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哈耶克写出了《通往奴役之路》，而整个世界还在战火中燃烧。

这本薄册子像惊雷般警告世界：

奴役并非始于枪炮，而是始于一个看似温和的念头——让精英为你计划人生。

奥地利学派从门格尔、米塞斯到哈耶克，已洞悉了“计划”这颗裹着糖衣的毒丸。

米塞斯在1920年的《社会主义中的经济计算》中就证明了：

没有价格，就没有计算；

没有计算，就没有经济。

当国家取代市场，官僚取代企业家，整个社会就变成了盲人驾驶的巨型机器，注定撞向悬崖。

哈耶克则举了1928年德国的例子：政府直接控制53%经济，并通过监管间接控制剩余部分。

他警告，当国家走到这一步，“几乎没有一个个人目标不依赖国家行动才能实现”。

你的生计、你的梦想、甚至你的思维方式，都将被官僚的“社会价值尺度”格式化。

但世人总是不听。

他们固执的觉得：我们这次不一样，我们的计划更科学，我们的动机更善良，我们是独特的。

而翻开历史，那里却写满了“这次不一样”的墓志铭。

** **

那些“这次不一样”的废墟

魏玛德国——不是希特勒上台后，而是之前。

通货膨胀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政府不是停止干预，而是加倍干预。

1923年，德国政府设立“货币专员”，拥有独裁权力控制所有经济交易。

企业主需要政府批准才能解雇员工，价格被冻结，工资被规定。

结果失业率飙升，生产力崩盘，中产阶级储蓄化为废纸。

正是这种经济绝望，为纳粹铺平了道路。

纳粹党上台后又做了什么？

他们并没有立即将一切国有化。

相反，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精密的管制经济。

通过1934年的《国家劳动秩序法》，他们废除了工会和雇主协会，代之以国家控制的“劳动阵线”。

通过1936年的四年计划，戈林被任命为经济独裁者，控制从原材料分配到生产定额的一切。

私营企业仍然存在，但企业家只是国家的傀儡。

哈耶克在书中引用的数字——政府控制53%经济——在1939年已膨胀到近70%。

东方的例子更触目惊心。

苏联的“五年计划”曾被西方知识分子赞美为“科学的进步”。

罗素、萧伯纳、韦伯夫妇看着莫斯科审判和乌克兰大饥荒的数据，却坚持认为“打破鸡蛋才能做omelette”。

结果根据经济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的研究，仅1932-33年的乌克兰饥荒就导致500-800万人死亡。

这不是天灾，是计算失灵——当莫斯科的官僚决定乌克兰的粮食配额时，他们既不知道当地的真实产量，也不关心当地人的死活。

柬埔寨红色高棉更将这种逻辑推到极致：

1975年他们占领金边后，三天内驱逐全部200万城市人口到农村。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在他们“纯洁”的计划中，没有“城市消费者”这个类别，只有“农业生产者”。

结果四分之一人口死于屠杀、饥荒和疾病。

是不是以为美国就会例外？

看看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

1933年的《国家工业复苏法》建立了超过500个行业“公平竞争法规”，实质上建立了行业卡特尔，由政府设定价格、工资和生产限额。

最高法院后来宣布该法违宪，但大政府的精神已扎根。

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建立了现代福利国家和工资价格管制体系。

米塞斯当时就警告：

这正是在复制欧洲干预主义的道路。

** **

现代社会的“糖衣绞索”

现在，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美国。

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40%？

太天真了。

詹姆斯•贝内特在《地下政府》中揭露，如果把数千个“影子机构”——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公私合作伙伴、预算外基金——全部计算在内，真实比例接近50-55%。

这还只是钱。

真正的控制在于监管。

联邦法规汇编现在有超过18万页。

想要开一家餐馆？

你需要卫生部门许可、消防部门许可、酒精饮料许可（如果卖酒）、残疾人通道合规、员工最低工资合规、OSHA安全标准合规、垃圾分类合规、标识合规……列表长得能让最坚韧的企业主崩溃。

奥巴马时期的“沙皇”制度将这种官僚专制推向了新高度。

一个“气候沙皇”就能决定整个能源行业的生死；

一个“监管沙皇”就能让成千上万条新规绕过国会直接实施。

这些职位没有参议院确认，不对选民负责，却掌握着生杀大权。

医疗领域是最典型的例子。

奥巴马医改建立了159个新机构、委员会和项目来管理医疗系统。

患者不能自由选择保险计划，医生不能自由定价，药厂不能自由研发——一切都要经过官僚审批。

结果是保费飙升，选择减少，等待时间延长。

但当你抱怨时，他们会说：“这是为了‘公共利益’。”

教育领域同样恐怖。

联邦教育部通过财政拨款控制各州教育标准。

“共同核心标准”表面上“自愿”，但若不采用，学校就失去联邦资金。

于是地方控制名存实亡，全国孩子被塞进同一个思想模具。

你想在家庭自己教育？

呵呵

这在许多州这是非法的，除非你能满足无数苛刻条件并接受政府监督。

新冠疫情给了政府最后一次大跃进的借口。

2020-2022年间，各级政府发布了超过9000项紧急命令：

关闭企业、强制口罩、疫苗授权、旅行限制、集会人数规定。

小企业主眼睁睁看着自己一生的心血被宣布“非必要”，而亚马逊、沃尔玛等巨头却生意兴隆。

这不是公共卫生，这是用危机推进控制的经典剧本。

美联储呢？

这个“独立机构”本质上是一个中央计划委员会。

它决定利率、控制货币供应、挑选赢家和输家（通过量化宽松购买特定资产）。

2008年金融危机后，它用零利率拯救华尔街；

2020年疫情后，它印出6万亿美元稀释普通人的储蓄。

而奥派理论告诉我们：人为压低利率必然导致资产泡沫和资源错配。

但当你指出皇帝没穿衣服时，他们会用复杂的数学模型砸晕你。

多数人的暴政与合法的抢劫

“但我们有民主！”

是的，这正是最有效的麻醉剂。

哈耶克早就戳穿了这个童话：

“没有理由相信，只要相信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序授予的，它就不可能是专制的……”

51%的人投票掠夺49%的人的财产，并不会让抢劫变成慈善。

看看现代民主如何运作。

农民游说农业补贴，工会游说最低工资法，制造商游说关税保护，银行游说紧急救助。

每个集团都到华盛顿分赃，成本由分散的、无组织的纳税人承担。

这就是公共选择理论所说的“集中利益vs分散成本”陷阱。

社会保障是最大的庞氏骗局。

年轻人被迫向一个即将破产的系统缴费，回报率远低于私人投资。

但谁敢改革？

老年人是最大的投票集团。

于是这个金字塔骗局继续膨胀，直到压垮整个经济。

最低工资法听起来很美好？

但它只会让低技能工人（尤其是黑人青少年）永久失业。

雇主不会雇佣一个生产力低于$15/小时的人。

结果这些最需要工作经验的年轻人被锁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成为犯罪和福利依赖的温床。

住房管制呢？

旧金山、纽约等城市的租金管制创造了两个阶层：

幸运的受保护租户，和新来的支付天文数字的租户。

结果住房供应减少，贫民窟固化，社区停滞。

但这并不妨碍政客们以“保护穷人”的名义获得选票。

环保法规更是精英主义的伪装。

富人可以承受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的溢价，但穷人需要便宜的汽油和煤炭。

当加州禁止新建天然气管道时，穷人社区的能源成本飙升。

但当你说出这一点时，你会被贴上“气候否认者”的标签。

身份政治是最后的分解剂。

政府不是按个人对待公民，而是按种族、性别、性取向分组，给予特权或施加惩罚。

平权法案本质上是国家授权的歧视，但这次是“为了正义”。

结果却是社会被割裂成互相敌视的部落，每个人都在向国家寻求保护和特权。

** **

为什么计划必然失败

哈耶克最深刻的洞见在于知识问题。

他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阐明：

经济知识不是集中在某个精英头脑中，而是分散在数百万人的心中。

农民知道哪块地适合种什么，工程师知道如何改进机器，店主知道顾客偏好什么。

这些知识大多是默会知识——无法用统计数字表达。

中央计划者以为自己掌握了GDP、失业率、通胀率等“大数据”，但他们丢失了真正重要的本地化、具体化、实时化的知识。

就像苏联计划者只知道全国需要多少双鞋，但不知道莫斯科人需要什么款式、什么尺码。

价格是知识的压缩文件。

当油价上涨，它告诉消费者少开车，告诉生产商多勘探，告诉投资者研发替代能源。

所有这一切无需任何人命令。

但政府喜欢“稳定价格”——实质是阉割价格的信息功能。

当加州在1970年代管制汽油价格时，结果不是“公平”，而是长达数小时的排队和黑市。

企业家精神是发现未被满足需求的能力。

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这些人都不是在响应政府号召，而是在挑战现有秩序。

但在监管丛林中，初创企业往往在合规成本中窒息。

优步、爱彼迎之所以能崛起，正是因为它们敢于挑战陈规。

但现在政府正全力将它们纳入控制。

创新无法计划。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常被作为“政府成功创新”的例子，但人们忘了：

互联网的民用化、商业化完全是私人部门完成的。

政府研发往往陷入“政治正确”和“委员会设计”的泥潭。

** **

还能回头吗？还是已经走得太远

今天的美国在这条路上走了多远？

政府控制的经济比例已超过纳粹德国早期。

监管已深度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毛孔。

货币被国家垄断，教育被国家塑造，医疗被国家指挥，甚至连你的话语都可能因“仇恨言论”法规而被惩罚。

但大多数人却浑然不觉。

为什么？

因为奴役已经现代化。

不再是锁链和鞭子，而是税收抵扣和福利支票。

国家不需要强迫你——它只需要让你依赖。

当三分之一美国人依赖某种形式政府援助时，他们投票支持更大的政府就不足为怪。

“自由”被重新定义。

不再是免于强制，而是“获得福利的权利”。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中包括“免于匮乏的自由”——多么狡猾的悖论！

为了让你“免于匮乏”，我必须先剥夺你的财产。

宪法？

呵呵

那只是一张羊皮纸。

商业条款被扭曲为联邦控制一切的许可证。

第二修正案正在被侵蚀。

第四修正案在“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面前形同虚设。

未经选举的官僚每天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这本身就是违宪的，但谁在乎？

媒体早已是政府的共犯。

主流媒体将任何质疑大政府的人污名化为“极端分子”、“阴谋论者”。

他们庆祝每一次权力扩张，为每一个新“沙皇”鼓掌。

社交媒体平台则与政府合作审查异见。

学术界已成思想的废墟。

经济学系被凯恩斯主义者垄断，他们教导学生：

衰退时需要更多政府支出，通胀时需要更多价格管制。

历史系被马克思主义者占据，他们将所有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

商学院教授“企业社会责任”——实质是让公司执行政府的政治议程。

** **

最后的选择：自由还是奴役

奥地利学派没有提供“温和改革”的幻觉。

干预主义具有内在扩张逻辑。

一个价格管制导致短缺，短缺导致配给，配给导致黑市，黑市导致镇压，如此循环直至全面控制。

唯一的出路是原则性撤退：

废除美联储，取消内阁部门，撤销绝大多数监管，终止福利国家，回归金本位，恢复严格限权的宪法政府。

这听起来“不现实”？

但继续现在的道路就现实吗？

当国债达到GDP的130%，当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即将破产，当监管成本每年消耗1.9万亿美元——这个系统正在数学上走向崩溃。

崩溃来临时，人们不会责怪干预主义，他们会尖叫“资本主义失败”！

然后要求更多的控制、更多的计划、更多的权力集中——这正是魏玛德国到纳粹德国的剧本。

美国正站在悬崖边。

一条路是艰难但正确的自由之路：

个人责任、有限政府、市场经济。

另一条路是平坦但通往深渊的奴役之路：

依赖、全能国家、官僚计划。

《通往奴役之路》的结尾写道：

“如果我们不彻底改变方向，我们就会到达那里。”

八十年过去了，美国没有改变方向。

反而加速了。

现在看看这个世界。

还能回头吗？

绞索已经套在了脖子上，甚至已经习惯了它的触感。

但当它最终收紧时，别惊讶——那早已是选择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