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灵

台湾自民主化后，就被当成华人社会的成功样本。确实，台湾已经做到了选举定期举行，政党轮替多次，媒体很热闹，公民社会也很活跃。

但如果我们问的不仅仅是“有没有选举”，而是更进一步，民主化本身能解决什么社会问题，解决的实际效果如何？那情况就复杂得多了。

一

讨论“成功”最容易吵架，因为什么是成功，每个人的看法不同。至少有两套完全不同的标准：

第一套是程序标准：是否完成政党竞争？是否和平轮替？言论自由是否存在？司法、媒体是否能制衡政府？

第二套是治理标准：民主化之后，社会合作成本是否下降？公共政策是否更为连续？政府是否更敢承担责任？面对问题时，制度是否能稳定触发纠错？这套标准不否认程序的重要性，但焦点是放在更现实的问题上：民主的目的，是让社会更可治理、更可持续、更能协作。

台湾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在程序层面表现抢眼，但治理层面却有明显的张力。

首先要承认，就华人社会能否实现制度意义上的民主化而言，台湾的答案是肯定的。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华人社会不存在“天然不适合民主”的文化宿命。只要制度规则明确、竞争被纳入框架、社会基础条件足够成熟，程序民主完全可以运行。

第二，政党竞争不必然导致社会崩盘。台湾的政治很激烈，但大体上仍维持了制度运转的基本底线，政权更替并不等同于社会解体。

第三，民主制度确实能激发言论空间与社会组织能力。媒体、学界、NGO、社运群体形成了密集的公共讨论网络，政治活力十足。

然而，民主化之后，台湾政治的合法性重心逐步转向道德与身份，政治竞争越来越依赖“否定对方的正当性”。清算政治长期化，压倒了可持续的社会绩效。

这不是台湾独有现象，很多转型社会都有类似的路径：旧秩序退场时，新秩序建立正当性最省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道德划界——谁正义，谁不正义；谁受害，谁加害；谁是真正的“我们”，谁是外来者。它能快速动员、快速建构身份、快速切割旧秩序，在转型初期非常有效。但这是一柄双刃剑。一旦划界成为政治常态，就会抬高社会合作成本，削弱制度的纠错能力，影响长期治理。

二

具体就台湾而言，清算政治是一场持续了三十多年、越来越“常态化”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段大概是 1988 到 1996。蒋经国去世后，台湾开始真正转型，这时候，清算可认为是“换系统后的收尾工作”：把旧体制的象征拿掉、把历史重新讲一遍、把新的身份定位立起来。这既有现实必要性，社会也比较能接受，因为大家都知道旧时代确实结束了。成本总体还算可控，对社会合作的伤害也没那么明显。

第二段大概是 1996 到 2008。1996 首次领导人直选，民主程序基本定型以后，清算开始变味：它不再只是转型工具，逐渐变成政治竞争的常用武器。政治对抗越来越喜欢用“道德定性”和“身份划线”来解决——你不是观点不同，你是立场不正；你不是政策有问题，你历史上就有原罪。历史评价开始直接服务现实选举动员。清算从“阶段任务”进入了“长期模式”。

第三段从 2008 一直到今天，清算已经嵌进日常政治：越来越程序化、制度化，越来越渗透到教育、司法、公共文化多个领域里。公共议题很难只谈技术和成本，动不动就被拉到身份、立场、道德对错上来。清算不再需要特殊事件触发，已经变成政治生态的默认存在，而且没有自然退出机制。

这种长期清算，最直接的社会影响就是合作越来越难。政治分歧不再只是“意见不同”，很容易升级成“好人坏人”问题。跨阵营沟通、在公共议题上折中，常常会被骂成“背叛”或“同流合污”。于是大家纷纷躲在自己的阵营里，先表态、先站队，纯技术讨论缺乏空间。社会信任也逐渐从“相信规则”变成“只相信自己人”。

受此影响，政策也容易短期化、象征化。很多政策主打立场表达，给支持者一个交代，而不打算解决长期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政党轮替后，继任者有强烈的冲动推翻前任政策，如果承认前任做对了，搞不好就被骂成“洗白”。于是政策连续性变差，难以推动长期工程，行政体系越来越保守，少做少错少冒险。

在清算型政治里，失败往往不是普通失败，而会变成道德审判、历史定罪；成功却被当作理所当然。理性选择是尽量不要扛责任，能拖就拖，能模糊就模糊，把风险切碎外包。久而久之就演变成公共问题大家都骂，但没有人真正愿意负责。

此外，还有一个隐蔽但重要的影响，历史从“经验库”变成了“武器库”。历史本来应该帮社会总结教训、积累制度记忆，但当历史长期被拿来打仗时，就很难再成为学习材料，而只是用来定性对手、固化身份、阻断连续性。制度记忆不断被清零，社会就会陷入不断的重复消耗。

未来的台湾，如果继续把清算政治作为主要动员方式，这些趋势大概还会加重，矛盾的是，清算政治很难自己消退，因为它在选举动员时太好用了。

当然，这并不证明民主“必然失败”，但民主并不会自动生成高质量治理。台湾的意义不仅在于“证明民主可行”，还在于“提醒民主的代价与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