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的雨季总是来得又急又猛，豆大的雨点砸在铁皮棚屋上噼啪作响，像是在为棚屋里的人敲打着生存的节拍。20 岁的阿明缩在角落，看着棚屋里挤着的另外 7 个人，每个人的床铺都只是铺在地上的破旧草席，连翻身都要小心翼翼。今天他只吃了一顿饭，还是邻居家接济的半碗印尼炒饭，肚子饿得咕咕叫，可他盯着手机上的招聘软件看了半天，屏幕上的 “已读不回” 像一根又一根刺，扎得他眼睛发酸。

就在上周，阿明跟着几百个和他一样的年轻人走上街头，举着“禁止外包工！” 的标语牌，在滚烫的太阳下喊得嗓子冒烟。以往印尼街头的抗议，要么是 “反华” 的口号，要么是 “反美” 的旗帜，可这一次，所有人的诉求都无比实在 —— 他们只想有一份能吃饱饭的工作，哪怕只是在面馆切菜、在超市理货，哪怕工资少一点也没关系。

为什么这些 20 岁上下的年轻人会穷到在 30 平米的棚屋里挤 8 个人，穷到一天只能吃两顿饭？

答案或许比想象中更讽刺，他们反对的禁止外包工正是造成他们贫穷的原因，一部号称 “保护穷人” 的《劳动法》，正在把他们的工作机会一点点掐死。

01 一个没开成的面馆：“好心” 法律下的生存困境

在雅加达老城区的巷口，华人老板阿强蹲在自家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面馆计划书，叹了口气把它塞进了口袋。几个月前，他还满心欢喜地规划着自己的小生意—— 攒了大半辈子的 2 亿印尼盾（约合 9 万人民币），是他从在菜市场卖菜、在工地打零工一点点抠出来的，他想在巷口开家小面馆，卖自己家乡味道的汤面，也想给像他当年一样来城市打拼的农村小伙一个机会。

阿强的计划书里写得清清楚楚：先雇两个农村小伙，一个负责切菜备料，一个负责洗碗打扫。考虑到年轻人刚从农村来，没什么经验，他打算前三个月设为学徒期，每个月给 150 万印尼盾（约合 700 元人民币），管两顿饭；等三个月后手艺熟练了，再根据表现涨到 250 万到 300 万印尼盾，要是做得好，以后还能教他们煮面的手艺，让他们也能有一技傍身。

为了这个计划，阿强跑遍了巷口的各个角落，选好了一间 15 平米的小门面，谈好了租金，甚至连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都订好了。他还托老乡找到了两个农村小伙，19 岁的阿杰和 20 岁的阿伟，两个年轻人听说有工作，当天就从老家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大巴赶来，眼里满是期待。

可就在阿强准备和两个小伙签合同的前一天，当地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找上了门。“老板，你这雇工计划可不行啊。” 工作人员拿着《劳动法》条文，一条一条念给阿强听：“雅加达这边的最低工资标准是 300 万印尼盾一个月，你给 150 万，这可是违法的，一分都不能少！”

阿强愣了愣，赶紧解释：“他们是学徒，没什么经验，先跟着学手艺，以后会涨工资的。”

“不行，不管是学徒还是正式工，只要签了合同，就得按最低工资来。” 工作人员摇了摇头，又指着另一条：“还有，试用结束之后，必须跟他们签终身合同，不能随便辞退；要是以后想解雇，得先付 24 个月的遣散费，少一分都不行。”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直接浇灭了阿强的热情。他拿出计算器，一笔一笔地算账：门面租金每个月 120 万印尼盾，食材成本每个月大概 300 万印尼盾，水电杂费 50 万印尼盾。要是按最低工资雇两个人，每个月工资就是 600 万印尼盾，光这三项加起来就有 1070 万印尼盾。而一家小面馆，每个月的营业额撑死了也就 1500 万到 2000 万印尼盾，扣掉成本，自己不仅赚不到钱，说不定还要倒贴。

更让他害怕的是“终身合同” 和 “24 个月遣散费”。要是员工做得不好，想辞退就得付近 500 万印尼盾的遣散费，这对他来说就是一笔 “隐形债务”。“我攒这点钱不容易，要是真出点差错，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 阿强咬了咬牙，最后还是决定关掉这个还没开起来的面馆，把钱存回银行，虽然年利率只有 3%，但至少不会亏本。

那天下午，阿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阿杰和阿伟。两个年轻人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是说了句“没关系，老板”，就背着行李离开了。看着他们落寞的背影，阿强心里很不是滋味 —— 他原本想给他们一个机会，可最后却连这个机会都给不了。

这样的故事，在印尼每天都在上演。在雅加达的菜市场，卖鱼的老板娘想雇个帮工，因为最低工资和遣散费的规定，最后只能自己凌晨 3 点起床进货，晚上 10 点才收摊；在郊区的小工厂，老板想扩大生产，可一算雇人的成本，最后还是决定买台二手机器，让老员工加班加点；在街边的小吃摊，摊主想多招个学徒，可怕违反劳动法，只能让自己的孩子跟着帮忙，连学都没法上。

很多人以为，“保护工人” 的法律能让穷人过得更好，可实际上，当 “保护” 的成本高到老板们雇不起人时，穷人连进门的机会都没有了。就像阿杰和阿伟，他们原本可以在面馆学手艺、赚工资，可最后只能回到街头，继续在温饱线上挣扎。

02 最低工资：不是 “地板”，是困住穷人的 “天花板”

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就像大米的价格由供需决定一样，劳动力的价格也该由市场说了算。如果政府用行政命令强行抬高工资，那么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下降—— 毕竟，没有哪个老板愿意做亏本的买卖。

可这个简单的道理，在印尼的现实中却被抛到了脑后。为了“保护工人权益”，印尼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每年都在上涨。以雅加达为例，2024 年的最低工资标准是 300 万印尼盾一个月，比 2010 年翻了一倍还多。可对于很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根本达不到这个 “价格”。

18 岁的丽娜是从爪哇岛农村来雅加达的，她小学毕业就辍学了，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技能，唯一能做的就是帮人打扫卫生、照顾老人。她一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只要每个月能有 150 万印尼盾，管吃住，她就很满足了 —— 这笔钱在农村够家里买好几个月的口粮，也能给生病的妈妈买点药。

可她跑了十几家家政公司，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我们雇人得按最低工资来，你没经验，我们没法雇你。” 有几家雇主其实愿意给她 180 万印尼盾，可一听要按最低工资签合同，还要付遣散费，最后都打了退堂鼓。

丽娜没办法，只能去做“黑工”—— 在街边等着雇主找上门，帮人搬东西、打扫房子，每天能赚 5 万到 8 万印尼盾（约合 23 到 37 元人民币），但没有任何保障，遇到下雨天就没活干，要是不小心受伤了，只能自己扛着。有一次她帮人搬家具，不小心摔了一跤，腿肿了好几天，不仅没拿到工资，还花了自己攒的钱去看病。

像丽娜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印尼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 年印尼 15 到 24 岁的青年失业率高达 20%，也就是说，每 5 个年轻人里就有 1 个没工作。而在这些失业的年轻人中，大部分都是像丽娜一样，没什么技能、没什么经验的底层劳动者 —— 他们的劳动力价值原本就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可政府强行把工资抬到他们够不到的高度，结果就是企业不雇他们，他们只能被迫进入非正式市场，做黑工、贩毒、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有人说，最低工资是保护工人的“地板”，能防止老板压榨员工。可实际上，对于那些最穷、最没竞争力的人来说，最低工资不是 “地板”，而是 “天花板”—— 它把这些人永远封死在劳动力市场的大门之外，让他们连靠自己努力赚钱的机会都没有。

印尼经济学家苏西洛做过一个调研，他发现，在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最快的地区，青年失业率也最高。“很多企业不是不想雇人，而是雇不起，不敢雇。” 苏西洛在报告里写道：“一个小餐馆，原本能雇 3 个服务员，最低工资上涨后，只能雇 2 个，剩下的 1 个服务员就要加班加点，而那些没被雇上的年轻人，就只能失业。”

更糟糕的是，最低工资还推高了物价。因为企业要支付更高的工资，就会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面馆的汤面涨价了，超市的日用品涨价了，菜市场的蔬菜也涨价了。对于那些有工作的人来说，工资上涨或许能抵消物价上涨，可对于失业的年轻人来说，物价上涨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更难了 —— 原本一天能买两顿饭的钱，现在只能买一顿半。

03 解雇成本：企业不敢雇人，年轻人找不到活

如果说最低工资是把年轻人挡在就业大门外的“门槛”，那么高昂的解雇成本，就是让企业不敢开门的 “枷锁”。在印尼，解雇一个员工的成本有多高？很多老板都说：“比买一台机器还贵。”

45 岁的哈桑在雅加达开了一家小型服装加工厂，有 20 多个员工。去年，他想雇一个年轻的裁缝学徒，教他做衣服，可一想到解雇流程，他就打了退堂鼓。“不是我不想给年轻人机会，是真的不敢。” 哈桑苦笑着说：“在印尼解雇员工，得先跟工会谈判，要是谈不拢，就要上劳动法庭，整个流程下来平均要 18 个月，而且老板的败诉率高达 70%。一旦败诉，就要付 18 到 24 个月的工资作为赔偿，这对我这个小厂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

哈桑曾经有过一次解雇员工的经历。前几年，他雇了一个工人，可这个工人总是偷懒，还经常迟到早退，影响了整个车间的进度。哈桑想解雇他，可工会不同意，说要给工人“改正的机会”。哈桑没办法，只能继续留着他，可这个工人不仅没改正，还煽动其他员工偷懒。最后哈桑只能申请劳动仲裁，花了 16 个月的时间，败诉了两次，最后还是付了 20 个月的工资，才把这个工人解雇。“那笔钱够我买两台新的缝纫机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随便雇人了。”

现在，哈桑的工厂里，老员工都在加班加点，每天要工作 10 个小时以上，可他宁愿让老员工加班，也不愿意雇新人。“雇新人风险太大了，要是不合适，想辞都辞不掉，还不如让老员工多干点，多给点加班费，至少不用担心赔偿的问题。”

像哈桑这样的老板不在少数。印尼工业协会的调研显示，有 68% 的中小企业老板表示，因为高昂的解雇成本，他们不会轻易扩大雇佣规模；有 45% 的老板表示，他们更愿意购买机器替代人工，哪怕机器的成本更高。

外资企业更是对印尼的劳动法规避之不及。几年前，有一家中国的电子厂想在印尼投资建厂，可了解到当地的解雇政策后，最后还是把工厂建在了越南。“在越南，解雇员工的赔偿最多是 6 个月工资，流程也简单，可在印尼，不仅赔偿高，流程还复杂，我们耗不起。” 这家电子厂的负责人说。

原本，印尼有机会承接全球产业链转移，吸引更多外资企业来建厂，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可因为高昂的解雇成本，很多外资企业都选择了越南、孟加拉、柬埔寨等国家—— 这些国家的劳动法规更灵活，企业的经营风险更低。

结果就是，印尼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而企业找不到合适的员工，形成了一个“双输” 的局面。22 岁的安迪学的是机械专业，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找到工作。他去过很多工厂面试，可大部分工厂都说 “暂时不招人”。“我知道很多工厂其实缺人，可他们就是不敢雇新人，怕以后辞不掉。” 安迪说：“我愿意从实习生做起，工资少一点也没关系，可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当解雇一个人的代价比买一台设备还高时，企业就不再是创造财富的组织，而是变成了“收容院”—— 他们只能守着现有的员工，不敢轻易变动，也不敢轻易扩张。而那些想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只能在 “收容院” 的门外徘徊，看不到任何希望。

04 这场 “贫穷盛宴”：谁在受益，谁在受苦？

印尼的劳动法规，号称是“保护穷人”，可实际上，它却造就了一场 “贫穷盛宴”—— 有人在这场盛宴中赚得盆满钵满，有人却在这场盛宴中失去了一切。

受害者：被抛弃的年轻人、买单的消费者、停滞的国家

最直接的受害者，是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根据印尼青年与体育事务部的数据，2024 年印尼 15 到 24 岁的青年人口约有 1.2 亿，其中失业人数高达 2400 万，失业率 20%。这 2400 万年轻人中，有很多人每天都在为吃饭发愁 —— 他们住在拥挤的棚屋里，一天只吃两顿饭，甚至一顿饭，只能靠打零工、做黑工勉强维持生计。

23 岁的法里德就是其中之一。他大学毕业后，找了半年工作都没找到，最后只能去街头卖烤玉米，每天从下午 5 点卖到凌晨 1 点，能赚 10 万到 15 万印尼盾（约合 47 到 70 元人民币）。“我每天都担心被警察抓，因为街头摆摊是违法的。” 法里德说：“我也想找一份正式的工作，有社保、有假期，可根本找不到。我爸妈还以为我在雅加达有份好工作，我都不敢跟他们说实情。”

除了年轻人，普通消费者也是受害者。因为企业要支付更高的工资和解雇成本，就会把这些成本转嫁到产品价格上。在雅加达的超市里，一瓶 500 毫升的矿泉水，价格比 5 年前涨了 30%；一斤大米，价格涨了 25%；一件普通的 T 恤，价格涨了 40%。对于收入不高的家庭来说，物价上涨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质量下降 —— 原本每个月能存一点钱，现在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35 岁的西蒂是一个家庭主妇，她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 1000 万印尼盾（约合 4700 元人民币），要养活一家四口人。“以前 1000 万印尼盾能买够一个月的菜，现在只能买 20 天的。” 西蒂说：“我只能尽量买便宜的蔬菜，肉一个月只买两次，孩子想吃水果的时候，我都舍不得买。”

最根本的受害者，是整个印尼国家。因为劳动法规的限制，印尼错过了全球产业链转移的机会，很多外资企业不愿意来印尼投资，本土企业也不敢扩大生产，导致印尼的经济增长放缓。2024 年，印尼的 GDP 增长率只有 4.5%，低于越南的 6.8%、孟加拉的 6.5%。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创造的就业岗位更少，年轻人的失业问题更难解决，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印尼经济学家拉赫曼说：“如果印尼能放宽劳动法规，吸引更多外资，让本土企业敢于扩张，那么 GDP 增长率至少能提高 1 到 2 个百分点，每年能多创造 100 万个就业岗位。可现在，我们却被‘保护工人’的口号困住了，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

受益者：工会领袖、政客、“劳动贵族”

在这场“贫穷盛宴” 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会领袖。很多工会领袖打着 “保护工人权益” 的旗号，向企业索要好处 —— 企业要想顺利解雇员工，或者避免工会闹事，就要给工会领袖 “好处费”。有些工会领袖甚至和政客勾结，用 “支持最低工资上涨”“反对劳动法规改革” 等口号换取选票，最后自己赚得盆满钵满。

印尼反腐机构曾经查处过一起案件：某工会领袖收受企业的贿赂，帮助企业规避劳动法规，短短几年就敛财超过 10 亿印尼盾（约合 47 万元人民币）。而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改善普通工人的待遇，或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政客也是受益者。为了赢得选举，很多政客都会承诺“提高最低工资”“加强劳动保护”，这些口号听起来很美好，很容易得到工人的支持。可他们根本不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也不考虑这些政策会对年轻人就业造成什么影响。一旦当选，他们就把之前的承诺抛到脑后，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 2024 年印尼总统选举中，有一位候选人承诺 “将最低工资提高到 400 万印尼盾一个月”，得到了很多工人的支持。可当选后，他却发现这个承诺根本无法实现 —— 如果真的提高最低工资，很多企业会倒闭，更多的人会失业。最后，他只能不了了之，可那些相信他的工人，却依然在贫困中挣扎。

还有一群受益者，是已经“上岸” 的 “劳动贵族”—— 他们大多在大型企业、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工作，有稳定的工作、高额的工资和完善的社保。他们不用担心失业，因为企业不敢轻易解雇他们；他们也不用担心工资低，因为最低工资标准每年都在涨。对于劳动法规的弊端，他们根本感受不到—— 毕竟，这些法规保护的是他们的既得利益。

40 岁的苏托诺在印尼一家国有企业做行政工作，每个月工资 800 万印尼盾（约合 3700 元人民币），还有社保、公积金、年终奖等福利。他每天工作 8 小时，周末双休，从来不用担心失业的问题。“我们有工会保护，企业不敢随便解雇我们，就算企业效益不好，也得优先保障我们的工资。” 苏托诺说。

对于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问题，苏托诺并不在意：“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了，不愿意从基层做起，总想一步登天。再说，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很高了，企业不雇他们，肯定是他们自己没本事。” 他不知道，那些年轻人不是不愿意从基层做起，而是连基层的机会都没有 —— 因为企业雇不起他们，也不敢雇他们。

这些“劳动贵族”，是劳动法规的直接受益者。他们享受着稳定的工作和高额的待遇，却忽视了那些被挡在就业大门外的年轻人。他们甚至会反对劳动法规改革，因为改革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 —— 比如降低解雇赔偿、灵活化合同制度，这些都会让他们的 “铁饭碗” 变得不那么稳固。

一边是 2400 万青年找不到工作，在贫困线上挣扎；一边是 “劳动贵族” 高枕无忧，反对任何可能触动他们利益的改革。这场 “贫穷盛宴”，本质上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利益掠夺 —— 用 “保护工人” 的口号，掩盖了既得利益者对年轻人就业机会的剥夺。

05 历史的答案：印尼曾靠 “松绑” 实现腾飞

很多人以为，印尼的贫穷是天生的，是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决定的。可实际上，印尼曾经靠一场彻底的“松绑”，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让数千万人摆脱了贫困。

1966 年，印尼正处于赤贫状态 —— 贫困率高达 60%，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工业基础薄弱，大部分产品都依赖进口；外资撤离，经济几乎陷入停滞。就在这个时候，苏哈托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核心就是 “砍掉管制，让市场说话”。

首先，政府砍掉了 3000 多条不合理的管制政策。以前，农民卖橡胶要经过政府审批，价格由政府规定；商人开工厂要跑十几个部门，盖几十个章；外资进入要面临层层限制。改革后，农民可以自由卖橡胶，价格由市场决定；商人开工厂只需要简单的登记，流程大大简化；外资可以自由进入印尼，享受和本土企业一样的待遇。

其次，政府放开了劳动力市场。以前，政府对工资、合同期限、解雇制度都有严格的规定，企业雇人、辞人都要经过政府批准。改革后，政府不再干预工资定价，老板和工人可以自由协商工资；合同期限变得灵活，企业可以根据生产需要签订短期合同；解雇制度也简化了，企业只要提前通知，支付合理的赔偿，就可以解雇员工。

最后，政府大力扶持中小企业。以前，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贷款，也很难进入市场。改革后，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减免税收，还建立了专门的市场平台，帮助中小企业销售产品。

这些改革措施，让印尼的经济焕发了活力。从 1966 年到 1996 年，印尼的 GDP 年均增长率高达 7%，成为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贫困率从 60% 降到了 9%，数千万人摆脱了贫困；工业产值翻了十几倍，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外资大量涌入，创造了数百万的就业岗位，很多年轻人都找到了稳定的工作。

当时，雅加达的街头充满了活力—— 到处都是新开的商店、工厂，年轻人穿着整齐的工作服，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工厂里做工，在商店里卖货，靠着自己的努力，一点点改善生活。有人攒了钱，开了自己的小店；有人学了手艺，成了技术工人；有人甚至自己创业，做成了大老板。

那段历史证明，印尼不是天生贫穷，也不是年轻人天生懒惰—— 只要给市场松绑，给企业自由，给年轻人机会，印尼就能实现经济腾飞，年轻人就能找到工作，摆脱贫困。

可遗憾的是，后来印尼又走了回头路。为了迎合部分群体的诉求，政府不断加强劳动管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解雇成本。这些政策看似是“保护工人”，实则是把印尼拉回了贫困的泥潭 —— 企业不敢雇人，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经济增长放缓，贫困率又开始上升。

现在，印尼需要做的，就是回到历史的正确轨道上—— 再次砍掉不合理的管制，放开劳动力市场，让市场重新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角。只有这样，才能让印尼的经济重新焕发活力，让年轻人重新看到希望。

06 改革的路径：拆掉枷锁，让市场说话

要解决印尼的就业问题，让年轻人摆脱贫困，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 拆掉套在企业和工人身上的枷锁，让市场自由运转。

第一，冻结并逐年下调最低工资，把定价权还给市场

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超出了很多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也超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劳动力价值。政府应该先冻结最低工资标准，不再逐年上涨；然后根据市场情况，逐年下调最低工资，直到它与大多数年轻人的劳动力价值相匹配。

同时，政府应该把工资定价权还给企业和工人—— 老板可以根据员工的技能、经验、工作表现来决定工资，工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谈判工资。对于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企业可以设定更低的起薪，让他们先获得工作经验，等能力提升后再涨工资。

有人担心，这样会导致老板压榨工人，工资越来越低。可实际上，市场会自动调节工资水平—— 如果一个地区的工资太低，工人就会流向其他地区或其他行业，老板为了留住工人，就会主动提高工资。而且，政府可以通过完善社保、提供职业培训等方式，保障工人的基本权益，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强行抬高工资。

第二，废除“终身合同”，改为灵活的 “固定期限 + 自由续约” 制度

“终身合同” 让企业不敢雇人，也让工人失去了奋斗的动力。政府应该废除 “终身合同”，允许企业和工人签订固定期限合同 —— 比如 1 年、2 年、3 年，合同到期后，双方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续约。

对于表现优秀的员工，企业可以优先续约，甚至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对于表现不好的员工，企业可以在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不需要支付高额的遣散费。这样既能让企业放心雇人，也能激励工人努力工作，提升自己的能力。

同时，政府应该规定，固定期限合同的期限不能太短（比如不能少于 3 个月），避免企业频繁更换员工，损害工人的权益。对于连续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合同的员工，企业应该优先与他们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保障工人的就业稳定。

第三，把解雇权还给老板，给企业松绑

现在的解雇赔偿标准（18-24 个月工资）太高，让企业不敢轻易解雇不合适的员工。企业只要有合理的理由（比如员工表现不好、企业效益不佳），提前 30 天通知员工，就可以解雇员工，不需要经过工会谈判和劳动法庭审批。

这样既能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让企业敢于雇人。只要企业多起来，被解雇者就能很快找到工作，不存在失业无法就业的情况。

第四，关停冗余劳动法庭，劳资纠纷一律走民事仲裁，30 天内结案

现在的劳动法庭流程复杂、耗时过长，很多劳资纠纷要拖 18 个月才能结案，不仅浪费了企业和工人的时间和精力，也增加了社会成本。政府应该关停冗余的劳动法庭，把劳资纠纷纳入民事仲裁体系 —— 由专业的仲裁机构来处理劳资纠纷，要求在 30 天内结案。

仲裁机构的成员应该包括企业代表、工人代表和法律专家，确保仲裁结果的公平公正。对于仲裁结果不服的，双方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法院的审理期限也应该控制在 3 个月以内，避免纠纷长期拖延。

这些改革措施，看似是“削弱” 了对工人的保护，实则是在为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保障工人的长远利益。因为只有企业敢雇人，工人才能有工作；只有工人有工作，才能获得收入，改善生活；只有工人的收入提高了，才能带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形成一个 “良性循环”。

07 写在最后：别让 “保护” 成为贫穷的帮凶

雅加达的街头，“禁止外包工” 的抗议标语还在风中飘荡，年轻人的呐喊声还在耳边回响。他们不是懒，不是笨，也不是不想工作 —— 他们只是被一部 “圣母” 法律堵住了所有上升通道，看不到任何希望。

贫穷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的贫穷。当一个年轻人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住在 30 平米的棚屋里，找了无数份工作都被拒绝时，他会觉得自己被这个社会抛弃了，会对未来失去信心。而当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时，社会就会变得不稳定，街头就会出现火光冲天的抗议。

印尼的问题，不是年轻人的问题，也不是企业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一部看似“保护穷人” 的《劳动法》，却成了贫穷的帮凶 —— 它把企业绑住了手脚，让企业不敢雇人；它把年轻人挡在门外，让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它让少数 “劳动贵族” 受益，却让多数人陷入贫困。

外包工不过是劳动力市场为应对劳动法的管制而产生的应对。只有改革《劳动法》，才能消除外包工，而不是禁止外包工。这十几年我们国家的外包工也在上升。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其中的逻辑，那么我们再过十几年也会陷入印尼的困境。

要解决印尼的问题，就必须打破这种制度的枷锁。政府不能再用“保护工人” 的口号来迎合既得利益者，而应该真正为年轻人着想，为企业着想，为整个国家的未来着想。要把自由还给市场，让老板敢开店，让工人敢找工作，让工资由双方协商决定；要把尊严还给劳动者，让他们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收入，靠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

印尼曾经靠“松绑” 实现过腾飞，现在，它需要再来一次这样的 “松绑”。这一次，松绑的不是某个行业，某个领域，而是整个劳动力市场；这一次，受益的不是少数人，而是数千万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未来。

别让“保护” 成为贫穷的帮凶。印尼需要的不是街头的口号，不是官僚的盖章，而是一场真正的改革 —— 一场让市场自由运转，让年轻人有机会奋斗，让国家重新腾飞的改革。

只有这样，雅加达的街头才不会再出现火光冲天的抗议；只有这样，那些 20 岁上下的年轻人才能吃上热饭，住上安稳的房子；只有这样，印尼才能真正富起来，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国家。