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补贴，已经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呼和浩特出台了具体办法，一孩一次性补贴1万；二孩五万，分五年发放；三孩10万，分10年发放。昨天又发布通知，三孩及以上孩子可在全市自由择校。可谓诚意满满。

这让我们再次认识到观念决定政策，以及知识分子在观念塑造中的作用。鼓励生育的各项政策，是梁建章、任泽平等知识分子多年来鼓吹的，他们甚至以“亡国灭种”来渲染情绪和恐吓公众，最终形成了公众舆论，导致了政策的出台。

试想，如果不是这些知识分子不断地鼓吹，社会公众会关注这个问题吗？它会成为一个“议题”吗？我们夫妻二人，就生了一个孩子，我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全国人口总数和总和生育率，关我毛事。任何一个家庭，也同样觉得这关自己屁事。既然大家都不关注，它怎么可能形成政策呢？就是知识分子在其中不断渲染鼓噪的结果。

生育补贴，是转移支付，是再分配，实际上就是授予一部分人不劳而获的特权，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那么它首先就涉及一个伦理问题：凭什么不愿生、不多生的人，要纳税给喜欢生的人发补贴呢？你生的孩子，凭什么让别人养呢？其正当性何在？所以这必然涉及巨大的伦理风险。

还有“布尔费墨”之流，不说发补贴了，鼓吹要惩罚不生育的，还打着奥地利学派和儒家之名。我们想问问：不愿生育，到底侵犯了谁的产权，惩罚的伦理依据是什么？他要不要直接说一句：我代表国家征用你的子宫？

私产伦理是我们社会和平合作的根基，必须始终置于讨论的中心。一旦发生侵犯私产的行为，必定导致社会合作秩序的解体和经济衰退，最终不利于所有人。事实上，伦理是先于经济的，合乎伦理的事情，才必然是经济的。

但是我们可以暂时抛开伦理问题，从价值中立的经济学角度去分析：补贴生育的手段，到底能不能实现提高生育率的目的？

一切干预主义必然事与愿违，并且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关于人口和生育问题，经济学可以说的只是：人口与可支配资源之间，存在一个最佳的比例。这就是马尔萨斯人口定律揭示的道理，它是报酬率的特殊应用，是先验有效的，即必然存在这样一个最佳的比例组合，至于到底这个最佳比例是多少，则是一个经验问题。

简单说，给定可用资源，当人口太少，无法支撑有效的劳动分工，福利就减损；反之，超过最佳比例，人口太多，或者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可用资源的增长速度，那么生活水平同样会降低。

计划经济下，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呢？其经济原因就在于，这种体制消灭了私有财产，没有经济计算，不但无法激励财富创造，反而毁灭财富；公地悲剧之下，生育更多意味着可以享受的福利更多，由此激励了一部分人的生育行为。带来的结果就是所有人变穷，并引发争夺资源的斗争。不同于市场社会中人是财富，这时候人成了负担。因此，生育也必须被计划。

关于人口与生育问题，经济学能斩钉截铁地说的，也就这些了。梁建章任泽平之流，以经济学之名谈了那么多人口问题，都是在越界，装腔作势。他们谈的不是经济，而是政治。

其根本原因在于，生育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自由意志问题、个人价值排序问题。这类问题对于经济学来说，是“终极给定”，它是主观的、武断的。经济学并不研究这些涉及目的的问题，它是研究手段的科学。

农业时代、落后国家，生育率很高，因为医疗卫生条件差，婴儿夭折率很高，加上人多意味着劳动力多。市场社会，真实收入提高，但是人会自觉地节制生育，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两者，都是理性的。

有些穷人特别爱生孩子，有些则不是；有些富豪爱生，有些则丁克；有些宗教教徒爱生，有些则不是。我们的祖辈穷得要死却生好几个，我们的子女生活富足却不想结婚生娃。总之，人会根据个人价值排序，来决定自己的生育行为，并没有像经济学那样存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亘古不变的因果关系。

通过发放生育补贴，试图激励生育，其预设的前提就是，当收入增加，生育率就会提高。经济学给出的答案是：没有这样的因果关系。涉及人的主观意志和价值判断问题，经济学无话可说。

如果经济学并没有揭示这样的规律性，那么在现实中采取这样的政策，就必定是无效的。这就像宇宙法则揭示黄金数量是有限的，许多人几千年来却一直要违背宇宙法则和化学原理去搞炼金术，那么必定是无用的、浪费的。

从经验证据上，更不难发现，这种手段是无用的。

尼日尔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均在世界上排名靠后，没有发放生育补贴，但它是世界上生育率最高的国家。瑞典、韩国、日本、西欧国家，都是发达经济体，都发放了大量生育补贴，但是生育率都很低。

其实不用把目光放得太远，就看我国。这些年虽然没有直接发钱，但是已经采取了诸多鼓励生育的政策，例如超长产假、育儿假等——这也是变相发钱，就是不工作而得到报酬，由企业直接买单了——但是结果如何呢？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05，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了。

所以用经济激励的办法，根本就是无用的。

既然无用，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做呢？这倒是揭示了干预主义“执迷不悟”的本性：干预递增效应。之所以没效果，是因为干预得还不够，所以要在干预之上叠加干预。我们可以预见，以干预主义者屡教不改的做派，下一步在发补贴的基础上还要再叠加干预，例如他们会说，单纯现金补贴还是不行，必须从育养服务、教育、住房、就业等等方面再干预，减轻养育的负担。

然而其结果必然是，进一步地扭曲经济，并且毫无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首先是财政负担问题。呼和浩特政策出台，测算了一下，每年需要2亿；若全国推广，据测算2025-2027财年支出将达到901亿-1825亿，它必须通过加税、印钞、发国债来解决，国债也是税收，要用未来税收偿还，或者直接印钞进行债务货币化，其结果都是通胀。

其次，不论是加税还是印钞，都是在毁灭资本。这种再分配手段打击财富创造，将生产资源挪用到政府的用途之中，导致资本消耗。资本消耗的结果就是投资减缓，影响就业，并降低工资率，导致生活负担加重。

所以，如果你认为生活负担降低了，反过来说就是真实收入提高了，是提高生育率的手段，那么采取发补贴这种方式，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看似提高收入减轻负担的政策，实际上适得其反地降低了收入、增加了负担，更不敢生了。这就是目的与手段的背离。

企业在超长产假等叠加干预之下，更不敢招录女员工，女性在这种情况下，会离开职场重新回归家庭。然而男人的工资率却下降了。这时候，1万元的补贴，对于养育一个孩子来说，就是杯水车薪，谁会在自己找不到工作、物价高企、实际工资下降的情况下，因为这每年1万块钱去生三个娃，还要养一个好多年都没法工作的老婆呢？

第三，一部分居民可能会因此而多生，但是更多的城市中产，本来就因为负担重而不生，现在再分配政策增加了他们的税负、降低了其实际收入，更不愿意生了；农村孩子到城市打工，面对繁重的税负和社保，各种二元结构性壁垒，又生个啥呢？所以，两者形成了抵消，总和生育率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

第四，制造无休止的社会问题。对于爱生娃的，你不补贴他也生，补贴了那就是瞌睡遇到枕头，何尝不可把生育当成一个生意？对于不爱生的，一年一万的补贴，对他聊胜于无，他照样不生。

当生育变成了被政府奖励的行为，就会激励那些爱生娃的族群，他们本来生育率就很高，现在更是在生娃的时候顺便拿补贴，生得更多。由此，人口的宗教、民族、文化乃至智力结构，都会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没有价值判断，这是在揭示其经济后果。

另一方面，这就是在鼓励有人生没人养，消解父母责任，摧毁家庭纽带。欧洲和美国社会中的单亲家庭、青少年吸毒、犯罪等问题，不都是福利主义惹的祸吗，我们为什么要步其后尘？

它将创造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依附于国家而生存，依靠掠夺他人而生活，他们是权力存续的基本盘，将有恃无恐地不断扩大福利范围，扩张国家权力，最终导致欧洲式的全面衰退。

总之，通过发放补贴的方式，并不能提高生育率，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即便我们假定，收入提升、负担降低，可以为生育率的提高创造条件，那么提升收入的手段又是什么？

当然不是通过征税、通胀、再分配，或者干预企业自由契约，正确的手段只能是不断地砍管制、少干预、减税收。

通过减少管制和干预，不设置各类市场准入限制，让市场化的养育、教育、住房、医疗蓬勃发展，几何式地降低价格；让产权受到完整保护，激励资本积累和企业投资，进而增加供给，降低物价，提高工资率。

在税收上，要不断地减税免税。不仅对喜欢多生的进行税收抵免，同时要不断降低企业税负，由此增加投资，这是提升劳动者真实待遇的必由之路。

须知做到上述这些，也并不一定就必然提高生育率，它们只是为生育创造了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在砍管制少干预减税收的基础上，剩下的就是个人自主决策的范畴，政府对待生育率高低的问题，唯一的态度只能是：自由放任。

假如生育率仍然不断下降，50年后中国人口只剩5亿了，但是资本积累雄厚，科技突飞猛进，5亿人的产能远远超过14亿，享受了空前提高的生活水准，我实在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不好。

也许，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吧。也许，他们担心的从来就不是人口问题，而是以后人少了，社保怎么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