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公共舆论场上，没有哪个数字比“77%”更长寿、更顽固、更富煽动性。

它就像一个被施了咒语的幽灵，每年一到选举季、妇女节或任何需要动员特定选民的时候，就会被政客、活动家和主流媒体从坟墓中重新召唤出来。

它被印在宣传单上，出现在竞选演讲中，写进学术论文的摘要里，成为无数社交媒体愤怒声讨的起点。

女权主义者与他们在民主党内的政治盟友，以一种近乎宗教仪式的庄严，向信众们重复着这个“神圣”的数字：

“在美国，女性的平均收入，只有男性的77%。”

紧接着，是标准化的悲情与控诉：

这23%的差距，是“父权制”的镰刀，是“玻璃天花板”的实体，是男性雇主系统性歧视的铁证。

结论永远是那老三样：

我们需要更严厉的“同工同酬”法律，我们需要强制性的“多元化培训”，我们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匡扶正义。

这套叙事，简洁、有力，充满了道德优越感，足以让任何不假思索的听众血脉贲张，恨不得立刻冲上街头，为“平等”而战。

然而，在奥派的视野里，这整座宏伟的“正义”大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之上。

它是对科学方法的侮辱，是对基本经济学原理的无知，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旨在扩大政府权力、侵蚀个人自由的政治骗局。

这个数字本身，就像用所有篮球运动员的身高去对比所有体操运动员的身高，然后得出“体操运动严重抑制身高发育”的荒谬结论。

它粗暴地将所有全职工作的男性年收入中位数与所有全职工作的女性年收入中位数相除，完全无视了工作是具体的，人是复杂的，选择是千差万别的。

米塞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统计学只有在能够揭示经济学理论所解释的现象时，才具有价值。”

而“77%”的炮制者，恰恰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用一个刻意剥离了所有背景的、高度聚合的统计结果，来“证明”一个预设的政治结论，并故意忽略所有可能证伪这个结论的具体事实。

这不是科学研究，这是意识形态的巫术。

被谋杀的统计学：当“比较”失去意义

要解构这个谎言，我们必须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

在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

奥派经济学认为：

工资不是由雇主的“善意”或“偏见”决定的，也不是由政府法令凭空创造的。

工资，是雇主对雇员预期创造的边际价值的反映。

它取决于一系列复杂且动态的因素：员工的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风险、劳动强度、工作时长、岗位的不可替代性，以及他所从事的行业或职业的总体供需状况。

当我们剖开“77%”这个臃肿的统计怪兽时，它的内脏便一览无余。

这根本不是什么“同工同酬”的比较，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苹果与橘子”的荒谬对比。

让我们请出两位重量级的“解剖师”。

沃伦·法雷尔博士，这位曾经的三届全美女性组织（NOW）纽约市分会董事会成员，完成了思想史上一次经典的“反水”。

他用毕生精力深入研究了性别议题，其著作《为什么男人挣得更多》堪称对工资差距神话的“死刑判决书”。

他与经济学家詹姆斯·T·本内特教授共同列举了超过25个与性别歧视无关、却能完美解释收入差异的、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因素。

让我们掀开女权主义者刻意盖住的幕布，看看这些“不可告人”的真相：

1、专业与行业的“楚河汉界”：男性像潮水般涌入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这些是高风险、高投入、同时也是高回报的行业。

而女性则更倾向于选择教育、社会工作、人文艺术等领域，这些职业自带的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部分替代了金钱回报。

石油工程师的工资比幼儿园教师高，这能证明社会“歧视”教师吗？

不，这只证明市场对稀缺技能和不同职业的估值不同。

2、鲜血与汗水铸就的“补偿性工资”：谁在深海钻井？谁在百米高空擦玻璃？谁在煤矿深处掘进？谁在战火纷飞之地做安保？

答案是压倒性的：男性。

这些职业的高工资，不是“男性特权”，而是对健康损耗、生命安全风险的残酷补偿。

法雷尔称之为“死亡概率附加费”。

忽略这一点，谈论工资差距，无异于在计算车祸赔偿时，拒绝考虑伤者的伤残等级。

3、时间的暴政与自由的让渡：男性平均每周工作更长时间，更愿意接受夜班、周末和节假日工作。

他们更少请假，更少因家庭原因中断职业。

当一位女性选择下午5点准时下班去陪伴孩子时，一位选择加班到晚上9点的男性同事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这23%，在很多时候，就是那额外几小时、那几个周末的“价格”。

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

4、地理的迁徙与生活的扎根：男性表现出更强的地理流动性。

他们更愿意为了一个薪资更高的职位，举家迁往一个陌生的、可能气候恶劣或文化不适的城市。

女性则更倾向于留在熟悉的社交圈和家庭网络附近。

这种选择没有对错，但选择稳定，往往就意味着放弃了远方可能更高的出价。

5、谈判的筹码与风险的胃口：研究表明，男性更倾向于争取更高的起薪和晋升，更愿意选择佣金制、绩效提成等浮动收入高的工作。

女性则更看重工作的稳定性、福利保障和职场人际关系。

前者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赌徒，后者是低风险低回报的储户。

市场冷静地为他们各自的选择“定价”。

……

这份清单还可以无限延长：

通勤距离、出差意愿、管理预算的大小、团队规模、职业中断的频率……每一个因素，都在静静地、合理地拉开收入的差距。

哈耶克曾警告：

“尽善尽美”的统计数字，往往掩盖了构成其总量的个体知识的巨大差异。

“77%”正是这样一个“尽善尽美”的谎言，它谋杀了个体选择的具体性，只为炮制一个服务于集体主义叙事的抽象魔鬼。

自由的选择，还是强制的“平等”？

当我们理解了收入差异的真正来源，我们就能看穿“同工同酬”立法背后，那副狰狞的面目。

女权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所追求的，根本不是什么“同工同酬”，而是结果均等。

他们无法容忍自由个体做出不同选择后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并偏执地认为，任何群体间的结果差异，必然是“系统性压迫”的证据。

这种思维，是奥派经济学最深恶痛绝的建构理性主义的毒果。

它认为少数精英可以凭借理性，设计出一套完美的社会方案，来取代亿万个体自发互动所形成的、看似“混乱”实则精妙的市场秩序。

那么，政府强制推行的“同工同酬”法案，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一个每周工作60小时、随时待命出差、将公司业绩视为生命的男性高管，必须和一个每周工作40小时、拒绝加班、准时下班照顾家庭的女性高管，领取完全相同的报酬。

这，不是公平。

这是对努力、奉献和承担风险者的公开抢劫！

它意味着，人力资源部门将不再根据员工的绩效和价值来定薪，而是必须按照政府规定的、僵化的“公平”公式来操作。

企业将失去用人自主权和薪酬激励这一最核心的管理工具。

最终，为了规避无休止的诉讼和罚款，雇主们在招聘时可能会变得更加“谨慎”——他们可能会下意识地避免雇佣那些“未来可能会起诉我们工资歧视”的群体（例如育龄女性），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真正的歧视。

这正应了米塞斯的洞见：

“政府干预市场，总会带来违背其初衷的、更恶劣的后果。”

这种“平等的暴政”，在历史上早已上演。

在苏联式计划经济下，国家强制推行“同工同酬”，结果如何？

是普通的贫困和效率的极度低下，是能干的人和不干的人拿一样的工资，是整个社会失去前进的动力。

他们消灭了“工资差距”，顺便也消灭了财富和希望。

历史的拷问：当政府试图扮演上帝

让我们暂时离开理论的争锋，看看历史这本厚重的教科书，提供了哪些真实的案例。

1、苏联的“平等”乌托邦

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下，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强制将女性安置到各个行业，包括传统上由男性从事的重体力劳动和危险工种。

表面上，女性就业率世界第一，实现了“同工同酬”。

但代价是什么？

是女性在承担繁重全职工作的同时，仍需包揽绝大部分家务（“第二班”），身心俱疲；

是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停滞不前；

是为了维持表面的“公平”，所有人的工资都被拉低到勉强糊口的水平。

这种由政府强制划一的“平等”，剥夺了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做出自主选择的自由，是一种更隐蔽、更深刻的压迫。

2、东德与西德的自然对照

两德统一为检验不同制度下的性别平等提供了绝佳样本。

在前东德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同工同酬"被严格推行，女性就业率接近100%。

然而，统一后的发展却极具启示——当市场经济取代计划体制，东德女性纷纷用脚投票，大量离开重工业和建筑业，转向更适合自己偏好的服务业和文职工作。

更发人深省的是，尽管西德从未推行过东德式的强制平等政策，但统一三十年后，原西德地区的女性在高管阶层的比例反而超过了原东德地区。

这充分证明，真正的进步来自自由选择创造的机会，而非行政命令制造的假象。

3、瑞典的“福利悖论”

瑞典被视为性别平等的典范，政府提供了极其慷慨的育儿假和福利，试图消除一切“性别不平等”的因素。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

在政府干预最少的领域，比如教育选择，性别分化反而最为明显。

在完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瑞典男女在大学专业选择上的差异，比美国、英国等干预较少的国家更大。

更多的瑞典女性选择了护理、教育，而更多的男性选择了工程、IT。

这说明，当经济压力减小、个人选择自由度真正扩大时，男女基于内在偏好和兴趣的职业分化可能更为显著。

政府的“平等”工程，在人性天然的多样性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4、丹麦的“父职配额”实验

丹麦在1998年推出了名为"爸爸月"的强制性父亲育儿假政策，旨在促进家庭内的性别平等。

然而，哥本哈根大学2019年的研究揭示了令人惊讶的结果：

该政策虽然成功增加了父亲照料婴儿的时间，却在劳动力市场上产生了反效果。

强制性的育儿配额反而扩大了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因为母亲们利用更长的产假与家庭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而雇主在招聘育龄女性时变得更加谨慎。

这项研究的主持者、经济学家亨里克·克莱文不无讽刺地指出：

“当你试图通过立法强制实现平等时，市场总会找到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应。”

5、冰岛的"同工同酬认证"困局

冰岛于2018年率先立法要求企业获得"同工同酬认证”，号称要"彻底消除工资差距"。

然而雷克雅未克大学2022年的追踪研究显示，这一政策催生了庞大的认证咨询产业，企业为应付繁琐的文书工作付出了高昂的合规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通过减少招聘和压低整体工资水平转嫁给了所有员工。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认证标准过于僵化，许多基于绩效的合理薪酬差异被抹平，反而导致优秀女性员工流向监管更宽松的邻国。

这个被誉为"全球最平等"的国家，正在亲口品尝政府过度干预所酿造的苦酒。

这些跨时代、跨国家的史实共同指向一个奥派核心观点：

任何试图通过强制手段超越自由选择的社会工程，不仅无法实现其宣称的平等目标，反而会制造新的、更棘手的问题。

市场经济，才是女性最好的朋友。

回顾工业革命之初，正是工厂的出现，第一次为女性提供了离开家庭、独立谋生的机会。

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女权运动，率先将女性大规模地推上了社会经济舞台。

是市场的扩张，不断创造出诸如文员、打字员、电话接线员、教师、护士等适合当时女性特点的新职业，极大地拓展了她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今天，在信息技术、零工经济、知识付费等新兴领域，衡量一个人价值的，越来越是他的才华、创意和产出，而不是他的性别。

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正在以一种远比政府那双“笨拙的脚”更高效、更自然的方式，拆除着各种不合理的壁垒。

拒绝悲情，拥抱理性与自由

“77%”的幽灵，早就该安息了。

它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政治工具；

它不揭示真相，而只煽动仇恨；

它不追求自由，而渴望管制。

奥地利学派的精神内核，是对个人自由、主观价值和自发秩序的坚定信仰。

在看待工资差距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抛弃那种集体主义的、受害者心态的悲情叙事，回归到对个体选择和市场过程的尊重。

男人和女人，作为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有人选择高薪高压，有人选择平衡生活；

有人选择冒险开拓，有人选择安稳度日；

有人选择与钢铁机器为伍，有人选择与孩童笑脸相伴。

这些选择，本身并无高下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丰富、有活力的文明社会。

而市场，则以它那冰冷但公正的逻辑，为这些不同的选择，标上了不同的价格。

我们真正应该警惕和反对的，不是那23%基于自由选择而产生的“差距”，而是那种试图用强制力抹平一切差异、剥夺我们选择自由的“平等主义”冲动。

那才是对勤奋者的侮辱，对创业精神的扼杀，以及对人类社会繁荣根基的动摇。

所以，当下一次再有人在你面前念叨那个“77%”的幽灵时，你一定要勇敢地、用事实和逻辑，将它彻底击碎。

记得告诉他们：

我选择我的生活，我承担我的代价，我拒绝你的悲情，我捍卫我的自由。

这，才是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