转移。

假设一个村里有100个人，其中10个人购买了村委会发行的债券。债券到期后，村委会向100个人收费，再把本金和利息交给10个债权人。这个村子没有因为内部欠债而增加一袋大米、一台机器。它只是建立了一套从所有人手中收费、向部分人付款的安排。

国债同样如此。它可以改变付款时间，可以改变谁先得到资金，也可以把当下支出的成本推给未来，但它不会仅凭一纸凭证增加真实财富。

国债还会吞掉真正的资本

真正的财富来自生产。生产依赖储蓄，储蓄形成资本，企业家再把资本投入机器、技术、库存、培训和更长的生产过程。

当一个人拿出10万元购买国债，这10万元背后的真实资源便由公共部门支配。同一批钢材、土地、劳动力和设备，不可能同时被政府项目和私人企业使用。公共部门多占用一份，市场中的生产者就少一份。

有人会说，政府也可以把借来的钱用于“投资”。问题在于，给一项支出贴上投资标签，不会让它自动变成资本。

私人企业投资，要接受消费者是否付款的检验。产品卖不出去，企业亏损，投资者的资本就会减少，错误项目必须收缩或退出。正是利润和亏损，迫使企业家不断修正判断。

公共项目没有同样的经济核算。建设完成、预算花完、规模很大，都不能证明它为消费者创造了超过成本的价值。项目没有现金流，还可以继续依靠税收；使用者不愿意付费，也未必导致项目退出。于是，政治目标很容易替代消费者判断，支出规模很容易替代价值创造。

罗斯巴德因此指出，政府赤字和不断增长的债务会提高税收负担，并把稀缺资源从生产部门转向缺乏市场检验的公共部门。如果赤字再由信用扩张融资，问题还会叠加成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

这才是国债真正昂贵的地方。利息只是账面上看得见的成本。那些没有建成的工厂、没有购买的机器、没有进行的研发、没有出现的工作岗位，才是更大的、看不见的成本。

举债，只是把税收推迟

如果一项支出今天直接加税，纳税人马上就会感到疼痛，也会追问这笔钱是否值得花。

改成举债以后，支出发生在今天，税收却被推到未来。今天的人看到工程、补贴和福利，未来的人才收到还本付息的账单。收益集中而可见，成本分散而延后，举债因此比加税更容易。

但时间不能消灭成本。

未来通过税收偿还，企业和个人可支配的收入就会减少；通过货币扩张偿还，现金和工资的购买力就会下降；通过新债偿还，债务继续滚动，下一代面对的本金和利息只会更大。

所谓“用时间换空间”，很多时候只是用未来纳税人的空间，换今天支出者的时间。

公共债务还有一个政治后果：它扩大了权力今天能够支配的资源。原本受到当期税收约束的支出，可以通过借债突破约束。债务越容易发行，削减浪费、出售资产、缩小机构和停止无效项目的压力就越小。

因此，国债不是一种中性的融资技巧。它改变了权力与个人之间的边界。

买不买是你的自由，看清账单更重要

再次强调，普通人购买国债，不等于他赞成所有财政支出。一个人在既有制度中保护自己的储蓄，是个人选择。没有理由要求他用牺牲个人收益的方式，去独自纠正一套制度。

但个人可以买，不等于公共债务值得被歌颂；国债相对安全，也不等于它创造了社会财富。

一张国债，在持有人账上是资产，在纳税人账上就是负担。对一个人承诺的利息，必然对应另一个人在未来交出的收入。国家信用越被描述成无风险，我们越要追问：风险究竟被转给了谁？

罗斯巴德之所以激烈批评公共债务，不是因为他反对储蓄，也不是因为他反对借贷。恰恰相反，他捍卫真正的契约：借自己能还的钱，用自己的财产负责，不替陌生人签字，不把成本推给没有同意的人。

一个社会要变富，靠的不是发行更多债务凭证，而是让个人留下更多收入，让企业家保留利润，让储蓄进入接受消费者检验的生产过程。少一点税收，少一点举债，少一点对未来收入的预支，资本才能更快积累，工资和商品供给才可能真正增加。

所以，下次再看到“买10万元国债多赚500元”，当然可以算一算自己的收益。

但别忘了再算一笔更大的账。

这500元不是从国债证书里长出来的。它来自未来的税收，来自可能发生的货币贬值，来自被公共支出占用的储蓄，也来自那些没有机会形成的私人资本。

国债的利息，终究不是“国家”这个抽象名词在还。

还钱的，一直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