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这样的标题，当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而是说出某种事实。

这里的文明，当然是指某种世界精神。世界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当下人类的共同危机有目共睹，而且必须由全人类一起来克服。

当下是“人类世”，人们需要超越资本、权力、民族国家等单一化逻辑，认识到地球、自然资源、不同文化等，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中国人至今都没有迈进文明门槛”是指中国人在整体上文明素质不足以思考当下人类面临的危机。要知道，在各类文明指数上，中国人的人均水平都是偏低的。

很多人仍然只将自己仅仅视为“中国人”。因此，精神性的东西总是离他们很远。他们看待问题的“逻辑”是文化的、民族的，而无法站在更高的层面。因此，他们最终是物化的、消费的人。

由于无法感知时代、世界的变化，故中国人在整体上是保守的、传统的，在精神上，有时候对应于不文明甚至野蛮。

中国有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先秦时代，但仍然是先天不足的。中国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宗教、哲学。这一点，跟古希腊、古印度等文明相较，具有明显差异。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卫城

伯恩斯等主编的《西方文明史》认为：“希腊人的兴趣在伯利克里时代及其后的世纪里主要是思辨的和艺术化的，他们并不深刻地关心物质上的满足或对物理世界的征服。”

古希腊文明让我们看到，西方文明是从思想自由开始的。而思想自由，往往是一种纯形式的东西。它是超越物质、功利的。

古印度文明也是一开始就发展出了纯形式。当然，古希腊哲人有可能曾经到印度“取经”，学习过后者的智慧。

唵（Om/Aum），这个古老的梵文符号，就是一种纯形式。唵，代表创世时的原始颤动，是涵纳一切的神秘实体始，是万有最终的真相，也是所有声音、文字、语言的原音。

02

中国人之所以很难理解西方文明，是因为西方文明有一种讲死理的精神。毕达哥拉斯的数、柏拉图的理念，就是“讲死理”这样的东西。这个“死理”，应该脱胎于古希腊神话，随着泰勒斯发明哲学开始，西方人一直致力于找到万物本源，黑格尔想用“绝对精神”来终结这个进程。

而“绝对精神”其实就是理性。黑格尔认为理性支配了宇宙世界人类的所有一切。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理性，都是一种纯形式。纯形式的特点是，它想尽可能涵盖一切，即能够诠释一切。因此，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最显著特征是，前者利用数字、公式等符号，来表达事物的特征，因此西方人认识世界是科学化、学科化的，同时，这类符号系统可以不断改进。

建于公元前447年的帕特农神庙

一些简中人可能会说，西方人没有中国人讲道德。纯形式不等于不道德。例如莱布尼茨的“单子”就是一个纯形式，但任何单子都是全息的，即最小的事物，也能映照全宇宙的一切信息。再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既是纯形式，又有能动性。

实际上，纯形式作为一种普遍性，本身就有伦理内涵。一个人对事物如何分类，必然具有特定的伦理倾向。也就是说，纯形式不仅要符合形式逻辑，它还有辩证逻辑在其中。

苏格拉底死前还在谈论哲学

遗憾的是，中国人是不欢迎“讲死理”的，所以发展不出纯形式的思维。“讲死理”需要一种“为了知识而知识”的公共精神，而传统中国并没有发展出科学。

03

纯形式是一种人为发明创造出来的公共性。因此，纯形式本身就有伦理关怀在其中，即认为世界是统一的一体。故，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讲天人合一是错误的。万物一体是最朴素的观念。但西方文明将万物一体的观念继续往前推进，就出现了纯形式，即各种抽象规范。例如“以太”以及西方科学创造的各种假说，如著名的质能方程式。

这种纯形式是自身独立的，它超然于一切意识形态、道德、政治等人类需要，因此是非功利性的。当然，纯形式是人类的发明，但正因如此，纯形式才要尽最大可能排除人类个体的干扰。纯形式要求自身具有普适性。

由于纯形式的存在，故真正的文明应该是普适性的文明。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在普适性文明之下。任何一种文明都应该居于“文明”之下。我们只是为了简便，才将西方文明与普适性文明相提并论，因为至今为止，普适性文明的主要建设者和贡献者是西方。

例如法治，除了西方文明，其他文明都没有发展出现代法治。法治是纯形式思维的必然产物。法治承认人类需要规范，且要求法律规范的普适性。“纯粹法学”认为法律不受道德的制约，甚至认为“恶法亦法”。但这不等于不承认法律的可修改性，但只要是法律，就应该具有法律形式的纯粹性和规范性。

04

纯形式意味着最抽象的普遍性与公共性。因此纯形式具有非人格性，它意味着纯形式的产生，一需要公共辩论，一需要自我批判意识，不以已见为真理。前者是将民主作为生活方式，后者是智慧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

很明显，传统中国既没有民主生活方式，也没有发展出以论证为特征的理性精神。所谓“古代中国智慧”几千年说来说去，还是跳不出孔孟老庄这几个人的高度。正如黑格尔所说，精神达不到一定高度的民族，不可能发展出哲学。

但，中国人要想真正迈进文明门槛，看起来困难重重，但其实可以一步跨入，成为富有世界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文明人。问题的关键是“要想”，即有真实的意愿加入文明人行列之中，而不是自我说服，认为自己的文明具有优越性，可以拯救当下的人类危机。可见，思想自由是任何文明最根本的内核。思想自由也是人之为人最根本的特征。

昨天的文章《 中国人至今都没有迈进文明门槛 》写完后，我就知道，一定会有人拿“西方野蛮殖民”说事。果然，有人在文章下面的留言中非常愤怒地谈论“西方殖民”。

我对“西方殖民”造成的罪恶之批判，比愤怒更多。但，我不将传统中国排除在同样也对他人进行“殖民”之外。传统中国是“老大帝国”，但凡帝国，对外殖民是其当然使命。秦始皇统一中国，可以说是达成了殖民千百邦国的最高宗旨。古希腊、古罗马和古代中国一样，都进行殖民活动。

而且，既然殖民是权力控制、资源掠夺，那么，它就可以分为“外殖民”与“内殖民”。也就是说，殖民不仅可以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也可以隐蔽地发生在一国的不同阶层之间。

正是殖民的普遍压迫性，人类追求自由的人群、队伍才不断增加。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中，就有很多是针对殖民主义的。而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就发生在西方内部。

近代西方的殖民活动，其罪恶的确罄竹难书。但毕竟在其内部，自始至终都有非常强大的反对声音。这跟西方社会的哲学思想发达是相关的。后现代神学家库比特在《西方的意义》一书中指出，西方最宝贵的精神就是批判性思维和人道主义。

当然，你可以继续指责西方文明是伪善的。但，在批判他人的同时，不妨进行一下自我省察。而只有自我省察之后，才能像苏格拉底那样警觉“我只知道自己无知”。

中国人之所以普遍无知，恰恰就在于不知道或不承认自己无知。传统中国文化也像古希腊那样追求智慧，但中国人追求的是圣人智慧，其模板是孔孟老庄等古人。中国的圣贤具有无所不知的智慧，并且鼓励人们“人皆可为尧舜”，而古希腊哲人则强调人的普遍无知。

因此，中国人谈论文化，不是谈论自由，也不谈论自己究竟知道多少，而是搬出权威，诉诸传统，说祖上如何了得。总之，脱离不了身份依附性。

中国人不知道自己是天生自由的。不像古希腊那样，他们的社会、政治结构从一开始就确认了人的自由属性。正因为人是自由的，因此不需要崇拜任何权威。伯恩斯等主编的《世界文明史》写道：“希腊人都是知识分子，热衷于使用自己的头脑。”

美国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在《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一书中指出，希腊文化的理性主义精神包括：反对各种权威的控制；思想、言论自由等自由人的观念；为求知而自由探索的精神。

法国学者让-皮埃尔·韦尔南的《希腊思想的起源》一书指出，希腊城邦制度具有这样一种鲜明的特征，即它把公共生活视为人类生活的最高境界，具体体现为城邦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诉诸公开辩论这个手段。

上面两位学者告诉了我们：人的自由，首先是个人的“思想自由”，每个人在知识上没有外在权威，同时，个人自由又应当通过公共生活、公开辩论来加以实现。这就意味着，自由需要每个人自己来争取，而争取自由的过程，就是公共生活，即政治。可见，个人知识源自公共生活。故，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具备了“自由意识”。

而自由意识，实际上是对普遍性的意识。“我即我们”，“我”与所有人同在，自我的个体性也具有普遍性。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写道：

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光明在西方才首先达到灿烂的思想，思想在自身内发光，从思想出发开创它自己的世界。西方的福祉有了这样的特性：即主体[在对象中仍]维持其为主体、并坚持其自身于实体中。个体的精神认识到它自己的存在是有普遍性的，这种普遍性就是自己与自己相关联。自我的自在性、人格性和无限性构成精神的存在。精神的本质就是这样，它不能是别的样子。一个民族之所以存在即在于它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是有普遍性的：自由和普遍性就是一个民族整个伦理生活和其余生活的原则。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用一个例子来表明：只有当个人的自由是我们的根本条件时，我们才知道我们本质的存在。

黑格尔在这里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你的自由不是恣意妄为，而是与所有人相关。因此，自由是具有普遍性的。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都与普遍性（例如公共生活、民主、法治等）相关。

中国人之所以普遍无知，恰恰是因为无知者只考虑自己的特殊性，而无法深入思考人之存在的普遍性。与“希腊人都是知识分子，热衷于使用自己的头脑”相反，中国人普遍都崇圣，总是通过诉诸权威来为自己壮胆，他们从来不曾“使用自己的头脑”。

实际上，离开了普遍性，人的特殊性也就无法成立。而对当下人类来说，所有人的自由都休戚与共。极右翼、例外主义却蛊惑人们再起扛起仇恨和隔离的大旗。这进一步扩大了无知者无畏的人口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