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内同为市场派的两个经济学流派，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几位大佬，在方法论问题上进行了深刻且友好的辩论，双方你来我往，把理论掰开揉碎，以飨读者。

作为一个经济学爱好者，这不啻于一场知识盛宴，衷心感谢两派老师，他们分别是属于芝派的谢作诗老师、邓新华老师，属于奥派的古原老师、漫师、风灵以及马晓尚老师等。

先声明，我是奥派。

但由于本人学识有限，还在进阶之中，围观学习多日，也只能谈谈观感，有不对之处，望方家不吝赐教。

最初，谢老师有视频传出，在对比芝、奥方法论上，非常谨慎地说公理假设没有对错，但有个品味高低问题。

奥派从祖师爷（米塞斯）开始，就由于特殊的方法论（先验逻辑的推论）显得非常头铁，我们对理论的坚持堪称顽固。

经济学只有一套正确的理论体系，理论上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容不得半点含糊。

我理解谢老师说品味有高下只是话术，其本意还是认为奥派的方法论是错误的，但奥派就没这么圆滑，错了你直接说就行。

这不是挑刺，也不涉及个人品德，只是经过这几天的讨论，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它已经预示了讨论将进入互指稻草人，最后就是无果而终。

与其他奥派爱好者不同，我认同邓新华老师说的，这已经进入了一个语言游戏。

然而正是在语言之中，在不同的表达方式里，我看出了一些端倪。

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与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不同的语言表达，你尽可以把约束条件和利益都规定为个人主观的认知，把最大化等同于罗斯巴德所说的“最大化心理收益”，但之所以语言表达不同，原因还在于内心所秉持的方法是倾向实证主义的。

口头上向主观价值论靠，具体策略分析上却又转向定量分析，这种对理论认知上的不彻底，必然导致政策分析上的妥协。

古原老师最后的回应文章也看出此问题，当他批判芝派方法论（以弗里德曼与张五常为标的）时，而对方表示“我不是这样的”，谢老师若有新的创见，应该撰文予以澄清。

也许，谢派的方法论根本就不是芝派的方法论，它是一种理论上紧靠主观价值论，而实践上却向实证主义妥协的投降主义。

依据奥派的理论，对经济问题只能进行定性分析，而谢派不可能满足于此，他们渴望着理论预测的准确性，他们要完成的是定量分析，因为不如此不足以指导现实。

如同谢老师对强拆的看法，100的小区，99人同意拆迁，1人不同意，这时候不强拆就不是保护产权，而是破坏产权。这不是对理论的坚持，这是对现实的妥协，如果产权取决于一个足够悬殊的比例，那51比49呢？产权不明就明确产权，你说由于历史原因成为了公有，我说为什么不能追溯历史，是谁的就还给谁呢？

面对手段的稀缺，重要性靠前的目的，是行动人在逻辑上必然的选择，通过内省就可以确知其为真理，如此还需要一个假设吗？还需要经验验证，需要一番证伪吗？

理论先于事实，行动公理不是假设，它是先验有效的，它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而不是反过来用经验来证实理论。

没有理论，如何判断事实？没有关于产权的理论，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东西从甲转到乙手里，这一过程是抢劫还是赠予。

不要看他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谢派在具体政策实践问题上，将违反他在理论上所有的坚持。

他说约束条件是个人主观的认知，实践上就变成了约束条件是客观的给定，不容怀疑；他说利益是主观的判断，实践上却变成了客观的最大化计算。

这确实是个语言问题，但之所以坚持一种表达而放弃另一种，不就是可以夹带私货，把行动人事后逻辑上的必然，改变成事前精确的最大化计算。

否认是没用的，语言上坚持个人主观的利益，慢慢地就开始强调集体利益，语言上坚持主观价值是序数排列，慢慢地就开始强调基数加总，强调总量分析。

验证我的个人观感，不必纠结于他们所谓的“语言游戏”，只需看看他们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就不难发现谢派与他们的芝派前辈并无区别。

当奥派指出超发货币等同于抢劫时，芝派永远认定抢劫是给定的约束条件，然后信心满满地对政府说：我知道怎么抢效率最大，且人民没有痛感。

围观芝奥方法大辩论（自明与分析）

在经济学中，方法论的问题是最根本的，芝派与奥派所有的理论差别（特别是宏观层面的货币、通胀等问题）追根溯源，都是因为方法论不同造成的。

首先，我们都认同这是一套演绎体系，为解决“逻辑循环”问题，要给定一个公理。芝派认为此公理是可以任意假设的，可以不论对错；奥派以行动公理为演绎开端，认为此公理是自明的真理，人人通过内省即可知其为真。

之所以说行动公理是人人自明的，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关于人的行动的因果性知识，如果是研究身外之物，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自明”。

这里就牵扯到奥派方法论的“二元论”，在人的行动科学中，我们从内心理解现象，这种方法完全不同于对自然科学相关事物的研究，而偏向经验主义与实证的芝派，往往把人当做石头来研究。

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此公理之为真，是因为它表达的是人类共同的心智逻辑结构，是那些先验范畴。

人为了达到目的而行动，就一定会采取与目的相匹配的手段，这里表达的就是因果律。我们可以犯错，（例如跳大神治病）但如此行动是人人皆同的，我们几乎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想象还有另外的心灵运作模式，或许有更高级的心灵（或者上帝）看我们如此行动，就像我们看飞蛾扑火一样。

行动区别于行为，在于它的目的性，而人的行动（包括行为）无不是在时空中展开的。时间与空间属于先验范畴，离开了时空坐标，人将无法思维与行动，更不会产生任何知识。

如果人可以既在这里，又在那里，既在此时，又在彼时，那么手段就没有任何稀缺性。反对行动公理，之所以在逻辑上会自相矛盾，是因为行动内嵌着目的；同时，也因为人只能在时间与空间的范畴里思考问题，这是事先无需说明的。或许有更高级的生命，其心智与行动不受时空的限制，但那是人类无法想象的。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即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让问题消失，当它从来没出现过，这大概就是佛陀的方法——涅槃。

对于时间的认识，在经济学中，涉及对利息，对纯粹时间偏好的理解。在哲学中，很多相关的难题，是因为我们惯于用空间来表达时间造成的，而时间是纯粹的绵延。

从根本上来说，人无法做到“任意假设”，作为演绎体系的公理，要么正确的表达人类心灵的逻辑结构，要么就是错误的。

对错无所谓，经验验证才重要，这样的说法不适合行动科学，研究物质世界的方法不同于研究人心，心灵不是一块白板，而是有纹理的大理石。

奥派当然承认行动公理是一个分析判断，你可以说依据该公理进行的逻辑推论是同义反复，就像勾股定理是直角三角形的应有之义一样，它是没有增加新的知识，但除了天才以外，谁一眼就能从直角三角形中看出勾股定理来呢？

同义反复不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它所揭示的真理对一般人的常识来说，反而是具有颠覆性的。它不是一种与现实无涉的心智游戏，从行动公理推论出的经济学理论，在现实世界是有用的，说它不能解释经验现象是错误的。

理论先于事实存在，理论的有用性取决于演绎体系的开端，也就是最初的公理是否真实地表达了人类心灵的逻辑结构。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一种人，并拥有共同的心灵。人类不是经验到这种心灵模式是有用的，是有利于实现目的的（生存），而是没有选择那些足以毁灭自身的模式。

人的存在就足以证明，这些先验范畴提供了一些有关这个宇宙的真实信息。当然，我们无法排除存在比人类更高级的心灵，或者另外一个可能的宇宙，但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人能思维，且只能如此思维。面对这个终极给定，你可以说它是这个宇宙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决定论。

人为自然界立法，或者反过来说，自然界（或者说宇宙）有种种可能，我们所立之法只是其中一种。

当我们面对浩瀚的星空，是以有限面对无限，一切形而上的追问，都以此为基础。 每个具体的人都是有限的，作为整体的人类大概率也是有限的，但在这个有限的过程里，总有些东西是确定的。

我看见山，山是看的认识对象，也是看存在的条件。山到底如何，实不可知。因为我们只能如此看，三只眼的杨戬不一定这样看，拥有第六、七、八感的神人也不一定这样看。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心灵也是如此，如果它没有确定的东西，就不会产生任何规律性的理论，而只有历史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