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决策者们，似乎都在为一个问题集体焦虑：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了？

为了让大家多生娃，各国政府可谓是操碎了心。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给出了一个“精确答案”：每位俄罗斯女性的“最佳生育数量”是2.1个。在中国，情况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曾经的独生子女政策早已成为历史，现在则是向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生育奖金”。而在韩国，政府更是拼了，过去十多年里，不仅发钱、发福利、免除兵役，甚至还办起了“官方相亲大会”。

然而，这些五花八门的催生大计，效果却出奇地一致——收效甚微。韩国的生育率在全球敬陪末座，中国的生育数据也不容乐观。这不禁让人发问：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历史的徒劳：那些年失败的催生政策

其实，想靠政策“催”出人口红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上世纪的苏联。

当时，苏联也面临着生育率低和堕胎率高的问题。为了“鼓励”生育，斯大林时代开征了一项奇特的税种——“无子女税”。简单说，如果你是正值育龄的男女，却没有孩子，那么你的工资就要比有孩子的同事多扣掉6%。这笔钱，实际上是从不生孩子的人口袋里，转移到了多生孩子的人手中。

结果呢？收效甚微。数据甚至显示，当时苏联女性平均每人要经历5到7次堕胎，堕胎数量一度与活产婴儿数量持平。眼看“罚款”没用，苏联政府又想出了更强硬的招数：1963年，他们宣布堕胎为非法行为，并大大提高了离婚的难度。

所有这些努力，最终都打了水漂。如今，俄罗斯重新拾起苏联时期的“英雄母亲”称号等激励措施，但这就像是翻拍一部注定会票房惨败的老电影，结局恐怕早已注定。

治标不治本：现代催生政策的困境

回到当下，我们看到中国和韩国也在重复着类似的循环。

中国推出了“三孩政策”，并配套了延长产假、增加托儿所等福利。但这些措施似乎在不经意间传递了一个信号：妈妈们休完产假后应尽快重返工作岗位，孩子则交给托育机构。这种“去家庭化”的趋势，是否真的有助于提升家庭的生育意愿，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韩国的情况则更具讽刺意味。在实施了十多年的巨额补贴、育儿假、弹性工作制等全方位激励后，一项研究估算，这些政策下出生的婴儿中，有近四分之三，其实就算没有这些激励也一样会出生。换句话说，政府花的大笔钱，很多只是“锦上添花”，而没能真正“雪中送炭”。

真正的“拦路虎”：问题远不止钱这么简单

既然发钱都没用，那问题到底出在哪？

答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也更沉重：高昂的生活成本，尤其是那座压在年轻人心头的大山——房价。

我们来看一组惊人的数据：

• 自2008年以来，俄罗斯的平均房价上涨了超过3倍。
• 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平均房价上涨了5倍。
• 在韩国，一栋独立式住宅的平均价格已经超过80万美元！

房价与育龄家庭的生育决策之间，存在着强大且几乎普遍的负相关关系。当一套房子就要掏空几个家庭的钱包，并背上未来几十年的债务时，再生一个孩子，对许多普通家庭而言，就不再是一个甜蜜的选择，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高房价背后，那只“闲不住的手”

那么，房价为什么会这么高？仅仅是市场供需失衡吗？远不止于此。其背后，往往能看到政府干预的影子。

最主要的两大推手是：

1.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长期人为压低的利率，鼓励了过度借贷，让大量热钱涌入房地产市场，吹起了资产泡沫。

2. 供给侧的严格限制：

   严苛的建筑规范、土地供应的短缺、复杂的审批流程等，都限制了新房的供应量，进一步推高了价格。韩国的房价飙升，就与其政府一手压低利率、一手造成数十万套住房短缺的政策直接相关。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将其称为 “干预的螺旋”：

政府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比如经济不景气），出台一项干预政策（比如降息）；这项政策又带来了新问题（比如房价暴涨）；于是政府为了解决新问题，又出台更强的干预政策（比如给生孩子的家庭发补贴），却对最初导致问题的根源视而不见。

如此一来，补贴叠加在管制之上，管制又叠加在错误的货币政策之上，问题非但没解决，反而越陷越深。

结语：真正的出路在哪里？

显而易见，单纯靠发钱催生，无异于扬汤止沸。只要高昂的房价和巨大的生活压力这两座大山依然存在，任何生育补贴都将是杯水车薪。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推出更多的补贴政策，而在于“做减法”——审视并撤销那些导致生活成本飙升的根本性干预措施。比如，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放宽不必要的建筑和土地管制，让市场能够提供更多、更便宜的住房。

否则，这些催生政策最终只会像那些在重压下选择不生的年轻夫妇一样，“颗粒无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