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赚钱公司，中国占七席。”

这两天，这个话题上了热搜。不少人看完榜单，觉得很提气。特别是几家国企的名字，看起来很能说明问题：谁说国企没有效率？人家赚的钱，比许多跨国企业还多。

先纠正一个事实。热传图写着“七家”，实际标了八家，包括台积公司、腾讯、四大行，以及中国石油、中国海油。而图中最后两家的位置，又与相关报道重新核对《财富》网站后列出的前20名不一致，不能把这张网图当成严谨的最新榜单。

《财富》2026年榜单主要依据企业2025年度业绩，也不是今天实时更新的盈利排名。

但这不妨碍我们讨论一个真实问题：四大行利润规模靠前，能源国企也有可观利润。这些钱，到底说明了什么？

我的公众号叫“代价研究僧”。不是因为我反对别人赚钱，而是因为，许多事情只展示了好看的一面，付代价的人，却被藏起来了。

企业赚了多少钱，是一个问题。它凭什么赚到这些钱，别人为此失去了什么，是另一个问题。

后一个问题，远比排名重要。

01、我反对的，从来不是利润

以前我为平台说话，有人不理解。现在讨论国企利润，可能又有人说，你怎么换了标准？

标准没有变。

消费者自愿付钱，企业把产品做好、把成本降下来，承担经营风险以后还有剩余，这样的利润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银行替客户保管资金、结算、筛选借款人、管理风险，都是服务。储蓄者愿意暂时放弃消费，获得利息，也不是剥削。石油企业寻找油气、组织开采和运输，同样创造价值。

如果没有这些生产和服务，人们的生活只会更困难。

米塞斯在《利润与亏损》中讲得很清楚：企业家能否获得利润，取决于他能否更好地调整生产，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但这个判断有条件。不能一边限制别人进入，一边拿现有企业的利润，证明限制别人进入是对的。

一家餐馆让顾客愿意来，与一条街只准这家餐馆营业，不是一回事。

两家店的报表，都可以有利润。但你不能看见后一家的利润，就宣布顾客一定得到了更好的服务。

区别不在招牌上写了“国有”还是“民营”。区别在于，消费者有没有选择，竞争者有没有进入的自由，经营者是否真正承担错误的代价。

02、四大行赚得多，先看它们在什么环境中赚钱

金融服务有价值，不等于现有金融制度的全部安排都有价值。

银行业并不是谁判断自己能做好，就可以募集资本、自由进入的行业。设立银行、开展相应业务，都有行政准入要求。这些要求也适用于民营银行，但它们共同构成了行业之外的人不能随意跨越的边界。

既有企业的规模优势、网点和风控经验，当然有实际作用。不能因为有准入，就把银行每一元利润都算成特权收入。

同样，不能因为银行提供了服务，就拒绝讨论准入和国家信用对竞争格局的影响。

假如储蓄者相信，某些机构出了问题更容易获得支持，这种预期就可能影响他愿意接受的利率。假如借款企业被认为有更强的公共信用背景，这也可能影响融资条件。

这里存在一个危险：资金的去向，不再只取决于谁最有希望用好它，还取决于谁更容易获得信用背书。

普通经营者看到的，是自己的抵押、担保和现金流要求；被优先支持的项目看到的，可能是另一套融资条件。

两者之间到底有多大差异，要用具体数据判断。不能凭一张利润榜算出来。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竞争条件不平等，利润榜就不能单独证明经营能力的高低。

也别把我的意思理解成，存款利率越高越好、贷款利率越低越好。利率不是许愿。它要反映真实储蓄、时间偏好和风险。人为把其中一头压低，再拿另一头的结果证明效率，正是需要警惕的事情。

03、利润上榜了，公共资金为什么还要投入？

今年9月7日，财政部发布消息，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在内的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注意，不是3000亿元全给这两家银行，也不能据此说它们已经亏空。盈利银行扩大业务、满足资本要求，同样可能需要补充资本。财政投入取得股权，也不是把钱白送出去。

但这些解释，没有取消成本。

国家发行债券，意味着公共部门承担了债务和付息安排。投入企业以后，得到的是一项有收益、也有风险的资产，而不是财富凭空增加了。

同一笔资金，如果不由公共部门作这样的配置，本来可能用于什么？如果让居民少交一些税，让他们自己储蓄、投资和消费，又会形成什么样的生产？

这些被放弃的用途，就是机会成本。

将来如果取得了回报，要看回报是否覆盖融资成本、风险和放弃其它用途的代价；如果回报不足，差额也不会因为写着“资本补充”就消失。

国债也不是私人投资者之间的一份普通股权协议。公共部门的偿债能力最终依靠财政资源，背后是纳税人的约束。

所以，不能展示利润时，把企业当成独立经营、能力非凡的市场主体；讨论公共资本支持时，又只讲支持的好处，不讲社会承担的成本。

企业的利润表，不是公共资金投入的完整成绩单。

04、油企有真实生产，也不等于市场已经充分开放

再说中国石油和中国海油。

先别把石油开采和加油站混在一起。中国海油上市公司的主业是上游油气勘探开发，不能拿消费者在加油站付的钱，直接解释它的全部利润。

它也不是只有一块“国企招牌”。中国海油2025年度业绩材料披露，油气净产量增长7%，桶油主要成本下降2.2%。增加产出、减少资源消耗，是真实的经营改善。

承认这些，不妨碍继续追问：这个行业的竞争，还受到了哪些限制？

商务部公布的2026年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安排，不仅有总量，还有进口资格、设施使用权和银行授信等申请条件。成品油流通方面，批发、仓储实行备案，零售仍实行经营资格许可，网点还要符合当地零售体系发展规划。

所以，说民营企业完全不能进入，不符合事实；说这已经是自由进入，也不符合事实。

特别需要区分的是，防止油品欺诈、防止火灾伤害别人，与决定一个地方应该开多少家加油站，不是同一件事。

前者关乎具体的财产和人身责任，后者把本应由经营者判断、由顾客选择检验的商业机会，交给了行政规划。

罗斯巴德在《权力与市场》中分析经营许可时，强调的正是这种机制：限制新的竞争者，会改变既有经营者面对的竞争条件。

这里的代价，不一定表现为一张额外的收费单。

它可能是一个本来愿意降价的经营者没有进来，一项本来可以改善的服务没有出现，也可能是一种更省成本的经营方式，没有机会接受消费者检验。

它们没有发生，就没有企业报表为它们记账。

但消费者确实少了选择。

05、最昂贵的代价，是本来可以创造的财富没有出现

许多人理解成本，只理解成“我多付了多少钱”。

其实，错过一份更好的工作，没能创办一家企业，原本可以投入生产的资本被长期占用，也都是代价。

比如，一笔资本投给了长期不能覆盖成本的项目。项目有投资额、有产值，施工单位也可能赚到钱。但这些，不能证明整个项目值得做。

因为被占用的钢材、设备、土地和劳动，本来可以去满足其它需要。

在市场中，经营者不断试错。亏损会迫使他减少投入、调整用途，或者退出。不是每一次纠错都及时，但亏损至少不断告诉他：你正在消耗的资源，可能比你创造的价值更大。

如果一个项目只要有足够强的背景，就能获得续贷、追加资本或其它支持，这个纠错过程就可能被拖住。

有些人把它理解成“保住了资产”。实际上，账上没有立即确认损失，不等于真实资源没有被浪费。

如果再叠加脱离真实储蓄的信贷扩张，资金看上去充足了，长期项目也更容易上马。但工人、机器、原材料和维持生产所需的消费品，不会随着账上的信用同时增加。

资源约束迟早会重新显现。项目需要重估，债务需要处理，错误投资需要出清。

这才是米塞斯商业周期理论提醒我们的地方。不是“国企必然亏损”，而是便宜信贷和外部支持，不能取消真实成本。

普通人最终承受的，可能不是银行某一年利润少了多少，而是资本积累慢了，生产率提高慢了，新的就业和工资增长也慢了。

这笔账，不在利润排行榜里。

06、钱交给财政，也不能自动证明普通人得利

有人会说，国企赚的钱会分红、交税，最后用于公共支出，为什么还要追问？

因为钱的去向，不能替代对钱的来源和使用效率的判断。

国有资本确实有收益上交制度，上市公司也会按股权分红。说这些利润全部被管理者拿走，是不负责任的。

但“国企净利润”“国有股东取得的分红”“财政收入”和“居民实际获得的利益”，是不同的事情，不能画成一个等号。

更不能忘了比较另一种可能。

假如增加竞争，让顾客少付了钱，让企业少承担不必要的投入成本，这些钱并没有消失。它们留在居民和经营者手上，可以储蓄、投资，也可以购买其它产品。

它们没有集中到某家企业的利润表里，不代表没有改善生活。

反过来，即使一笔受保护的收益最终用于公共支出，也不能据此证明，消费者失去的选择、企业家失去的机会，以及资金重新配置的成本，全都得到了补偿。

不能先限制一个人的选择，再把他得到的一部分返还，统称为他享受的好处。

而且，成本不会简单地一比一转到消费者头上。它也可能挤压经营者利润，减少投资，降低劳动报酬，或让一笔交易根本无法发生。

正因为承担代价的人分散、不容易被看见，才更不能只盯着集中起来的收益。

07、真有本事，就不需要替你挡住竞争

我以前写《做大国企的后果是什么》，就区分过“做大”与“做强”。

把更多资源集中到一个组织里，组织自然会大。但真正的强，是消费者可以拒绝你，竞争者可以挑战你，你仍然能够以更少的资源，提供他们愿意购买的产品。

这个标准适用于国企，也适用于腾讯、台积公司和任何民营企业。技术优势不等于行政特权，企业规模大也不是原罪；但民企如果争取补贴、要求保护、阻止竞争，同样应该被批评。

真正值得支持的方向，是减少准入限制，撤掉身份性的优惠和亏损保护，让资本可以自由转移，让经营判断接受真实的盈利与亏损检验。

私人产权重要，也正在这里。资本由具体的人支配，判断错误的损失不能随意甩给社会；判断正确的回报，又使他愿意继续储蓄、投资，为消费者寻找新的机会。

我们需要的不是强行压低国企利润，更不是惩罚利润，而是去掉利润背后的保护。竞争之后仍然赚得到的钱，不需要宣传替它辩护。

一家企业利润减少，可能是经营变差，也可能是竞争让利给了消费者。前者需要纠错，后者恰恰可能是好事。

普通人没有义务为了让某家企业在全球榜单上排得更高，而承担更少的选择、更重的负担和更多的风险。

这就是“代价研究僧”要反复追问的：谁得到了好处，谁支付了代价？如果没有那些保护，本来又可能发生什么？

企业账上有钱，值得研究。普通人的日子有没有因此更好，才值得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