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的第一性原理是价值，而不是努力；健康的第一性原理是自律，而不是医药；成长的第一性原理是反思，而不是阅历。马斯克的成功，带火了第一性原理这个词。

第一性原理，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的哲学概念，意思是：在探讨一个命题或系统时，存在一个不能被省略，不能被删除，更不能违反的要素。用通俗点的话说，就是剥离事物表象，直击事物本质的思维范式，就是跳出经验主义的归纳，找到驱动事物发展的最底层、最核心的动力。

当以第一性原理的思维，去审视历史长河，去寻找那驱动文明兴衰的根本力量时，一个问题便浮现在眼前：是何种力量构成了人类社会变迁不可化约的原始动力？是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力量，还是制度规则的创造性意志？

有人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却对此提出了根本质疑，他一针见血的指出：经济基础并非支配系统的唯一驱动力，更不是最核心的驱动力，支配方式的正当性才是。韦伯所说的支配方式，指的就是制度规则，是制度规则决定了经济资源的分配方式，而分配方式的正当性则决定了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

比如14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人均GDP达到了1000国际元，是古代历史之最，但它的崛起并非是因为经济基础，相反，它是因为制度创新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形态。1299年，威尼斯大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金融法案，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债制度、股份公司和金融监管体系等等。这些制度创新，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社会精英有意识设计的制度规则。随后的几十年，威尼斯便从亚得里亚海的一个蕞尔小邦，一跃成为控制地中海贸易的金融帝国。威尼斯的历史，直接说明了塑造经济现实的第一变量是制度，而不是经济基础。

再看看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它们的经济基础在战争中都被摧毁，甚至20到30岁的男女比例达到了夸张的1比3，在战后，它们被迫重构了国家的制度规则。结果两国在短时间内就实现了经济奇迹，二十年的时间就从一片废墟成长为发达国家。

所以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若以第一性原理为标尺，就必须区分历史的表象与历史的元动力。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等等，这些经济现象，无疑只是历史的重要表象，比如农耕时代的庄园制，工业时代的工厂体系，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基础的形态，但这些形态的形成与变革，却并非由其自身自发驱动，而是由一套更底层的规则塑造。这套规则，就是制度规则。

制度规则，指的是社会对资源分配、行为规范、权力结构的约束性和引导性准则。它既包括国家层面的法律体系、权力架构，也包括社会层面的宗法礼制、宗教戒律，是权力与秩序的 “制度化表达”。而第一性原理的核心，正是要找到那个“先于经济现象、决定经济形态”的元动力，显然，制度规则才是这个答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虽然揭示了经济对社会的重要影响，但局限性在于，它将经济基础视为了元动力，却忽略了制度规则对经济基础的塑造作用。历史也一再证明，经济基础的变革，往往需要制度规则的先行突破。

从哲学层面来看，经济基础是经验层面的存在，而制度规则是先验层面的秩序。比如很多人将秦汉之后的中央集权制度，归因于小农经济的基础，但从第一性原理的视角来看，事实则恰恰相反：是郡县制这一制度规则的落地，才重塑了王朝的经济形态。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基础与生产力水平并无本质差距，但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建立起了郡县与编户齐民的制度规则。这套制度规则，废除了井田制，强行重构了秦国的分配模式，让小农经济成为了秦国的经济基础。若没有这一制度改造，秦国朝廷就不可能调动如此庞大的社会资源，七国逐鹿，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从经济层面来看，制度规则是经济基础发展的前提变量。比如工业革命之所以率先发生在英国，并非因为英国的生产力水平远超其他国家，而是因为英国率先建立了保护产权的制度规则。这一制度变革，使得私人产权得到了有效保障：专利法的颁布激励了技术创新，土地革命推动了土地的集约利用，金融革命解决了蒸汽机研发的资金难题。这些经济变革，无一不是制度规则变革的结果。倘若只看煤炭、铁矿等等经济基础，俄国足够启动一万轮的工业革命。

从社会层面来看，为什么最早的发达国家都是新教国家？韦伯指出，新教伦理本质上也是一种制度规则，是一种引导性的制度规则。新教伦理鼓励勤奋工作，反对贪腐浪费，反对形式主义，推崇慈善事业。这种非正式的制度规则，与正式的制度规则相结合，共同塑造了西方社会的经济形态。

韦伯在他最后的重要著作《经济与社会》中指出：制度安排具有超越经济基础的历史效力，制度对于经济基础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过来，经济基础对制度的影响则要有限得多。韦伯构建了一个多因素互动的历史解释框架：经济因素、观念因素和制度因素相互交织，但制度因素独具整合功能——它将观念合法化，将经济规范化，将秩序稳定化。

所以经济基础就像是历史的舞台，而制度规则却是历史的导演，当然不能说是舞台决定戏剧，而是导演，是它选择了剧本，分配了角色，决定了演出的形式，是制度规则构成了历史变革不可化约的核心机制。经济基础只是历史的结果变量，而制度规则却是原因变量，是历史的元秩序，是经济基础的前提框架，是文明更迭的底层密码。

研究历史的第一性原理，当然不是为了否定经济基础的重要性，而是要厘清它与制度规则的逻辑关系。毕竟，历史的第一性原理最终指向了一个深刻的真理：我们不是经济力量的被动承受者，而是通过制度创造去塑造集体命运的真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