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搞了个 K 签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吸引外国的青年科技人才。但是巧合的是，英国、德国和美国等一些国家，当地的民众却纷纷走上街头，通过游行抗议移民的涌入，要求政府把这些移民送回去。引入移民，政府有政府的理由，民众有民众的诉求，到底谁是谁非我们今天不讨论。

我们今天来讨论另外一个视角的问题：即为何发达国家的民众无法抵御移民群体的冲击？更具体一点，就是为何发达国家的底层民众为何竞争不过移民群体？

当我脑海中突然闪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时，不禁哑然一笑，又觉得无比无奈。因为很多问题貌似从根本上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即便发现了问题，也只能静待结局的到来。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和发达的过程，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需要通过削弱地方性、血缘性、宗族性组织来维持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法治化的，把社会整合进国家机器（税收、教育、司法、福利）。于是传统的“邻里/宗族/村落”被打散，公民更多依赖国家制度，而不是“身边的人”。

这种社会结构在功能上很高效（可流动、法治、公平），但代价就是个体 变成了孤立的“原子”。

而移民国家又刚刚相反，这些国家发展落后，上层弱 ，互相之间矛盾大 ，民众只能依赖“熟人社会”：宗族、宗教、部落、同乡会。因此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之间抱团能力强，因为外部环境不可靠，内部互助网络比国家更可靠。

这种群体往往 缺乏对抽象“国家利益”的认同，但对“亲属—宗教—老乡”的认同极强。所以一个移民群体在发达国家里，很快会形成 mini-society（小社会）：清真寺圈子、印度庙会、墨西哥社团等等。

这些人对于小社会的认同远大于国家社会，也缺乏真正的法治精神。只要能获得实际的利益，不管是法治也好，道德也好，在他们眼里根本不值钱。加上报团的属性，本地的原子化普通民众根本无法竞争。只要移民的大门打开，本地民众一定会被冲击成筛子。

在公共资源层面，移民群体凭借抱团优势，能够集中争取福利、住房和就业机会，而本地居民由于各自为政，往往缺乏有效抵御能力。在政治层面，移民群体会形成集团票仓（bloc vote），通过集体投票获得话语权，而原子化的公民意见分散，很难形成统一的反制力量。在空间层面，法国的郊区、英国的伯明翰、美国的墨西哥裔聚居区，都体现了移民通过群体网络逐步“占地为王”，形成事实上的“准自治”。而在心理层面，原子化个体面对整齐划一的群体时，往往感到挫败，产生“我们不是对手”的无力感。

这背后是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张力：强国家为了避免地方割据，必然要削弱基层组织；但一旦外部输入高度组织化的移民群体，本地社会反而显得脆弱。移民群体往往以弱势群体的身份出现，借助难民、人权、少数族裔等正当性，更有动机和必要抱团，形成低成本的团结。而发达国家的本地人若要动员起来，则需要通过合法程序、媒体论证和政治运作，代价极高，导致他们在集体行动力上天然落后。

这一结构性矛盾在历史与现实中屡屡出现。罗马帝国晚期，罗马社会已高度原子化，公民逐渐失去集体性，而进入帝国边境的日耳曼部落则保持着强烈的部族团结，最终以群体压倒个体，导致西罗马的解体。在当代欧洲，法国的北非裔移民在郊区形成“banlieue”聚居区，本地法国人则因分散而无法组成有效的“本地人联盟”，局部空间逐渐被移民社群“占领”。在美国，墨西哥裔和西裔社群迅速壮大，形成稳定票仓，两大政党不得不围绕他们调整政策，而本地白人社会因分裂与分散，缺乏整体反制力。德国的情况同样明显：土耳其裔社群扎根六十年，跨越代际依然保持高度集体性，而德国人则依旧依赖于原子化、制度化的社会框架生活。无论是古代的罗马，还是今日的欧美，这种“原子化本地社会 vs 群体化移民社群”的张力，都展现出同样的结果——外来者凭借集体性占据优势，而本地社会因原子化而显得脆弱。

这种规律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演化的深层历史。尼安德特人虽然体格更强壮、脑容量更大，但群体之间的联系松散，缺乏大规模协作能力；相比之下，智人善于通过语言、象征和文化建立起跨部落的组织与合作网络，从而在资源争夺与生存竞争中获得决定性优势。正是这种“组织性”，让智人最终取代了尼安德特人，成为地球的主宰。由此可见，从古代帝国的兴衰到现代移民冲击，再到人类进化史，基层社会组织性的强弱始终是决定存亡的关键。

所有你看，为何同样是移民，欧美社会没有受到日本人、华人和韩国人这些群体的冲击，因为东亚裔因为长期遭受大一统的驯化，比欧美本地民众还要原子化。这些群体虽然抱团性弱，但重视教育和上升通道，因而以“精英化”方式嵌入主流社会，而不是“低端群体化”冲击本地底层。

但是印度、非洲、墨西哥和南美裔的民众则完全不一样，这些国家上层弱，民众利益基本都是来源于身边社会，底层组织性强。他们没办法把自己的国家搞起来，但是一定能把别人的国家搞下去，因为他们会从根部挖掉国家的根基。

如果说欧美发达国家放移民进来，社会会遭受严重冲击的话，东亚国家作为原住民国家放移民进来，那一定会是灾难。因为东亚国家的社会基层组织能力基本都已经不存在了，根本无法经得起移民群体的冲击。本身国家的底子就差，社会基层的组织性更差。

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前，我原本还没有觉得川普的当选怎么怎么样，但是在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后，我突然明白了川普为什么会当选。可以说，这是美国白人红脖子最后的呐喊和自救。因为如果不拉高绿卡门槛，继续大量放移民进来，那么如果年后，人口优势发生逆转，传统底层白人绝对会成为板上的肉，走向消亡。如果处理不好移民问题，国家层面可以短暂赢，但是原住民层面则必然输，然后国家上层如同当初的罗马帝国上层，最后被蛮族一波带走。

这似乎是成为发达国家的代价和宿命。当然了，这里也并不是完全无解，因为到这里，我就更推崇美国的社会制度了。

在处理移民问题上，美国有两道防火墙，第一道是就是绿卡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美国社会还有第二道防火墙，虽然第二道防火墙经过民主党的长期执政弱化了不少，但是依然领先其他欧洲国家。这第二道防火墙就是基于基督教的社区自治制度。

基于基督教的社会自治制度是传统白人的乌堡，在面对移民冲击时，依然可以作为退守的根据地，你可以移民进入美国，但是你想进入白人的聚集社区，还是有门槛的。因为基督教除了精神信仰层面的慰藉效果外，还是给社会基层提供组织力的，围绕牧师构建的社会自治组织单元。也就说，如果一个发达国家，如果放弃了基督教，那么这个国家的原住民族群离消亡也就不远了，最典型的就是法国。法国这个国家一定会是西欧国家里原住民最先消亡的国家，因为法国的单一共和制的目标就是构建国家—公民二维结构，从国家层面打压本土基督教，又对外来移民高举政治大旗进行保护，最终一定会把自己折腾死。

写到这里我得提一下一个诡异的事情，基督教上宣称信上帝得拯救，这是一个宗教上的口号，但是现实里却成了一个预言。

一个国家想要维持长久的发达和稳定，不是说不能接受移民，而是要认真处理好移民的退化问题，不能老是接收一些自己消化不掉的移民，而且还是一个社区一个社区的接收。

当然，我们前面讨论的都是欧美的问题，至于我们身处的东亚，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