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罗尔斯这个名字，可以与无数标签捆绑在一起——哈佛教授、福利国家的辩护士、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祭司、平等主义的神学建筑师。

但有一个标签，他绝对不配拥有，那就是“自由主义者”。

这不仅仅是一个分类学上的错误，更是一种哲学上的亵渎。

将罗尔斯那套充满了强制与再分配的“正义”理论，嫁接到古典自由主义的树干上，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场智力上的暴行。

它如同试图将癌细胞的基因编码，注入一个健康机体的DNA序列，并宣称这是在追求一种更“高级”的生命形态。

结果必然不是一个更健康的生命体。

而是一场在生物层面发生的、自我毁灭的灾难。

然而，总有些善意却糊涂的学院派学者，沉迷于这种危险的智力杂耍。

他们像一群天真的炼金术士，坚信自己能将自由的水与强制的油融为一体。

约翰•托马西的《市场是公平的》，就是这样一场宏大而又注定失败的智力冒险。

他一方面被古典自由主义的活力与尊严所吸引，由衷赞叹自由市场如何赋予个人力量、激发无穷创新；另一方面，却又被罗尔斯那套名为“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论所魅惑，沉醉于那个由哲学王在“无知之幕”后设计的、 sterile的“公平”蓝图。

他试图将这两种本质上水火不容的东西——自发秩序与建构理性、个体主权与集体分配——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缝合，创造出一个名为“市场民主”的理论怪物。

呵呵

这绝非思想上的创新，这是在思想的战场上主动缴械，并邀请敌人入驻己方的司令部。

这绝非对自由主义的拯救，而是为其精心准备的一场慢性的安乐死。

断头台与儿童乐园：罗尔斯体系的反自由本质

罗尔斯的整个理论大厦，奠基于“无知之幕”这一看似精巧、实则荒唐的思想实验之上。

这个实验要求人们在一个屏蔽了所有关于自身信息（阶级、天赋、运气等）的幕布之后，选择社会的正义原则。

这个设计，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看，其谬误是根本性的。

它彻底否定了知识问题——即哈耶克所强调的，知识是分散的、默会的，且根植于特定的时间与地点。

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是一个纯粹虚构的、无知的真空，在这里，活生生的、拥有独特知识与偏好的个人被抽象成了毫无差别的、可以进行哲学运算的道德原子。

这个思想实验只有一个真实的目的：

为国家干预和财富再分配提供一张看似无懈可击的哲学“许可证”。

它本质上是一个反私有产权、反个体主义的构造物。

因为只有在彻底剥夺了个体的具体身份与历史背景后，才能理所当然地将他们视为国家这个超级共同体下的、可供平均分配的资产。

声称可以接受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却用它来捍卫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秩序，这无异于声称可以接受断头台的设计图纸，却用它来建造一座儿童乐园。

这不仅仅是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这是对人类行动基本法则的彻底无视。

市场过程的核心是主观价值论和企业家精神。

价值不是客观存在、等待被“公平”测量的物，它存在于每个行动者的心中。

价格体系则是亿万个体主观价值评判通过自愿交换形成的、传递关于稀缺性信息的信号网络。

而罗尔斯主义的“公平”，则要求一个外部的、全知的权威（国家）来裁定什么是“正确”的价格和“公正”的分配格局，这直接摧毁了市场赖以运作的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

你不可能既要市场的自发秩序，又要计划者头脑中的“公平”结果。

这是一个绝对的、二选一的抉择。

没有中间道路。

任何试图调和二者的努力，都像是在试图制造一个“方的圆”或“燃烧的冰”。

历史的裁决：强制“公平”的千年血泪

让我们暂时离开理论的云端，回到尘封的历史档案中，那里镌刻着无数用血与火写就的警告，揭示着所有试图强制“市场公平”的企图将导向何等灾难。

1、戴克里先的敕令：古代版的“价格管制”实验

公元三世纪末的罗马帝国，在戴克里先的《最高限价敕令》下呻吟。

这个案例我们已经用奥派原理进行过多次的剖析。

皇帝看到的“物价飞涨”，其根源在于帝国持续的货币贬值（降低银币成色），这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引发的通货膨胀。

然而，戴克里先——如同后世所有的干预主义者一样——拒绝诊断疾病的根源，而是对症状（价格上涨）挥起了屠刀。

他的敕令，是对供求法则的悍然宣战。

奥派经济学指出，价格是资源配置的指南针。

强制压低价格，等于向生产者发送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信号：

商品短缺？

不，是你们太贪婪了！

结果，正如米塞斯所预言，必然导致供给减少与需求过剩（即短缺）。

农民停止运送粮食，商人隐匿商品，经济血液瞬间凝固，黑市与饥荒随之而来。

戴克里先的“公平”敕令，没有创造出一粒多余的粮食，反而系统性地毁灭了创造和交换粮食的动机。

这是一场由国家权力导演的、针对本国经济的自杀式袭击。

2、法国大革命的“最高限价法”：平等下的恐怖

将时钟拨到1793年的法国。

雅各宾派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却同样陷入了“强制公平”的陷阱。

为了应对战争和动荡引发的物资短缺，国民公会通过了《全面限价法》，为39种基本商品制定了最高价格，并对投机者处以死刑。

结果如何？

巴黎和其他城市的市场货架变得空空如也。

面包、肉类、蜡烛从合法市场中消失，转而流入价格高昂的黑市。

普通的城市居民，尤其是无套裤汉，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政府，本欲通过限价来安抚民众，实现“经济平等”，却亲手制造了更大的匮乏和普遍的不满。

这场以平等为名的经济管制，与政治上的恐怖统治相辅相成，最终一同坠入了历史的深渊。

它再次证明，试图用法令取代经济规律，就如同试图用法令命令瀑布倒流。

3、苏联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终极的乌托邦噩梦

如果说戴克里先和雅各宾派还是局部试验，那么二十世纪的苏联则为我们提供了“罗尔斯主义”在现实中全面推行的、最完整的恐怖样本。

在苏联体制下，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彻底废除，“差异原则”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被贯彻——理论上，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最不利者”（无产阶级）的利益。

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扮演了全知全能的“无知之幕”后的决策者角色。

其后果，米塞斯早在1920年《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核算》一文中就已精准预言的：

经济计算的不可能。

没有私有产权，就没有真正的市场；

没有市场，就没有反映资源稀缺性的价格信号。

计委的官员们就像在黑暗中盲目驾驶一艘巨轮，他们根本无法知道应该生产多少钢铁、多少面包，用什么方法生产最有效率。

结果是史诗级的浪费、持续的短缺和质量的低劣。

苏联人民赢得了“形式上的平等”——大家一起在寒风中排队购买劣质商品，却失去了繁荣、自由乃至生命。

这个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堂的 experiment，最终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压抑人性的监狱。

它是对任何形式的建构理性主义“公平”蓝图的最有力驳斥。

致命的缝合：为何托马西的改造注定失败？

现在，让我们手持奥派理论的手术刀，回到托马西对罗尔斯原则的“改造”上来，仔细剖析这场“缝合手术”为何在生理学上注定失败。

他试图做的核心手术，就是把“持有生产性财产的权利”塞进罗尔斯的第一原则，即那组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自由”清单中。

这听起来很动人，仿佛是为自由市场争取到了一张“宪法护身符”。

但他完全没搞懂奥派自由主义的精髓。

在真正的、源于门格尔、米塞斯、罗斯巴德的自由主义思想中，经济自由——尤其是对生产资料（资本品）的私有产权——不是众多自由中的一项，它不是菜单上可以随意勾选的选项。

经济自由是所有其他自由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正如米塞斯所言：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是唯一与个人自由相容的生存模式。”

没有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言论自由可能因无力支付场地和印刷费用而沦为空谈；

没有选择职业和创业的自由，人身自由也将大打折扣。

罗尔斯本人对此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才刻意将广泛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排除在他的“基本自由”之外。

因为他知道，一旦承认了个人对工厂、企业、利润拥有“基本”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他那套通过税收进行大规模再分配的“差异原则”就将彻底失去立足之地。

如果你已经承认了他对这笔财富拥有“基本”的、优先的权利，那么你就不能理直气壮地从一个人那里拿走他通过自愿交换获得的财富，去补贴另一个人。

因此，罗尔斯体系的内在逻辑是自洽且冷酷的：

为了实现集体主义的“分配公平”，就必须首先在原则上降级、削弱甚至废除完整的、尤其是生产性的私有产权。

托马西想把一个绝对的、属于自由主义心脏的权利，像一个外接的假肢一样，安装在一个为截肢而设计的系统之上。

这是何等的自相矛盾！

这就像给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穿上最华丽的礼服，然后声称你是在捍卫他的生命尊严。

那件礼服改变不了他脚下的断头台。

在罗尔斯的框架内，“生产性财产权”这件礼服，随时可以为了“更紧迫的公平诉求”而被剥除。

逐利与繁荣：“差异原则”对企业家精神的阉割

再看看托马西对罗尔斯“差异原则”的改造，更是错得离谱，且充满了对市场过程的根本误解。

罗尔斯的原意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有在它们能让“最不利者”的状况得到最大改善时，才是可接受的。

这为累进税、高福利等再分配政策提供了终极的理论依据。

托马西则试图将其“市场化”，解释为：

我们应该鼓励经济增长和市场竞争，因为经济增长最终会通过“滴漏效应”惠及穷人。

他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偷梁换柱的错误。

他试图用市场的后果（普遍繁荣）来论证罗尔斯程序的正当性，但这二者在逻辑上是断裂的。

罗尔斯主义者关心的从来不是蛋糕的总量，而是蛋糕如何切分。

对他们来说，一个富裕但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远不如一个贫穷但人人平等的社会来得“正义”。

而经济增长，这个在自发秩序中由无数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尤其是企业家——驱动的过程，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也绝不以“帮助穷人”为首要或直接目标。

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发现和利用之前未被认识到的利润机会。

他们追求的是“不平等”的成功，是超越平均水平的回报。

印度“绿色革命”的案例，完美诠释了这一过程。

是那些拥有更多资本、更敏锐、更敢于冒险的农民（他们是农业领域的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率先采用了高产作物品种。

他们的动机是自私的，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们利用了自身的优势）。

但结果呢？

他们的成功带来了粮食产量的爆炸性增长，不仅使他们自己致富，更极大地降低了粮食的整体价格，使得数亿最贫困的人口能够买得起食物，从而被从饥饿的边缘拯救了回来。

市场，通过其看似“不公”的、奖励成功者的激励机制，驱动着企业家去进行创新和资本积累，从而在客观上完成了罗尔斯主义者们只能在纸上空谈的伟业——极大地改善了“最不利者”的绝对处境。

托马西想用罗尔斯的“差异原则”这把尺子，去提前度量和裁剪这个过程，等于是在说：

“企业家们，你们只有在事前向我们证明，你们的创新计划能‘最大程度地’、并且是‘最优先地’帮助社会底层之后，才被允许去追逐利润。”

这无异于给企业家精神戴上了脚镣，彻底阉割了市场经济的增长引擎。

它会将另一个潜在的“绿色革命”扼杀在审批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货币与干预：奥派视角下的“公平”幻象

托马西的论述中，往往忽略了现代经济中最关键的一环——货币与信用。

而这一点，恰恰是奥派商业周期理论（ABCT）的锋芒所在。

罗尔斯主义的政策工具，除了直接的税收和财富再分配，通常还包括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超发（通货膨胀）来为福利项目融资，或者试图通过人为压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

然而，根据米塞斯和哈耶克的ABCT，这种人为制造的信用扩张，会向企业家传递错误的利率信号，诱使他们启动那些在真实储蓄支持下原本不可行的、过于漫长的资本品生产项目。

这会导致资源被错误地配置（不当投资），扭曲生产结构。

当泡沫最终破裂时，经济危机和萧条便不可避免。

而每一次危机，受害最深的，恰恰是那些资本最薄弱、就业最不稳定的“最不利者”。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根源正是美联储在之前多年维持过低的利率，扭曲了房地产市场信号。

而危机后的“大而不能倒”政策，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引发危机的金融机构，则是罗尔斯“差异原则”的一个诡异变种——它变成了“对最鲁莽、最不负责任的机构进行最大程度的补贴”。

这哪里还有半点“公平”的影子？

这不过是披着“公平”外衣的、赤裸裸的特权与腐败。

所以，让我们结束这场徒劳的、自欺欺人的智力游戏吧。

罗尔斯主义与自由市场，就像油与水，死亡与生命，奴役与自由，它们源于完全不同的哲学人类学、知识论和伦理学基础，永远无法融合。

任何试图将它们缝合在一起的尝试，无论出于多么善良的动机，最终都只会制造出一个理论上的怪物和实践中的灾难。

这个怪物会拥有市场的面孔，却怀揣着一颗计划者的心脏。

它会以“公平”的名义，行干预之实；

以“正义”的旗号，行强制之恶。

它就像一种计算机病毒，表面上承诺优化系统，实则一点点地侵蚀掉私有产权的根基，扭曲价格的信息功能，扼杀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直到整个经济与社会的大厦因资源错配和激励衰竭而轰然倒塌。

真正的选择从来不是在“无情的市场”和“有情的干预”之间。

这是一个由干预主义者精心编织的、虚假的、旨在污名化自由的对立。

真正的选择是：

要么，我们选择一个尊重个体主权、私有财产和自愿交换的、充满活力的自发秩序社会。

这个社会或许充满了动态的、在静态眼光看来“不平等”的过程，但它却能释放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驱动知识的利用和资本的积累，带来水涨船高式的、前所未有的普遍繁荣。

在这里，最大的“公平”是程序的公平，是规则的公平，是每个人在同样法律的保护下，自由追求自己幸福的公平。

要么，我们选择一个被“社会公正”的幻象所支配的、僵化的建构秩序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国家这头怪兽被赋予了无限的权力，去定义谁应得什么，去剥夺创造者以“帮助”所谓的弱势者，最终制造出普遍的依赖、怨恨和停滞。

其最终的结局，必然是戴克里先的罗马、雅各宾派的法国和苏联的翻版——所有人的相对贫困和所有人的绝对不自由。

你必须选择其一。

没有中间道路。

因为那条看似诱人的中间道路，其倾斜的方向，早已被历史的引力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