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重庆市长黄奇帆：中国如果实施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等于第二次“入世”
原重庆市长黄奇帆：中国如果实施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等于第二次“入世”
21世纪经济报道夏旭田北京报道
各国产业的竞争的已不仅是核心技术与资本的竞争，更聚焦于产业链的控制能力，中国如能实施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等于第二次“入世”。
5月6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SAIF·CAFR名家讲堂上发表演讲称，当今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货物贸易中成品贸易比重大幅下降，中间品比重上升至70%，服务贸易的比重也从5%上升到30%。在此背景下，各国产业的竞争的已不仅是核心技术与资本的竞争，更聚焦于产业链的控制能力。谁能形成产业链的集群、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纽带，谁能将上千个产业链中的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谁就是世界制造业的龙头。
而“三零”原则，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对于在新的竞争格局中获得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中国实施零关税，在制造业、农业、能源矿产、消费品等领域均利大于弊；实施零壁垒，将极大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零补贴，将补贴用在“刀口”上，有利于结构调整，倒逼国企改革，减少贸易摩擦与权力寻租行为。中国如能做好“三零”，等于第二次“入世”。
图：黄奇帆发表主题演讲
黄奇帆在以《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的主题演讲中指出：
- 世界贸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新“规则”应运而生
三四十年前，国际贸易中有70%是成品贸易，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比为5：95；贸易的主流是将一个国家做出来的产品，卖到另一个国家。
到2010年之时，产成品的贸易量占到了40%，60%的贸易量为中间品的贸易，即零部件、原材料各种中间品的贸易；到了2018年，70%以上是零部件、原材料的中间品。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世界主要的贸易品，已不再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生产，再卖到另一个国家，而是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最终组成一个产品。
这一过程还促进了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最近10年，中国的服务贸易量每三年翻一番，全球服务贸易量每五年翻一番，而货物贸易一般需要十年才能翻一番。由此，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货物贸易中的中间品比重上升到了70%，二是服务贸易占总贸易量的比重从5%上升到了30%。这既是全球制造业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演变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贸易加速发展的结果。
而整个生产力体系这方面的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
- 企业组织、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产业链的控制能力至关重要
现在，生产一件产品，会涉及到上千个零部件，在几十个国家中生产。所以当今的制造业，已不再单纯看单个企业的规模有多大，而是看产业链的集群、供应链的纽带和价值链的枢纽。谁能将上千个产业链中的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谁就是世界制造业的龙头。
例如苹果，在苹果的手机中共涉及500多个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全世界有几百家企业，在为苹果加工零部件，涉及到几十个国家。事实上，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零部件供应企业的这些专利都是苹果不掌握的。但苹果产生了标准，产生了纽带。所有供应链上符合苹果标准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就被苹果选中了。
所以，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产业巨头、产业竞争能力已不仅是核心技术的竞争和资本多少的竞争，更聚焦于产业链的控制能力。谁控制了产业链，谁就给出了行业标准。
而在此过程中，产业链的标准十分重要，各种各样的专利发明，都围绕着这个标准。从某种意义来说，产业链是在分工中产生的，世界贸易是在互动中形成的。新的贸易格局又形成了新的世界级企业的产生方法和控制产业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
所以跨国公司为了适应新的贸易格局以及生产方式的变化，其组织方式、控制方式、管理方式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
图：黄奇帆在活动现场
- “三零”原则：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
首先是零关税：
WTO要推动全球自由贸易，降低各国的关税。关税越低，越代表了一种贸易的自由化。中国的加权关税，去年已经降到了7.5%。而整个世界的贸易关税已降到了5%以内，美国现在是2.5%。
但低关税在如今的世界贸易变化格局中也不再适应。如果一个产品，中间的环节要经过各个国家的海关和国界；外加铁路运输以及航空运输的费用叠加，这些都变成了关税的一个基数。
所以只有零关税才能适应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共同制造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又从最终的生产企业卖到世界各地，零关税在此过程中是最合理的。
其次是零壁垒：
一个产业链涉及上百个企业，几十个国家。如果营商环境不同，跨国公司的资源配置和布局就会很麻烦。所以必须建立一个大体一致的营商环境，数十个国家之间才能协同生产一个产品，即营商环境要国际化，公平公正公开化。此外，营商环境不仅是零部件加工厂，产业链上的物流企业、航空运输、仓储服务等都会受到影响。
最后是零补贴：
所谓零补贴，就是一个国家，为了争夺产业链，为了争夺企业来落户，有意给这些企业一定的税务补助。但这个补助会使得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国的布点发生扭曲。
“三零”原则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的。对一般制造业来说，“三零”相当于国门打开，关税壁垒消除。各国互相约束，谁不符合标准，都可以互相抗议，互相监督。
“三零”是一种逻辑连接，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到跨国公司以三链为控制特征的运营方式的变化，再到各个国家贸易规则趋向于三零原则。
- 中国做好“三零”，等于第二次入世
美国早在2002年就提出了“三零”的概念，并希望到2010年，把关税降到5%以内，到2015年，把关税降到零。
实际上，到2010年的时候，WTO中的主要国家关税都降到了5%以下，但近七八年世界贸易的“三零”走向，并没有达成美国的期望。到2017、2018年仍和2010年的关税水平持平。
在WTO中，讨论关税为零很难通过。因为零关税对发达国家有利，产业链的裨益跟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无关，而WTO有一票否决权，所以很难达成。由此，五六个国家形成一个贸易体的讨论就不断增加。
FTA（自由贸易协定）是全球化发展中，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特征，它并非是逆全球化，而是全球化发展到更高级阶段后的必然趋势。如果在此过程中，中国没有介入到自贸体圈子中，那就等于进入了WTO，却又在FTA的范围里出圈了。
所以，以“三零”为原则纳入国际贸易体系，非常重要。中国如果在这方面做出成果，相当于第二次“入世”，会对整个中国在2035年成为世界的现代化大国、2050年成为全球强国，奠定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实施零关税，利大于弊
通常认为，零关税就是国门大开，外国货冲击进来，中国的农业、工业、服务业都会萎缩。
首先来看入世情况，当年要进入WTO之时，早进好还是晚进好的讨论不绝于耳。而事实证明，进入WTO后，无论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基本都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反过来，中国却出现了世界级的金融企业。2000年的时候，在世界金融体系的top20中，中国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而现在top10的银行里中国占据五席。
那么如果关税归零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一）制造业
第一，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一。中国货物贸易进口的中间品占进口关税的60%以上，所以对中间品实行零关税，将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由于零关税，生产成本的下降，必然会扩大企业进口中间品的采购空间，提升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掌控能力和全球化运营能力。当中国制造业实施零关税之时，对于在中国形成总部、中枢以及集团的龙头等各方面会有提升作用。
第三，关税下降趋零的过程，有利于倒逼中国制造业提升自主品牌，自主创新，更主动的参与国际竞争。
所以，关税下降将促进中国的生产力结构的提升，加强企业的竞争能力，降低工商企业的成本，利大于弊。
（二）农业
首先，中国地少人多。
第二，中国的淡水资源是全球淡水资源的6%，土地和水要完全自给自足非常困难，所以充分利用国际农业资源十分重要。
第三，降低农产品关税有利于提高中国农产品市场供给质量，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求；而巨大的农产品消费需求也有利于在于欧美国家在减让关税的谈判中取得优势地位。
所以，零关税对中国农业总体上起到了调剂补充作用，利大于弊。
（三）能源、矿产
我国既是能源、矿产的消费大国也是进口大国。中国的能源、原材料本就在大量的进口，而零关税的实施有利于降低我国能源和矿产的消费成本和资源约束，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更平衡更协调。
（四）消费品
国内消费者是降低关税的最大受益者。所以零关税将带动国内消费，刺激商店零售，同时平衡进出口的顺差。
综上所看，零关税好处多多，此外还能降低国际贸易摩擦，利大于弊。
- 零壁垒，中国企业走出去更方便
零壁垒，即营商环境的国际化，中国企业走出去将会更方便。具体分析，包含以下八点：
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即同等国民待遇。
第二，负面清单管理。企业必须要有负面清单，实施“法无禁止都可为”，企业的自由度也会相应的增加。
第三，尊重知识产权。
第四，遵守有公平的规范的合理的劳动保障制度。
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套制度。
第六，竞争中性。例如在招投标时，政府采购时，市场配置资源时，银行贷款提供资金时，不同的所有制企业是同等国民待遇，不能有主客观上的差异。
第七，政府开放市场。例如以前，允许外资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但股权比例不能超过25%，银行的股权比例不能超过50%，汽车的外资企业比例不能超过50%等。而现在则可以达到70%、80%，乃至独资，这就是开放了一些领域。
第八，允许开设银行。
另外，就是要开放一些原来比较不开放的禁区。这次人代会通过了《外商投资法》，表明教育、卫生、文化、金融、服务贸易等要更近一步开放。
- 零补贴，补贴要补在“刀口”上
第一，零补贴可以使得国家财政节约开支，少补贴，这是一个宏观上的好处。
第二，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补贴会扭曲市场充分竞争，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难度。
第三，少搞这种补贴，可以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新，自身更加健康。
第四，推进零补贴措施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
第五，有利于减少权力寻租行为。
所以，补贴一定要补到“刀口”上。
- “三零”不等于全部归零，要有阶段性和趋势性
当前，国家在采取措施，通过贸易谈判，使得中国跟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一个开放、互利、普惠、包容，而且是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过程中，要把握好两点：
第一，“三零”不等于全部归零。例如“三零”中的关税方面，不是百分之百的商品全部变成零关税，而是要有一个阶段性和趋势性。
比如在日本和欧洲的贸易谈判中，日本对欧洲的货物，有86%的品种实施零关税，但还有14%的品种，用15年时间，逐步归零。也就是说要有一个阶段性、趋势性。
第二，自由贸易试验区要为以“三零”原则为基础的FTA谈判探索经验。要利用“三零”原则中的阶段性、趋势性和某种灵活性，变成国家和国家之间相互谈判、较量的一种筹码。
此外，“三零”的确是要试验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出的任务就是要对全球FTA贸易协定中的“三零”原则进行先行试验，就是要去营造在零壁垒中所提到的那8种投资环境。
近三十年来，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制造龙头企业把控市场的方法变了，国家间贸易的规则变了。而当今世界以三零原则为基础的FTA的发展、讨论，都是对WTO 的丰富和发展，而不是颠覆和脱离。
黄奇帆：中国如实施“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将为世界强国奠定基础
第一，这三十多年来，世界贸易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国际贸易总量当中，70%左右是成品的贸易。你这个国家把拖拉机卖给我，我这儿把机床卖给你。总之，是一种产成品的交易。
到2010年的时候，整个世界的总贸易额里面，60%的贸易量是中间品的贸易，是零部件、原材料各种中间品的贸易。
这是2010年的时候，比例其实倒了过来，就是说60%是中间品，40%是产成品。
又过了七八年，到了去年，贸易量中的70%以上，是零部件、原材料的中间品。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已经不是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企业来把它生产出来，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往往是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形成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这个产品，不是一个国家做的，是几十个国家，是几百个企业，在不同的地方，生产组合的。
这样一个过程就产生了中间品的贸易，也是这个过程产生了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包括生产性物流、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金融，各种各样的科研开发、研究设计。
总而言之，在三四十年前，在全球贸易中，服务贸易跟货物贸易的比是5：95的关系。现在，服务贸易的总量跟货物贸易的总量大概是30：70的关系。这三十年来，出现了全球贸易格局的两个巨大变化。
一个是货物贸易中的中间品的比重上升到70%以上。第二个是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总贸易量中，服务贸易的比重从百分之几变成了百分之三十。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既是全球制造业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演变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服务贸易加速发展的结果。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全球服务贸易始终表现为15%到20%的增长率。在中国，最近这十年服务贸易每年的增长都在25%以上。中国服务贸易的量是三年翻一番，全球服务贸易是五年翻一番，而货物贸易一般要十年翻一番。在这个意义上，世界贸易格局变了，表现为货物贸易中的零部件、原材料、中间品的比重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服务贸易的比重也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整个生产力体系这方面的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
第二，由于产品交易、贸易格局的这种变化，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也发生深刻的变化。
现在一个产品，涉及到几千个零部件，由上千个企业在几百个城市、几十个国家，形成一个游走的逻辑链，那么谁是灵魂、谁牵头、谁在管理、谁把众多的几百个上千个中小企业产业链中的企业组织在一起，谁就是这个世界制造业的大头、领袖、集群的灵魂。所以现在看世界的制造业，不像几十年前，看一个一个单个的企业规模多大，而是看产业链的集群、供应链的纽带、价值链的枢纽。谁控制着这个集群，谁是这个纽带的核心，谁是这个价值链的枢纽，谁就是龙头老大。
比如苹果，苹果手机里面，一共涉及到500多个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全世界有几百个企业，在为苹果加工零部件。涉及到几十个国家。这几十个国家的几百个企业各个有专利，并不是说苹果发明了手机的全部专利，然后把专利交给了这些配套企业、零部件厂、中间厂，让他们为苹果来进行制造。事实上，这个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零部件供应企业，各有各的专利，各有各的拿手好戏。他们的这些专利、拿手好戏，都是苹果不掌握的。但是苹果产生了标准，产生了纽带。所有供应链上符合苹果标准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你有创新、有专利、有各方面的知识，苹果就选择了你。有人说核心技术只要我有，我不卖给你，你手机就停产了。这话也没错。假如高通不把芯片卖给苹果，那苹果不就瘫痪了吗？问题是苹果是世界使用芯片最大的户头。如果苹果不使用高通的芯片，高通就死了，是高通先死，而苹果还有其他的芯片可以选择。苹果只是遇上一点困难，而高通丢弃了市场，立马就会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产业巨头，产业竞争能力，不仅仅是核心技术的竞争，不仅仅是资本多少的竞争，讲资本，讲技术，更讲产业链的控制能力。
谁如果控制产业链，谁其实就是在给出行业标准，就是大头。
价值链是在说什么？当几千个零部件、组件、大大小小的部件在组合的时候，实际上都在做贸易。这个贸易的几百个企业，几千个零部件分布在几十个国家，各种各样的城市里，是不是每单之间，零部件和零部件厂，零部件和总装厂，都在做贸易，都在相互结帐？其实不是这么结的，他是一个通过互联网、通过通信系统在世界上某个自由港形成一个结算点。苹果一年产生上万亿美元总的销售值。这个销售值，所有的零部件厂平行地都跟苹果的结算中心发生网络的直接联系，然后进行结算。
这种结算选择地往往是在某个自由港地区。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自由港地区，首先是这种结算涉及全球，往往是离岸的结算、低税收的结算、自由港的结算。外汇交易是个离岸交易，离岸交易中心往往是在自由港。其次，选择自由港是为了降低税费，自由港的税率只有15%，甚至12.5%，所以它的结算税收低。再次是因为人才，自由港往往有高层次的金融会计、精算人才集聚服务。跨国公司的结算点，不是在几百个企业、几百个城市、几百个活动点上发生结算，而是利用现代通讯系统汇总在这个结算点结算，这就形成了价值链枢纽。
我在重庆的时候，在2008、2009年把惠普拉到重庆来建厂。当时一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千五六百个零部件，比手机的零部件多。我们定了项目开始干了以后，我问惠普董事长你在哪里结算？他说，在新加坡。我说，你明明在我这儿生产，为什么在新加坡结算？他说，新加坡是个自由港、离岸市场，税率低、人才集聚。惠普整个亚洲所有的生产点、研发点、零部件的点，通通不在当地做结算，都跟新加坡的惠普结算中心做结算。然后，由结算中心结算出来钱支付给各个零部件配套企业，也支付给各种物流、研发的单位，支付各种专利等方面。
2008、2009年的时候，中国一年有差不多三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其中一万八千亿是加工贸易，但我们一万八千亿美元的结算都不在中国内地。接近4000亿在新加坡，3000亿在香港，还有3000多亿在爱尔兰，爱尔兰是英国旁边的一个自由港。还有一部分是在台湾、首尔以及东京。就是说整个接近两万亿美元的结算都不在中国内地。中国只是在做加工的苦力。金融结算产生税收，不仅是所得税还包括专利税、版税，金融结算产生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这些都不在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谁拥有这个产业链、价值链的结算枢纽、结算点，谁就拥有这个产业链的财富中心。
大体上，由于这三四十年，出现了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共同生产一个产品，就使得这个产品在加工过程中的产业链形成上中下游的产业链集群。这个集群中各种企业，互相供应零部件、原材料、供应金融，整个体系服务链，生产性服务业，整个服务贸易都在这个供应链中体现出来。这个供应链的纽带，起着枢纽纽带的作用。谁掌控枢纽，掌控纽带，掌控产业链的集群，谁就是世界贸易中的产业巨头。你掌控了这三链但你没钱，不用担心，各种私募基金、产业资本都会往你这儿来，因为你有钱赚、有市场。你掌控了这三链，有技术的人都为产业链服务，做芯片也是零部件，做液晶面板也是零部件。有些核心的东西它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供应商来做。但是苹果没做芯片，苹果也没做液晶面板，三星又做芯片又做液晶面板。三星举国体制是韩国特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产业链是在分工当中产生的。世界贸易是在互动中形成的。这个过程中，新的贸易格局形成了新的世界级企业的产生方法和控制产业的特征。特征就是三链，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产业链的集群、价值链的枢纽和供应链的纽带。跨国公司适应这种贸易格局、生产方式的变化，它的组织方式、控制方式、管理方式也发生变化。
第三，由于世界贸易格局特征的变化，由于跨国公司管理世界级产品的管理模式的变化，也就是“三链”这种特征性的发展，引出了世界贸易新格局中的一个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度的变化，就是“三零”原则的提出。
本来WTO从关贸总协定开始，宗旨就是努力地推动自由贸易，降低各国的关税。五十年前关税平均高度是50%-60%。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关税一般都降到了WTO的关税水平，都降到了10%以下。WTO要求中国的关税也要下降。以前我们汽车进口关税最高达到170%，后来降到50%。现在我们汽车进口关税还在20%的水平。但我们整个中国的加权平均的关税率，80、90年代是在40%-50%。到了90年代末加入WTO的时候到了百分之十几。WTO给我们一个过渡期，要求我们十五年内降到10%以内。我们到2015年的确降到9.5%，到去年已经降到7.5%。现在整个世界的贸易平均关税已经降到了5%以内，美国现在是2.5%。
各国关税不断下降。关税越低，越代表了一种贸易的自由化。但这个低关税在世界贸易变化的格局中也不适应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你要收3%或者5%的关税。如果我生产了一个杯子，卖到你国家，你这个国家只是在我这个杯子价值上加5%的关税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如果我这个产品，中间的环节有几次、十几次的要经过各个国家的海关，要跨越各个国家的国界。因为是几十个国家，在共同生产一个产品，这个时候，这个国家的零部件做出来了，到另一个国家变成一个部件。部件做出来了，再到又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模组，一个系统件，系统件又运到最终总装厂，经过四个国家。如果这四个国家都跟你征5%的关税。这一流程就重复形成了百分之十几的关税，而且把劳动力、物流、运输中的这些非产品的硬件部分，都是一些服务的部分都算到了这个产品的价格上，海关征税的时候，是按价值多少来算你多少税。就比如说一千公里的铁路运输的费用，航空运输的费用，不断的叠加，叠加的过程中都变成了关税的一个基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发现，必须是零关税才能适应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共同制造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又从最终生产厂卖到全世界，零关税在这个过程是最合理的。所以零关税原则就这么提出来的。随着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随着跨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成为制造业的主体，国家和国家的关税的运作模式也跟着要变化。这个变化就提出了零关税。
第二个，零壁垒。为什么要讲零壁垒？因为当有几十个国家，共同生产这个产品，这个产品的产业链涉及到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如果这几百个企业之间的营商环境不同，你这个国家在这方面是准入的，他那个国家在这方面是不准入，跨国公司在生产力布局的时候，按照资源优化配置，这部分布在这儿，那部分布在那儿，布在你这儿市场不准入，布在那儿，你又来一个侵犯知识产权。必须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营商环境，几十个国家之间才能共同生产这个产品，我们现在讲营商环境要国际化，要法治化，要公平公正公开化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这个营商环境不仅是零部件加工厂、制造厂，还涉及到产业链中间互相供给产生的供应链，供应链有物流企业、航空运输、铁路运输、汽车运输这些都是物流，还涉及到物流当中保税服务，仓储服务，配送中心服务，还会涉及到生产性金融企业，产业链金融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在许多国家，这个是开放的。但在另外一些国家的这些领域是保守的。这个时候，产业链布局都会受影响。所以对零壁垒的要求，就是关于营商环境的要求。营商环境对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生态环保、劳动力保障、市场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国际化、法治化、公平化要求，就是一种零壁垒的要求。
营商环境就是壁垒问题。当你把你的营商环境国际化的时候，你就相当于在三个零里面的零壁垒方面做到跟国际营商环境完全一致，你就是零壁垒。壁垒不是我买你的东西，你不卖给我，你给它设置了一个壁垒。这是一个最直白的理解。但是更多的讨论，是指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当几百个企业在几十个国家共同生产一个产品，这几十个国家的营商国际化、一体化、法治化显得多么的重要。
第三个，是零补贴。所谓零补贴，就是如果一个国家，为了争夺产业链，为了争夺企业到这儿来落户，有意给这些企业进行一定的财务补助。这个补助会使得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国按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布点发生扭曲。你如果一补贴，产业链扭曲到你这儿，对别的国家也不公平。如果大家都乱补贴，到后来也会出现问题。“三零”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原来，国家海关之间的管理规则，都是在国境线上收取关税或者设置非关税的贸易壁垒。那么现在进入“三零”以后，国家和国家对贸易的管理，就从国门、国境上的关税和非关税品种的管理，进入到国内，按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国内区域中的营商环境、政府补贴进行管理，互相约束、互相管理。
第四，在这样的变化趋势里面，关于“三零”原则的讨论、发展，整个世界现在处在什么状态？
事实上，美国还是比较先进的。2002年，他就提出了“三零”的概念。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计划。在WTO里，他也提，在G7，也就是最主要的西方七个发达国家、工业国之间，提了一份“三零”原则实施的时间表。争取到2010年，把关税降到5%以内。争取到2015年的时候，把这个关税降到零。这件事在2002年提出来，是很有前瞻性的，事实上到2010年的时候，全球WTO的主要发达国家关税基本上都降到了5%以下，基本上都达到美国设想的第一阶段。但最近七八年世界贸易“三零”走向，美国计划并没有实现。到2018、2017基本上和2010年的关税平均度差不多。
这个主要是在WTO里面，讨论关税为零很难通过。WTO，是多边协议体系，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要有一个国家、一个成员不同意就不能通过。它是有一票反对就不通过的多边体制。
这里面，几十个发达国家产业链往往都在工业国当中转来转去的，零关税对工业国是有好处的。但零关税原则一旦通过，那些跟工业国产业链、供应链无关的，比如非洲的、拉丁美洲的一些搞农业的国家，关税也一起变成零。工业中的好处，产业链的裨益跟这些搞农业的国家无关，他们感觉吃亏，就不会投赞成票。所以，大国小国之间，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要在WTO里统一地通过这个“三零”原则也的确很难。基于此，在这七八年，FTA，双边贸易体的讨论，或者是一个地区，五六个国家、七八个国家形成一个贸易体的讨论就不断增加，成为趋势。给人感觉好像发达国家都在进行双边谈判，把WTO边缘化了。有这种现象，但平心而论，是因为“三零”原则的受益区域还是有一定范围的。这个范围的相关国家和地区，比较可以认同产生共识。在这个意义上讲，FTA，是全球化发展中，生产力发展到这个阶段，进一步促使全球化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特征。它倒不见得是逆全球化。FTA不是逆WTO，FTA也不是逆全球化。它是全球生产力发展到更高级的新阶段以后必然的趋势。美国在2002年的时候，想在WTO里实现“三零”原则，当时提出来了。第一阶段目标实现，第二阶段归零的目标，没实现。这十来年过程中，FTA谈判变成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一个主要的贸易谈判原则的一个体系。WTO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小了，那不是WTO边缘化了吗？这也是这几年国际贸易热议WTO要改革的原因。
最近几年，以“三零”为背景、为基础的FTA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发展还是有比较快的进度。可以看到，去年日本跟欧洲的FTA谈判已经签订协议，并且将在今年下半年生效。日本的经济差不多六万亿美元。欧洲的经济也有十几万亿美元。加在一起，差不多二十多万亿。全球经济总共70万亿，占30%的比重。另一方面，美国和欧洲的协议，已经谈好了，还有一部分涉及农业和数字贸易还没谈好，预期今年下半年签约，原来预计六七月份签约生效，可能会推到年底。再一方面，美国跟日本贸易协定已经谈了两年，目前基本上框架文字都有了，目前还有分歧，日本只想就商品贸易的“三零”原则达成协议，美国则希望投资和服务贸易一揽子形成协议，还在进行最后的讨论。另外，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北美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签了。
如果在今后的一年，或者在2020年，这几块都加在一起，那么这几个国家，欧洲、美国、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些地区经济总量占全球的54%。这个意思是相当于美国人在通过FTA的过程，把原来已经淡出的G7又恢复变成了一个一体化的贸易体。
新世纪以来G7变成了G20。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中国没有介入到这个自贸体的贸易圈里，那么我们等于进入了WTO，却又在FTA的范围里出圈了。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进入了FTA，那么加上中国占世界经济16%的经济规模，54%+16%，就等于占世界GDP规模的70%的国家，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贸易体了。
在这个意义上，以“三零”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已经成了世界贸易的一个潮流，中国当然要顺应潮流，介入FTA，融入国际自由贸易潮流中去。
中国的国际贸易，今后很重要的一个格局就是以“三零”为原则、纲领的国际贸易的体系的介入、参与，甚至到里面进行很重要的推进工作。这个事情做的好，相当于第二次入世。如果说2000年入世引领中国15年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这一阶段的事情谈好对中国国际贸易、国际经济、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以及我们整个中国在2035年成为世界的现代化的大国、2050年成为强国，都会奠定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五，零关税问题。
大家有时候，一讲到零关税就是国门大开，外国货冲击进来，中国的农业会萎缩，工业也会萎缩，服务业也会萎缩，这种观点在90年代讨论很多。到要进入WTO的时候了，早进好还是晚进好？有的人说，越晚进越好。让我们自己养的大一点、肥一点、强一点，开门了，不会受人家欺负。
当时上海方面跟国家提了一个建议，基本逻辑就是进WTO，进比不进好，早进比晚进好，在这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事实证明，WTO进去以后，我们不管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基本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反过来，我们金融，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金融企业。在2000年的时候，世界金融体系里面，中国所有金融机构不要说前十位，就是前二十位、三十位一个都没有。现在前十位的银行里我们占四个，前十位的保险公司里面我们也占好多个。通过开放，我们得到的好处是多多。
同样，现在大家也会想到
如果关税归零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一） 关于制造业。
第一，当然大家都会想到，工业品、制造业，不管是机器设备，还是汽车产品，还是轻工业，或者其他的工业品，大家首先看到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一位，据WTO统计，我国货物贸易进口的中间品占进口关税的60%以上，对进口中间品实行零关税，将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由于零关税，生产的成本下降，必然会扩大企业进口中间品的采购空间，提升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掌控能力和全球化运营能力。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产业链，我们有最大的产业链集群，但在这个集群里面，我们掌控纽带的，掌控标准的，掌控结算枢纽的，价值链枢纽的企业并不多。比如华为，华为的零部件，有三千六百多家大大小小供应链上的企业。这全球的3000多个企业每年都来开供应链大会。华为就是掌控标准。他的供应链企业比苹果多两倍。为什么？苹果只做手机，华为又做手机又做服务器、通信设备。通信设备里面的零部件原材料更多。所以它掌控产业链上中下游的集群，掌控标准，也掌控价值链中的牵制中枢。
当中国制造业实施零关税的时候，事实上对于整个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化、集群化和纽带、控制能力有好处，对于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在中国形成枢纽、形成纽带、形成集团的龙头等各方面会有提升作用。
第三，关税下降趋零这样的过程，有利于倒逼中国制造业提升自主品牌、自主创新，更主动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我们可以分析汽车产业。我们现在国内的汽车厂一年生产2500万辆汽车。如果没有壁垒了，关税为零了，是不是会大量进口国外的汽车，然后冲击中国国内的汽车市场？这话听起来，似有道理。
是不是外国人的车都会这么进来呢？并不会。中国一年大概消费2500万辆车。这2500万辆里，120万辆从欧洲、美国或者日本原装进口，其他2400多万辆都是中国自产。但这个中国自产的2400万辆里面有1800万辆是外资企业的车，就是中外合资的车。有德国的、日本的、美国的，也有韩国的。在这个意义上，在消费地形成制造业，就近生产出来并卖掉，可以减少物流，成本低，效益高。你从美国、欧洲这么运过来，物流成本多高。对于高档车的消费，原本100万辆的，也许可能翻一番，翻两番，变成四五百万辆。但几千万辆规模的，还是本土企业生产的。这些本土企业，无非是开放过程中，合资企业可能变成外资独资企业，但他不会把厂关掉，把美国欧洲的产品运过来。跨国汽车公司不会做亏本生意。在这种意义上，不用太担心外国的汽车会来冲击我们的这种问题。总的来说，关税下降，会促进中国的生产力结构的提升，促进我们企业的竞争能力加强，使得我们工商企业的成本下降。
（二）关于农业。
中国的农业，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么一个基本面。我们13亿、14亿人的吃饭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所有吃的东西都由外国人供应，好的时候供应，不好的时候给你卡脖子。当然，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具体分析。不能因为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不搞国际贸易。这里面有一个基本面的分析。
首先，我国人多地少。我们拥有全世界19%-20%的人口，14亿人大体上是70亿人的1/5。但我们的可耕地总的亩数为20多亿亩，大体等于世界可耕地的9%。20%的人口只有9%的耕地，我们人均耕地是全球人均耕地的40%，土地供应是不够的。第二，中国的淡水资源是全球水资源的6%。人均用淡水资源是全球人均的24%。这两个数据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土地和水从农业角度讲，要完全自给自足，也是很难的。因此，充分利用国际农业资源尤为重要。
第二，我们现在差不多有6.6亿吨农作物粮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每年要进口农产品一亿吨。加在一起，也就是中国14亿人，一年要吃7.6亿吨农作物。
现在进口的一亿吨里面，有八千多万吨进口的是大豆，300多万吨小麦，300多万吨玉米，300多万吨糖，还有进口的猪肉牛肉等其他的肉类，也有几百万吨。这是一个巨大的进口量，也是一个必须进口的量。因此，减让农产品关税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产品市场供给质量，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同时巨大的农产品消费需求也有利于我们在与欧美国家减让关税谈判中取得优势地位。
假如农产品关税归零，会不会出现世界上的农产品对中国进行倾销？这个倾销又便宜又好，最后使得中国各种消费者不买中国农村的粮食，导致中国农业萎缩，萎缩到某一天，人家突然卡你脖子了，出大问题。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在这方面，我们既要居安思危，也不能杞人忧天，一定要做具体的结构分析，才能最后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回答。大体上，可以从结构上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稻米方面。中国人主要吃的粮食是大米。即使欧洲人和美国人想倾销我们，他们也没有稻子。稻子主要是由中国人生产的，当然亚洲人也种。我们跟泰国去买稻子，不用担心安全问题，无非是他的稻子好吃。二十几年前，我曾去过泰国，谢国民请我吃饭，他说饭是用泰国香米做出来的，吃了后，我感觉，真不用吃菜。
在稻米方面，零关税不会带来欧美倾销冲击，亚洲地区是利益共享，是一个互助互益的贸易行为。
第二个层面，大豆饲料。我们确实需要大量进口的。中国现在可耕用的地是二十亿亩。我们一年要生产一万两千亿斤粮，大体需要12亿亩，一亩地一年产一千斤。然后我们吃蔬菜、瓜果一类的农产品大体上所需要的耕地是6亿亩。剩下两亿亩种饲料，饲料转化为猪肉是不够的。每个人每年平均来说，不管你吃鸡肉、兔肉、猪肉、牛肉大体40公斤左右。那么13亿人，五百多亿公斤，相当于五千多万吨，一吨肉要四吨饲料转化，所以就需要两亿多吨饲料。这还是按一亩地一千斤来算，要四亿亩到五亿亩地，我们只种两亿亩是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豆进口到八千多万吨。全世界能够做贸易的大豆就那么些，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给我们买来了，也就是说在没有零关税的时候，我们就买了一个天花板的量，零关税情况下大豆的进口想多也多不了，也还是八九千万吨，充其量到一亿吨。
第三层面，小麦、玉米、糖。这是我们既要进口调剂需求，又要适当控制以免大起大落受冲击的品种。北方人都还喜欢吃面粉的，南方人当然也吃馒头，总之小麦是需要的。玉米也是需要的，即是饲料也可以人吃。同样还有糖，国内的市场每吨是五千块，在欧洲和美洲巴西这些地方糖基本上每吨1500块人民币，差价就是三千多。你如果放开一点，就会在这个地方多进一点，把国内糖的价格往下降。总的来说，真正关税降为零，对农产品生产会带来冲击性变化的，应该是在小麦、玉米和糖这方面。但这方面，在FTA的实施中按照“三零”原则的阶段性和趋势性原则可以有配额的，可以通过贸易协议管制的。
通过对三个层面的农产品具体分析，可以看到零关税对中国农业总体上是起到调剂补充的作用，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
（三）关于能源、矿产。
我国是世界能源、矿产消费大国，也是能源、矿产进口大国。中国铁矿石少，不管我们是压产能还是去库存，我们一年也要生产七亿吨钢，七亿吨钢需要十几亿吨的铁矿石，其中2/3的铁矿石从国外进口，我们国内没有这么多的铁矿石可以供应。也就是说你加不加关税，总是这么一个量。
再有，就是石油。现在中国一年用六亿吨油。国内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生产2亿多吨，进口4亿多吨。我们一年进口的原油花两千多亿美元，这是我们需要进口的。也就是说，你关税是不是零都不相干，已经是2/3的进口，还在大量的增加，再冲击能把你冲到哪儿去？
天然气，我们一年实际上需要至少三千多亿方，现在实际供应方是两千亿方，有许多城市想要天然气但没有供给。两千亿立方米中我们自己生产一千多亿方，从美国、俄罗斯等国进口一千多亿方。
我们的能源、原材料本来就在大量的进口，这个意义上不存在怕不怕冲击，反而是通过零关税的关税下降，有利于降低我国能源和矿产的消费成本和资源约束，跟世界各国的贸易搞的更平衡更协调，越是这么协调越安全。
（四）消费品。
包括药品、化妆品、服装，或者其他的日用品，国内消费者是降低关税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每年上亿的人出国旅游，大家就 “蚂蚁搬家”式背东西，从世界各国背1500亿美元的货回来？如果这1500亿是我们进口在国内销售，我们就增加1500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而且减少1500亿美元的顺差。但现在，老百姓背回来，不作为国际贸易统计，人家认为顺差4000亿，看着觉得你赚便宜了，实际上我们只顺差2500亿，老百姓这1500亿就没算上。
为什么老百姓会干这个活？由于进口药品、汽车、化妆品等高档消费品关税过高，带来大量“海淘”现象。老百姓到法国、到英国、到美国、到日本买东西，比国内的百货商店里便宜，便宜至少1/3。零关税将带动国内消费，商店零售就可以刺激起来。老百姓旅游的时候也可以不用那么辛苦背东西，同时进出口顺差还能平衡。好处多多。许多人到国外买各种各样国内买不到的药，药品如果便宜以后，更多的国外药品进来，这对老百姓改善生活、健康各方面都有好处的。
总的意思，如果具体分析零关税的话，四个方面都是好的，最终还会带来第五方面的好处，就是零关税的时候增加了进口量，使得我们跟国际上的贸易摩擦也会减少。我们不将贸易顺差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也不追求大量出口，当今世界进口大国是经济强国，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出口大国可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加工贸易出口大国。但进口大国一定是强国，为什么？因为，第一你如果是世界上的进口大国，说明你这个国家市场容量大，足以牵动世界。第二，你是进口大国，你往往就成为了世界贸易的定价者。进口量大，定价权就到你这儿来。你就有更大的声音，在世界贸易中，可以发声。第三，进口大国，一定是有非常丰富的外汇储备，或者这个国家的货币本身就是世界的硬通货。人家拿了你人民币就像拿了美元一样，不用再去换，直接当作是自己国家的外汇收起来了。从这个角度看，有一天人民币变成了世界硬通货，也是成为进口大国的一种标志。
第六，零壁垒问题。
零壁垒，就是要讲营商环境的国际化，要讲市场的开放，要讲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开放。要讲我们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去投资有便利性，不能跑到海外总是受到别的国家磕磕碰碰的阻拦，就是别的国家给我们很多的壁垒，如果我们签订了零壁垒，我对你没壁垒，你对我也没壁垒，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方便。具体分析，零壁垒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讲营商环境。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这个词与同等国民待遇是两个意思。同等国民待遇讲的是你的企业，我的企业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成了。这两个生成了的企业一样的待遇。但如果我这个地方有一个规矩，你想办一个企业我就不让你诞生，不给你注册，不让你准入，那你说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就是空话套话，我都不让你准入，你就没资格参与公平竞争或者不公平竞争，你连竞争的门槛都不能入。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就是可以不可以到你这个地方开公司，国有企业可以，民营企业可以，外资企业也可以，同等的准入前的待遇。
第二负面清单管理。我们有一句行话，叫法无禁止都可为。就是对企业必须要有负面清单，不能干的我定负面清单。我负面清单之外的你都可以干。前几年我们政府就在搞负面清单。一搞就搞了三百多条，搞得企业什么都不可以。这次人代会，李克强总理报告里讲，负面清单的条目要大大的尽可能压缩减少，你减少到一定的量以后，法无禁止都可行，企业的自由度就大了。对政府要有一句，法无授权不可为。也就是说政府别多动症，什么都想做。法无授权，你就不能乱管三七。这两句话是对称的。
第三个尊重知识产权。
第四个遵守有公平的规范的合理的劳动保障制度。
第五个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套制度。
第六个市场竞争中性。竞争中性就是企业产生之后的同等国民待遇。表现在招投标的时候，政府采购的时候，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在银行贷款提供资金的时候，不同的所有制的企业，是同等国民待遇。不能有主观上、客观上的差异。
第七条，扩大教育、卫生、文化领域开放。
第八条，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特别是银行、保险、证券、快递、电信等领域的开放，消除各种不必要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对外资银行最近提出了股权比、建立子公司、营业范围等三个方面的扩大开放，已经操作落实下去了。
营商环境实际上涉及到国际化、法治化和公开化。
第七，零补贴问题。
零补贴：第一，可以使得国家财政节约开支，少补贴。假如本来要补贴几千亿，现在可以省掉，这是一个宏观上的好处。第二，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补贴会扭曲市场充分竞争，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凡是补贴盛行的地方产业结构一定过剩过烂，浮肿虚胖、骗钱骗保。第三，补贴往往主张国有企业等要靠，不搞这种补贴，可以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新，自身更加健康。第四，近十几年，我国一直是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推进零补贴措施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第五，有利于减少寻租行为，补贴的过程经常会出现“跑部钱进”、灰色交易。实际上少补贴，或不搞这种补贴，这一类的不正之风、灰色的现象相对就会收缩减少。
第八，自贸试验区试验探索问题。
关于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为基础的FTA，我国下一步会怎么展开呢？这件事中央政府的观点十分明确。早在2013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就提出了要积极参与双边的、区域的FTA谈判，推进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并提出为了适应FTA营商环境国际化的要求，在上海等地区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探索。去年，进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中国要进一步开展中欧、中日韩、中美以及CEPA等自由贸易谈判，融入并参与全球自由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去。通过贸易谈判、国际贸易之间的这种合作，使得我们的国家跟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一个开放的、互利的、普惠的、包容的、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说的FTA谈判，主要是以“三零”原则为基础的谈判。
国家其实想的很长远。下一轮的国际贸易谈判也好，开放过程也好，会和“三零”原则为基础的贸易格局密切相关。在这个工作推进的时候，有两个要点要把握好。
第一个，“三零”原则实施中的阶段性和趋势性。实施“三零”原则不等于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一下子全部归零，“三零”里说的关税，不是百分之百的商品全部变成零关税，他有一个阶段性和趋势性。比如，日本跟欧洲的贸易谈判，日本对欧洲全部的货物贸易的品种有86%实施零关税，也就是日本对欧洲86%的产品关税全部归零。但还有14%的品种，用15年时间逐步归零。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阶段性、趋势性的概念。15年以后，一万个商品里面，可能会有9500个商品变成完全零关税，但还有那么500个，哪怕是一百年以后也还是有5%、6%的关税。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利用“三零”原则中的阶段性、趋势性和某种灵活性，变成国家和国家之间谈判、较量的一种筹码。但是“三零”不等于统统归零，这是很具体的概念，这是有关“三零”的灵活性、趋势性、阶段性，在国家和国家双边或区域FTA谈判中，实际上关键是要把握这个东西。
第二，自由贸易试验区要为“三零”原则为基础的FTA谈判探索经验。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在第七章即开放这一章节讲到FTA的时候，后面讲了推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等。因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神圣任务就是对全球的FTA贸易协定中的“三零”原则进行先行试验。试验成功了，国家跟国外签订“三零”原则的贸易协定就有底了，就可移植可推广到全国。这个有点像1990年浦东开发，当时中国的开放还是刚刚在货物贸易领域，在服务业金融业统统都没开放。但国家允许浦东开发，保税区里就干这些服务业开放的活。
上世纪90年代的浦东开发，国家规定的法规一共七条。一是允许保税区里面设置的任何企业都可以做进出口贸易。那时候，中国任何企业都没有进出口权，外资、内资、民营、国有企业都没有，只有外贸部直属的外贸公司有进出口权。外高桥保税区允许只要在这里进驻的任何企业都有进出口权。二是允许做转口贸易、加工贸易、离岸贸易。这些概念现在很多人都搞不懂，但当时外高桥保税区就已经可以了。三是允许外资企业在浦东的保税区里搞批发贸易。四是允许保税区企业外汇全额留成。五是允许外资在浦东设银行。六是允许外资在浦东搞百货商店。七是允许外资在浦东搞保险公司。八是允许开办证券交易。由于率先于全国搞了服务业、服务贸易以及金融业的开放，到2000年中国进入WTO开放服务业、金融业时，浦东新区和外高桥保税区已经形成了托底经验，适应起来驾轻就熟。所以，当年浦东新区和外高桥保税区里面做的事，为整个国家进入WTO以后的开放产生托底的作用。同样我们现在的FTA要进行贸易谈判，自由贸易试验区该试什么？就是“三零”规则，就是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零壁垒中的营商环境国际化的八条要先行实试、先做先行。如果试验成功，外国企业到你这儿，营商环境八个方面都能做到国际化、法治化、公开化，那么FTA谈判协议就有托底经验了。我们现在有许多自贸区，连“三零”概念都没听到过，也没想过自贸试验区和国际上的双边和区域的自贸协定是什么关系？一个自贸区120平方公里，往往在城郊结合部征地动迁、七通一平，实际上在造新城，事实上基础设施、征地动迁、七通一平没有三年见不到影子的，三年后建楼堂馆所又要三年，加起来那就是六七年以后，六七年如果造了几十万平方米房子，招商引资把它放满，十年以后，黄花菜都凉了。你这十年有什么用？变成扩张造新城，造新城为什么叫自贸区？你就开发就是了。有的把这个地方当做是招商引资，搞工业区；有的把它当铁丝网围起来搞保税区，有的当做是城市开发的新区，造新城；还有的作为改革试验区，改什么？省里面有600项审批权利，全部下放给自贸区管委会，自贸区管委会要你政府600项审批权利有什么用？它不造城、不造省，它做的是国际贸易的格局。所以，商务部应开展培训，将各地搞自贸试验区的干部集中培训，让他们掌握FTA的常识，多一点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多一点世界贸易发展的关键是“三零”控制的概念，多一点以“三零”为基础的国际贸易规则。然后，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核心，也就是“三零”规则在自己这个区域里先行先试，等到国家签订FTA的时候，自贸试验区就为国家签订FTA提供托底的经验。
世界变了，这三十年世界贸易格局变了，世界贸易中制造业龙头老大的企业把控市场的方法变了，国家之间贸易的游戏规则都发生变化。当今世界以“三零”原则为基础的FTA的发展、FTA的讨论，是对WTO的丰富和发展，而不是颠覆和脱离。WTO如果说要继续有效的话，那就要积极地进行跟“三零”有关系的机制体制改革。WTO也要改，你不能几十年不变。这样才能发挥全球多边的、双边的贸易世界的这种全球化的功能。
（本文据黄奇帆4月9日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整理，经本人审定授权刊发。）
黄奇帆最新演讲：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在近期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例会上，重庆市原市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发表了主旨演讲《加入CPTPP等高水平经贸协定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黄奇帆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加入CPTPP等高水平经贸协定是疫情之下变局中开新局的战略之举，同时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除了CPTPP之外，黄奇帆指出，中国还要深入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FTA朋友圈。
无论是RECP、RECP+，还是TPP、CPTPP以及其他各种的FTA，总的演进方向是三零，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疫情冲击之下，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 “三零”的基础是否还存在？
对此，黄奇帆认为，“三零”依然是大方向，“三零”的基本逻辑即使是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仍然是成立的。“对中国而言，把握这一基本逻辑，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时可以心中有数，手中有牌。其中，要打好‘零关税’这个牌。我们现在的平均关税水平是7.5%，可以降到世界平均的5%左右，以此适度扩大进口，同时有助于提高我们在一些敏感议题中的谈判筹码。”黄奇帆说。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冲击之下，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今年以来出台多项对外开放的措施。其中，今年9月，国务院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我国自贸区由此前的18个扩容至21个。对此，黄奇帆在演讲中指出，中国设立自贸试验区的战略意图是要通过先行先试来为即将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提供压力测试和风险缓释平台。
“我们的自贸试验区探索已经有了一批成果。接下来，适应新形势下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要，除了要布局更多的自贸试验区外，还要推动现有自贸试验区扩区升级赋能。扩区就是突破现有120平方公里限制，按照形成产业链集群的需要，将没有划进来、但产业基础又较好、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划进来。”黄奇帆指出。
以下是黄奇帆演讲全文：
加入CPTPP等高水平经贸协定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一、加入CPTPP等高水平经贸协定是疫情之下变局中开新局的战略之举
目前，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加速，变中有变。从目前局势看，最大变数是美国。现在的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先后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疫情发生后，自己应对不力却疯狂甩锅，鼓吹“脱钩”，并从外交、经贸到军事对我全面打压，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在全世界意图挑起“制度之争”。
我们坚信，美方图谋不会得逞，但我们也需要应对之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加入CPTPP等高水平经贸规则就是我们主动应对新变局的重大战略。从现在到美国大选结果不到两个月，未来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现行特朗普政府继续执政。那我们要继续战斗，将朋友搞得多多的，把对手搞得少少的，我们加入CPTPP就是争取多数。
目前CPTPP国家经济总量和货物贸易总量分别占全球的12.8%和15.2%；如果我们加入了CPTPP，那么CPTPP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将达29%，货物贸易量全球占比将达27.2%。目前，英国与日本已经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接下来英国大概率也会加入CPTPP，那么这个组织占全球的GDP的比重会更大。
作为高水平经贸规则，目前已经加入CPTPP的国家有11个，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秘鲁。其中，中国已与其中的8个国家或联盟有自贸协定：我们与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签过自由贸易协定，与涵盖了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东盟有1+10的升级版自贸协定，只剩下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而且这里面有10个国家，中国在其出口对象国中位列前三。
同时，我们还在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这两大协定有望年内达成。如果我们加入了CPTPP，而美国没有加入，最后可能被“脱钩”的是美国人。另一种情况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选，对华政策、经贸政策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长期来看至少“规则之争”是免不了的。不要忘了，CPTPP的前身是TPP，就是奥巴马时期整出来的，其实也有对付中国的意思。那我们更要积极加入，化被动为主动，在谈判中发声，把我们利益诉求讲出来，主动参与规则制定，这一点不亚于当年加入WTO。
二、加入CPTPP等高水平经贸协定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CPTPP作为高水平经贸协定，脱胎于TPP。TPP协议不仅对传统议题如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的有关内容进行了深化，还对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监管一致性、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中小企业、透明度和反腐败等议题进行了规范，体现了“高标准、高质量、高层次、面向21世纪”的特征。
美国退出后，为了降低门槛，CPTPP冻结了部分原来美国要求的有关知识产权条款，保留了TPP 95%的条款, 继续保留了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劳工、环境等条款，仍不失为全球范围内最高标准的自贸协定。从目前的条款看，CPTPP要求的很多内容与我们深化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比如对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都与我们这些年来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在这些领域，我们接受的难度不大；而对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劳工标准、竞争政策等，虽然有很大难度，但这些年来我们自身也在深化改革，总体上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加入CPTPP有利于我们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有利于激发国内市场的活力，提升内循环的效率，加快形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加入CPTPP这件事本身也是中国以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大战略，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推动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形成国内国际大致相同的制度环境。
三、除了CPTPP之外，还要深入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FTA朋友圈
从CPTPP的构成看，美国退出后，是日本勉勉强强捏合起来的。实际发展面临着几方面问题：一是目前的11国中，除了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外，其他的都是小国，影响力不够大；二是TPP是要跨太平洋的，但现在美国退出了，CPTPP主要贸易范围实际还会退缩到了亚洲周边地区；三是缺乏主导力量，日本想主导，但力量不够。
中国加入可以改变上述三条，但仍无形中面临美国的障碍。美国虽然不在其中，但可以凭借其经济和政治霸权对有关国家施加压力；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的美墨加协议（USMCA协议）中有个“毒丸”条款：要求缔约国一旦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自贸协定，就有可能被其他缔约国排除出USMCA。墨西哥和加拿大现在都在CPTPP中，如中国提出加入CPTPP，他们该如何自处？
所以，总的来看，虽然加入CPTPP对中国有利，但也不是那么顺利的。我们还是要立足自身、立足周边。目前，RECP除了印度外其他15国已基本达成，应抓住机遇积极推动各方将协议落地。从目前情况看，印度大概率不会返回，关键是日本的态度，新任首相菅义伟曾对印度加入抱有很大期望。不管怎样，从目前局势看，中日之间应该趁热打铁，把现在正在谈了十几轮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推向深入，在三方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已取得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纳入高标准规则，打造一个超越RCEP的RCEP＋的自贸协定。
四、“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是高标准经贸协定的基本方向，我们要灵活应对、积极谈判
无论是RECP、RECP+，还是TPP、CPTPP，以及其他各种五花八门的FTA，总的演进方向是三零，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出现“三零”的基本原因是：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商品贸易不再是简单的产业间贸易，而是产品内贸易，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中间品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效应，极大地提高贸易成本。中间品要多次跨境贸易，即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很低，其贸易保护程度也会被放大。
为此，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的“三零”规则凸显。其中，零壁垒和零补贴的实质是营商环境趋同，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集中体现在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等八个方面。
有人说，过去讲“三零”是因为全球化的水平分工、地球是平的。疫情之后，各国在考虑产业链安全，要重构全球产业链，“三零”的基础还存在吗？我认为，还是存在的。“三零”依然是大方向。因为经济全球化在螺旋中上升的趋势不是哪个政治家能改变的。尽管疫后产业链重构的基本方向是产业链在一个地域上形成集群，但仍依赖于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和优化配置。
因此，“三零”的基本逻辑即使是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仍然是成立的。对中国而言，把握这一基本逻辑，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时可以心中有数，手中有牌。其中，要打好“零关税”这个牌。我们现在的平均关税水平是7.5%，可以降到世界平均的5%左右，以此适度扩大进口，同时有助于提高我们在一些敏感议题中的谈判筹码。
五、近年来中国在一些地方建立自贸试验区，应进一步赋能升级，为更好参与FTA谈判积累经验
党中央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初心，即要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为我国参与新一轮FTA谈判做准备，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换言之，设立自贸试验区的战略意图是要通过先行先试来为即将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提供压力测试和风险缓释平台。
自2013年8月批准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先后分三批共批准设立18个自贸区。这18个自贸区横跨中国东中西地区的不同省份。2013年中国政府推出首份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包括38项禁止类和74项限制类行业共190项条目。与2013年相比，2019年版的全国自贸区负面清单条目大幅缩减到37项条目。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又决定将自贸区负面清单条目再缩减到30项。应该说，我们的自贸试验区探索已经有了一批成果。
接下来，适应新形势下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要，除了要布局更多的自贸试验区外，还要推动现有自贸试验区扩区升级赋能。扩区就是突破现有120平方公里限制，按照形成产业链集群的需要，将没有划进来、但产业基础又较好、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划进来。比如浙江自贸区，原来只在舟山做油品全产业链，而代表我国最高水平的宁波港航物流、杭州数字经济、义乌小商品都不在自贸区，应该适度扩进来。同时，在贸易、投资、运输、人员、资金、数据等自由流动方面赋予其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为这些地区的产业链集群发展赋能增效，也为FTA谈判积累经验。
六、疫情之后中国陆续出台了多项开放措施，彰显了中国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决心
疫情之下，全球贸易投资大幅受挫，人员往来几乎中断，在一些国家鼓噪的“断链”“撤资”“脱钩”的杂音中，中国坚定地举起了全球化大旗，以主动开放、扩大开放的新举措彰显了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决心。上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
最近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将支持北京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北京的这个自贸区一大亮点就是以数字贸易和科技创新为主要方向，推动数字贸易试验区、大数据交易所和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三项建设，促进数据建设有序流动，围绕科技创新推出一揽子政策。这恰恰是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焦点问题，开展这方面试验试点有利于我们在新一轮经贸规则谈判中占据主动，应当加快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