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以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输美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为标志，一度被许多人视为一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封锁”或“战争”。

面对这种挑战，本能的反应可能是以牙还牙，采取对等甚至更大力度的保护主义措施。

然而，如果从不同的视角审视这一局面，我们会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应对外部“封锁”的最有力武器，并非以邻为壑的保护，而是更大程度的“全面开放”。

市场经济中，有着资本结构的复杂性与异质性，以及企业家在不确定环境中基于市场价格信号进行的行动。

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加征关税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政府对自由市场交换的干预。这种干预并非旨在提升整体社会福祉，而是基于特定政治目的或对贸易逆差的片面理解。

自由贸易是基于个体之间自愿互利的交换。甲愿意用自己生产的商品换乙生产的商品，是因为甲认为乙的商品对自己更有价值，反之亦然。

这种价值判断是主观的，但正是无数个体的这种主观判断和自愿交换，构成了市场的繁荣。

关税，作为一种壁垒，提高了交换的成本，阻碍了原本可以发生的、互利的交易。它人为地扭曲了价格信号，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无法再根据真实的供需关系做出最优决策。

这种价格信号的扭曲对经济的伤害是多方面的，其中特别关注的一点是它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提升不是因为拥有了一堆同质的“资本存量”，而是建立在一个由各种异质性的、具有特定用途的资本品组成的复杂、精密的生产结构之上。

想象一下建造一座高楼，你需要各种专门的工具、机器、材料，而且它们必须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顺序投入使用。

这些特定的工具和机器，就是我们所说的“专用资本品”。它们往往是为特定的生产流程或最终产品量身定制的。

特朗普对中国加征关税，尤其是对一些高科技产品、中间品和关键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直接冲击的就是这种复杂的资本结构。

许多中国企业依赖进口特定的、高质量的专用资本品（比如精密的数控机床、高端的测试设备、特定的化工原料或电子元件）来维持其生产流程的效率和产品质量。

关税使得这些专用资本品的进口成本急剧上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贸易限制而变得难以获得。

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呢？这会迫使国内经济体对专用资本品的供需结构进行一次非自愿的、低效的“重新改变”（restructuring）。

*** 需求端被迫改变：** 由于进口专用资本品价格太高或无法获得，国内企业被迫减少对这些高效专用资本品的需求。它们可能转而使用效率较低的国内替代品，或者干脆削减相关产品的生产。这降低了生产效率，削弱了企业竞争力。

*** 供给端被迫改变：** 国内可能出现投资冲动，试图在短期内建立起国内的专用资本品生产体系来替代进口。但这往往面临巨大挑战。高端专用资本品的生产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专业人才、特定的供应链以及巨额的前期投入。

在市场信号被扭曲（高关税掩盖了国内生产的真实高成本）的情况下进行的投资，极有可能导致“错误投资”（malinvestment）——即资源被投入到在自由市场条件下无法持续盈利的项目中。

即使建成，国产替代品也可能在性能、稳定性或成本上不如原先的进口产品，从而影响下游产业的竞争力。同时，原来向中国出口这些专用资本品的外国企业，其需求端消失或萎缩，也面临产能过剩或需要寻找新市场的压力。

这种由外部干预强制导致的专用资本品供需结构的改变，是一种破坏性的过程。

它打乱了基于全球分工和比较优势形成的、相对高效的资本配置，强迫经济沿着一条次优甚至不可持续的路径发展。

它不是市场自发协调的结果，而是外部力量强加的扭曲。

那么，如何应对这种“封锁”带来的资本结构扭曲和效率损失呢？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关税只会加剧全球市场的分裂和价格信号的混乱，导致双方经济的资本结构都向更低效的方向改变，陷入一种“囚徒困境”。

而我们的答案是：通过全面开放来最大限度地恢复和利用市场机制的力量。

全面开放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降低关税（尽管这很重要），更包括：

*** 大幅降低进口壁垒：** 不仅是对来自美国的商品，而是对来自全球所有国家的商品，特别是中间品和专用资本品，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这将使得国内企业能够再次以更接近真实市场价格的成本获取全球最优的生产要素和专用资本品。

这有助于修复或优化因关税受损的资本结构，让企业能够选择最适合其生产需求的“工具”，提高效率和生产力。

*** 吸引全球资本和技术：**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为所有外资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奥地利学派认为，资本不仅仅是货币，更是具体的资本品和背后的生产知识、组织能力和企业家精神。

吸引外资，特别是那些在高端专用资本品生产或使用方面具有优势的外资，能够带来国内难以在短期内形成的知识和技术，直接提升国内经济的资本结构水平。

*** 深化国内市场改革：** 移除各种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国内壁垒，让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土地等要素能够在国内市场更有效地配置。

一个更加自由和高效的国内市场，能够更好地吸收和利用通过开放引进的外部资源，也能更好地激励国内企业家的创新和投资。

*** 稳定预期，增强信心：** 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姿态，能够向全球和国内的生产者、投资者和消费者传递清晰的信号：中国致力于融入全球经济，尊重市场规律。这有助于稳定预期，吸引长期投资，释放市场活力。

通过全面开放，中国经济并没有被动地接受外部“封锁”强加的低效资本结构改变，而是主动地利用全球市场资源来优化自身的资本配置。

当外部试图通过限制特定专用资本品的供给来遏制你时，你通过向全球开放市场，为这些供给找到新的来源，甚至吸引供给者来到你的“家门口”生产。这不仅削弱了外部限制的效果，更提升了自身经济的韧性和竞争力。

全面开放带来的专用资本品供需结构的改变，与外部干预带来的改变性质完全不同。

前者是市场自发、企业家基于真实价格信号和对消费者需求的判断进行的调整和优化，是一种高效的、创造性的“结构改变”。后者是被迫的、对市场信号的扭曲导致的“结构改变”，往往是低效的、破坏性的。

结论是，特朗普政府的加征关税行为，是一种对自由市场的破坏性干预，它试图通过扭曲价格信号来强制改变特定产业（特别是专用资本品）的供需结构，从而损害中国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然而，应对这种外部挑战的最佳策略并非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和封闭，因为那只会加剧扭曲和损失。

相反，以市场自发秩序和资本理论为指导，中国应采取全面开放的策略。

通过降低壁垒、吸引外资、深化国内改革，让市场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允许企业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的专用资本品和其他资源，主动引导国内经济的资本结构向更高效、更具韧性的方向优化。

这不仅能有效消解外部限制带来的负面影响，更能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封锁”的挑战下，全面开放，让市场自由呼吸，恰恰是构建强大而有活力的经济体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